百年詠史
江浩
七律 [46]四清運動
前後十條掀惡浪(1) 貴人干政揭新章(2)
亟磨利齒充鷹犬(3) 銜命殺雞臨鑊湯
總是兆民皆菜色(4) 需教九闕炫刀光
桃園經驗著誰手 燒甕夫妻悔斷腸(5)
註(1)十條與前十條相銜接，主要是對前十條中「團結95%以上的幹部，群眾」做了許多政策規定。最主要的是強調「運動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工作隊不應包辦替代。其次文件強調：第一：必須分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界限，並且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第二：必須團結中農，正確對待上中農。 第三：正確對待，富，反，壞分子問題。第四，正確對待地主，富農子女。為了達到這些要求文件提出了許多政策界限。另外後十條還提出要結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整頓農村黨的基層組織。」
然而後十條的效果並不理想。湖北省第一批試點鋪開前後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試點開始後，僅襄陽在25天內就死了74人。後來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妻王光美帶工作隊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搞試點。工作隊再次替代基層群眾，說犯有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在上面大體有根子單單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應該切實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後來將其總結出的經驗即桃園經驗進行推廣。
註(2)王光美在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僅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劉少奇一同創立的河北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又稱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一九六四年九月）。如果我們今天再閱讀一下王光美在全國大力推廣宣傳的“桃園經驗”，便會驚訝地發現：它們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種形式的預演，至少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難得的經驗。而劉少奇的悲劇在於：這些他創立的經驗，卻都最終成了毛澤東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桃園經驗”在中共的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極壞的範例，使毛澤東隨後啟用江青作為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采取“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的方式，主張另組“階級隊伍”，進行“奪權鬥爭”，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進而“奪權鬥爭”的思路。
註(3)劉王合創的“桃園經驗”中，逼、供、信和残酷的體罰現象比比皆是。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榜。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後，這些在劉、王直接指導下搞出來的“經驗”，全部在復查後作為冤、錯、假案平反，可見當時的逼、供、信之風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學生到桃園調查這個“四清”樣榜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头、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幹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凍著。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幹部……王光美住的四隊武鬥最凶。在鬥爭四隊隊長趙彦臣時，王光美到場見到趙彥臣正被罰跪，就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持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體罰之風，越演越烈。”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燕飛”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鬥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它很可能就發源於“桃園經驗”！據海外新聞單位的不完全的統計，在劉、王直接指導的“四清”中，共逼死幹部群眾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鄉共整了五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人。這些“四清”成績，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後復查中被證明了大多數是冤、錯、假案。
註(4）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在國家主席劉少奇講話時插話指出：「我國出不出修正主義，兩種可能，一種是可能，一種是不可能，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菸，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
好不容易熬過大飢荒，毛就怕百姓填飽了肚子要不安份，又要折騰一番了。
註(5)參看「請君入甕」。
七律 百年詠史[47］文化大革命(1)
太祖登高呼大同(2) 愚氓如醉共癲瘋
斯文盡喪無顏面(3) 要武全成不世功(4)
未泯天良淪煉獄 景從夏桀位尊崇(5)
三千六百神州夜(6) 惟見妖魔喜唱紅(7)
註(1)文化大革命，全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始於1966年的一場政治運動，由以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統治階級，自上而下動員成千上萬紅衛兵在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的階級鬥爭。在此期間普及的批鬥、抄家、告密等文化，使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與人倫道德遭受嚴重衝擊，亦有數不清文物慘遭蹂躪。國家主席劉少奇、原國防部長彭德懷、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等領導人被迫害致死，前領導人鄧小平等亦在此時被下放。
文革最終遭到官方公開否定，而被稱為「十年動亂」、「十年浩劫」。
一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於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台，是毛澤東三面紅旗的挫敗後、在反蘇修等口號下，以革命名義攻擊當政的溫和派並試圖重回黨權力核心的嘗試，並在日後一兩年達到高潮。雖然此後的未預期的社會重大破壞、運動失控與領導層的歧見，導致在1969年時毛澤東草草宣布文革結束，但史學界一般認為僅是降溫措施，其極左路線並未有檢討改變。因而文化大革命期間大約可以分作三部分看：前兩年發動的瘋狂政治運動時期、1970年左右民間社會革命降溫、內部鬥爭加劇的林毛分裂期，後期左傾當權派打擊異議分子的反革命時期。各時期的的重要事件，包括：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破四舊、一月風暴、武鬥、七二零事件、文攻武衛、革命委員會、上山下鄉運動、中共九大、五七一工程紀要、九一三事件、中美建交（中華民國方面稱為中美斷交）、批林批孔運動、中共十大等，文革應正式結束於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以及10月6日中南海粉碎四人幫，主事的四人幫失勢遭到逮捕，持續時間長達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結果也顯示出毛澤東低劣的治國能力。
官方對文革的錯誤定性為「由領導錯誤發動，並被有心集團利用的災難」，部分切合事實、忽略與推卸責任、定性過度單一並禁止民間對文革的深入調查，使得文化大革命在中國作為一個話題仍然具有極大的爭議性。由於文化大革命的遺毒因政治原因無法徹底清除甚至得到保留，所以至今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包括語言暴力都源於其影響。
註(2)1967年8月5日，《人民日報》正式全文發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氏的這份大字報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等「某些領導同志」，提出中共中央存在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註(3)據中共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的數字顯示：僅在毛澤東1966年發動的「文革」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而專家根據中國縣誌記載的統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773萬人。除了被打死的人之外，文革開始時，中國出現了自殺高潮，許多知識分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贊、吳晗、儲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絕路的。名單太長，不能盡錄。
註(4)中共高官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獲毛在天安門上接見，毛問其名字，對彬彬之名不满意道：“要武嘛。”宋彬彬遂改名宋要武，紅衛兵心領神會，打人之風愈演愈烈，紅色恐佈席捲全國，為毛奪權立下汗馬功勞。要武於此處泛指紅衛兵。
註(5)那些緊跟毛作惡的人如王洪文丶張春橋、姚文元及各地造反派領袖無不在文革中飛黃騰達。
註(6)文革自66始至76年毛駕崩，前後延續十年之久。
註(7)文革時所有的歌曲都是贊頌毛澤東一人，連黨都被晾在一邊。文革期間，我多次在半夜被狼嚎鬼叫般的高音喇叭驚醒，都是先播放一曲頌毛歌曲，爾後播音員便會以高八度的嗓音宣讀毛的“最新最高指示。”
文革爆發時，姐姐在北大上學，她很快就成了老佛爺(聶元梓)新北大公社的鐵桿成員。我在附中唸初中，兩校相距不遠，不用上課了，幾乎天天往北大跑，幫著油印告什麼什麼書，幫著抄寫一些反擊對立面「井岡山」的大字報，周培源和牛輝林著實被我筆伐了若干次，倒也忙了一陣子，但沒過多久便興趣索然了。
文革前不久，我剛滿十五歲，依照我們家鄉的習俗，男孩子到了十五歲就算成年人，母親買了部Canon135相機做禮物(姐姐在我之前有部海鷗120，不到半年就壞了，三天兩頭拿去修理)，我又到委托商店買了部舊基輔相機拆下鏡頭自制了部放大機，在家裏冲曬相片，那幾年拍攝了不下上千張相片，記錄了不少文革中的場景，比雷鋒叔叔還多些，出國時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只挑了百來張，凡是背景有太多大字報或是那些黑幫挨批鬥的相片都沒敢帶出國，現在想起來覺得挺可惜的。
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中華民族的一場浩劫，在那幾年裏，我目睹了一些人被活活打死，看到一些被逼得走投無路的人自尋死路，掛在樹上的，漂在水裏的，都見過。光是我校打死的牛鬼蛇神就有好幾個。一次在高中教學樓批鬥一個「歷史反革命」，批鬥完押著他走到樓梯準備下樓，不知是誰踹了他一腳，從樓梯翻滾下去，一群人蜂擁而上，一直把他踢到樓下，已經只剩下半條命了。第一次看到一群人暴打一個“歷史反革命”，真如水滸傳中的李逵看到他娘被大蟲吃了，「渾身的肉都跳」，我在那時確是如此，那應該是人在受到極度的驚嚇和刺激所產生的生理反應。
我校的红衛兵把一群打得遍体鱗傷的「階級敵人」關在教學樓的辦公室裏，窗户上横七竪八地钉上許多粗大的木條，從那附近走過，不分日夜都能聽到哀嚎聲，呻吟聲，偶爾還有些不死心的人拼足力氣在呼冤，從那裏經過，便如在地獄邊緣走一遭。
我校校長，後來貴為人大副委員長的彭佩雲也被剪了個陰陽頭，在挨批鬥的隊伍中作為領頭羊，左手拎著個破臉盆，右手拿根木棍邊敲邊宣判自己死刑，我多次看到她拿著掃把打掃校園，一臉木然，她倒沒去自殺，活下來了。
我没參加過抄家，也沒打過人，不忍心，那些老師對我都極好，即使有些不認識的，也跟我無冤無仇，我到現在還是不明白那些同學如何下得如此狠手。北大附中最新成立的紅衛兵組織叫「紅旗」，清一色幹部子弟，氣焰極囂囂張，抄家打人無所不為，屬於海糾(海澱區糾察隊)，海糾和西糾一樣當時都是中央文革最兇殘的黨衛隊打手，我校的彭小蒙和宮小吉就是其中最兇狠出名的，套用一句話「端的醫得海澱小兒夜間不敢啼哭」。我是歸僑學生，不紅不黑，我還自稱是革命華僑——萬里迢迢回來參加革命，難道不是革命華僑？班上有十來個是紅旗成員，在文革前我和他們的關係都很不錯，經常和他們一起分享在友誼商店買回來的花生瓜子糖菓和蛋糕，他們也跟我借過幾回相機，連膠卷都是我白送的，吃人嘴軟，拿人手短，千古不易。另外有兩員兇狠的女將，打人毫不手軟，但是這兩位應該是情竇初開，早就對我芳心暗許，我有幾次無意中看見她們看著我發呆，連我的眼睛看著她們都渾然不覺，我的作文寫得好，常被老師叫上去朗讀，這兩位女將以前也曾找我幫著修改她們的作文，所以沒有人來難為我，只是態度冷淡了些。過了幾個月，他們當中有些人的父母也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組和江阿姨成了仇人，我們的關係又熱絡起來。我做過的惟一令我至今愧疚的事，就是在批鬥班主仼吳老師的批鬥會上唸了一篇批判他的文章，我本可以不去參加那場批鬥會，但是我不但參加了，還寫了一篇文章當眾羞辱他，實在是不可原諒，希望老師在天堂能看到這遲來的懺悔。
後來我校又成立了個「井岡山」，和「紅旗」對著幹，這個組織的成員家庭一般，知識份子和工人的孩子為主，我也被他們拉了進去，弄了個紅袖章狐假虎威戴著去串聯，串聯回來後，過了两年逍遥的日子，什么天派地派，四三四四都與我無關。和幾個臭味相投的同學混在一起，冬天去溜冰，夏天幾乎每天都去颐和園划船游泳，晚上就打百分，拱豬，誰輸了便得去附近的公社菓園偷些時令鮮菓回來共產共產，那時我們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把偷公家的東西視為理所當然，比現在那些貪官還要理直气壯，當然，要是偷私人的東西是要被人看不起的，這種觀念不知是如何形成的，但那時確是普遍如此。
文革爆發不久與同學合影於北大西校門，沒過幾天毛又為北大題了「新北大」三個字，聶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如獲至寶，製成牌匾，換下毛原題的「北京大學」，換牌匾那天我也在場看熱鬧，那塊「新北大」也掛了很多年。不知道為什麼，在網上竟然找不到一幅「新北大」的照片。
七律 百年詠史[48]紅衛兵 (1)
懵懂狂童登賊船 (2) 東窗燭影賦新篇 (3)
上皇扯線操傀儡 (4) 功狗投鍋贖罪愆 (5)
空擲青春書穢史 枉將桀日捧雲天 (6)
拳民奉旨煎萁豆 ( 7) 釜底冤魂萬萬千
註(1)紅衛兵，是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對部份特殊人群的一種稱呼，其成員大部份是由大學及中學學生所組成。紅衛兵指的不是國家軍隊，其組成也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只是一種帶有狂熱政治思想的學生組織，其意識形態主要偏向中國共產黨所信仰的共產主義思想。在文革期間對中國社會、政府和經濟構成極嚴重的打擊，一些傳統歷史文物、遺跡、名人的墳墓、和文獻皆遭毀滅性的破壞。
紅衛兵在領取毛澤東的旨意後，奔赴全國各地。他們忠心不貳，對毛澤東的崇拜
狂熱到超乎宗教信仰的境界。毛澤東組織團隊（後稱四人幫）進行立體全面的行銷整合，從整體推廣策略到各類的宣傳形式，如大字報、紅色宣傳畫、具有宗教特色的忠字舞、日常生活語言中每句必有的宣誓口號等，利用各種傳媒載體通過從政治、經濟、哲學、文學、教育和文藝等多方面對民眾進行思想滲透。在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前，做足了充分的準備工作，使得此次政治活動能在發動後極短的時間內達到高潮，並長久持續。在中國近代歷史研究上，史學家往往將紅衛兵分為廣義與狹義的兩種定義。廣義的紅衛兵泛指將自己繫上紅色袖標的各種民間團體，包括工人、農民、軍事院校的學員和機關、文藝團體的從業者等，狹義的紅衛兵則是指大學和中學裏青年學生所自發組成學生團體。紅衛兵是通稱，每個學校裏都有幾支或十幾支分別取不同名稱的紅衛兵組織，如「全無敵」戰鬥隊、「叢中笑」戰鬥隊等，名稱多來自毛澤東詩詞或當地當時的重大事件之日期。許多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因觀點一致而聯合，又稱兵團。紅衛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資產階級保皇派」，「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報、大批鬥、「破四舊、立四新」、「抄家」等，而「打砸搶」的行為時有發生。他們的造反行動衝垮了各級黨政機關現成的運行體系，成為毛澤東進行文化大革命、達成其政治目標的工具之一。
紅衛兵的典型着裝是頭戴綠軍帽、身着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
手握紅寶書(即毛語錄，在中國文革等混亂時期，毛語錄的"神聖"堪比宗教聖物)。
註(2)在人數上，中學生組成的紅衛兵要比大學生紅衛兵要多許多，年齡大致從十三、四歲到十七、八歲，因為少不更事，所以成為打、砸、搶的主力，各校被打致死的教師多在中學。
註(3)指秦檜陷害岳飛與宋太宗趙光義事。
註(4)紅衛兵從表面看似乎是自發性的組織，實際上卻離不開毛江的操縱和支持，待剪除劉的翼羽，毛澤東便說：“對紅衛兵要進行再教育，加强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红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犯錯誤的時候了……”紅衛兵是毛澤東產下怪胎，它一出世就無法無天，幹盡壞事。那時毛澤東（還有林彪）拍手称快，極口誇奬了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使孩子們忘乎所以地大肆迫害“走資派”、“横掃一切牛鬼蛇神”，只隔了一年多的時間，毛便變了調，何也，红衛兵已經失去利用價值，最大的走資派已經揪出和打倒。“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此其時也！
註(5)文革中遭迫害慘死的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及一大批中共幹部，在我看來都是罪有應得，中共的整肅運動不自文革始，在此之前的歷次運動中他們都是幫凶，是這部絞肉機的組成部分，死在他們手下的冤魂數不勝數，當他們整人殺人時，難道沒有想到有一天可能也會輪到自己？
註(6)林彪說：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可惜紅衛兵小將們無班、馬、李、杜之才，要不然，指不定毛還要被捧到多高。
註(7)紅衛兵的愚昧、狂熱和反文明的野蠻和義和團一般無二。
戴紅袖章也就是文革剛開始時流行了幾個月，去串聯也普遍戴著表明身分，後來就沒什麼人戴了，改在左胸上別枚像章，這張照片應該是六七年初拍攝的，後來的像章越做越大，我曾收集了很多，有幾枚只比飯碗略小。
七律 百年詠史[49]大串聯 (1)
妖火升騰燎九州 奔波萬里鬥同仇 (2)
無知童子執牛耳 (3) 跋扈當權低狗頭 (4)
翦翼逼宮勞小將 (5) 攀龍附鳳半封侯 (6)
長安面聖人潮湧 (7) 遊刃躊躇笑解劉 (8)
註(1)1966年,中央文革表態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經驗，也支持北京學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後，全國性的大串聯活動迅速發展起来。
大约六七月間，全國已出現“串聯”的師生。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革造反經”和接受毛主席接見的師生，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風點火幫助“破四舊”的師生，有紅衛兵、“紅外圍”和一般學生，以大中學生為止，也有個别小學生跟着哥哥姐姐走的。
毛澤東分别于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8次接见了紅衛兵，受接見的来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青年師生大约1300多萬人。當時串聯的師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飯住宿全部免費，成為“文化大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風景。
註(2)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全國各地的學生南來北往，到外地交流“革命經驗”或是遊山玩水，很多人走了何止萬里？
註(3)各校學生都進行了奪權行動，校領導靠邊站的靠邊站，挨鬥的挨鬥。
註(4)各校各單位的“第一把手”即最高領導絕大部分都被打倒，在批斗大會上低下他們的“狗頭”(紅衛兵語)，那時各處大字報大標語也有很多寫著“砸爛XXX的狗頭”。
註(5)毛先清理外圍，孤立劉少奇的戰略奏效，由中央文革小組有意地洩露劉的追隨者的名單給紅衛兵，讓他們去造反奪權，殺那些“資產階級司令部”爪牙的威風。
註(6)那些緊跟中央文革小組的造反派組織的領袖，着實風光過一些日子，如王洪文，甚至官拜共產黨中央副主席。
註(7)毛在天安門前的長安街八次接見外地紅衛兵，總數達1300多萬。
註(8)那時劉大勢已去，束手待斃。
早在文革前，毛已經对劉恨之入骨，但是劉羽翼已豐，如照黨章召開中全會，毛恐怕會鎩羽而歸，討不到任何便宜。但是毛確是个邪惡的天才，發動紅衛兵先把劉的爪牙一一拔掉，并經中央文革示意红衛兵四處放火奪權，把劉架空，將劉的追隨者搞臭，大串聯就是在此背景下轟轟烈烈地展开了。
我也和幾個同學流竄了近半個中國，但卻從不去看大字報，也從未去煽風點火，只是到處遊山逛水，名勝古蹟看个飽，那時雖然全國各地都是五湖四海到處流竄的小將，但大多數確是響應毛的號召四處砸狗头、揪黑手，名勝古蹟的遊人屈指可數。
在廣州，我們驚喜地發現在茶樓飲早茶吃點心是先食用後由服務員數盤子算賬，幾個壞小子便大快朶頤，乘人不備把盤子塞進袴包裡，每次用餐大概都只付出三分之一的錢，这種伎倆用了許多次，有些服務員可能也看穿了我們的把戲，卻是睁隻眼閉隻眼，畢竟那時到外地打砸搶最兇的都是京城的小將，他們惹不起，況且生意也都是國營的，盈虧與他們無關，劉文學可不是那麼好當的。
雖說擠臭哄哄的火車是免費的，住宿也由各城市的聯絡處安排，但下館子總得花錢，我带的錢倒是挺充足的，但一些家庭環境一般的同學盤纏用盡又該如何？沒關係，借！各院校都有一處辦理小將借錢的地方，凭學生證最多可借20元，當然這債是要還的，參加工作後從工資裏扣。當時各校領導都被奪了權，鋼印都在小將手中，我們年級有一詭計多端的同學，另做了一本學生證，相片是真的，班级是假的，姓名是子虛烏有的，凭此利器他借了好幾百元，着實發了筆横财，讓許多智不及此的同學羨慕不已。
一伙人流竄到了南寧，幾個不知死活的同學想去越南參加抗美援越的戰鬥，離邊境還老遠就被攔截下來，衹在南寧買了頂越式塑膠涼帽打算回京狐假虎威，假裝去過越南。串聯後回趟老家看望姑媽和叔叔舅舅，在廣州的長途汽車站買了一張開往揭陽的車票，被幾個汕頭的紅衛兵盯上了，我買票時說的是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那時還不會粵語)，怎麼可能到揭陽這種鳥不下蛋之地串聯？那裡又沒什麼名勝古蹟，也沒有值得揪鬥的走資派，況且我又是孤身一人，他們幾個視我為逃亡的反革命或是黑五類，成包抄的架勢走了過來，用彆腳的普通話問我為什麼要去揭陽？我用標準的揭陽話答覆他們：「我在北京上學，回家鄉探親犯了那條法？要不要一塊去公安局？」這幾位一聽被嚇住了，十幾歲的潮州人能在北京居住上學的人，真如鳳毛麟角，惹不起，便悻悻而去。
在家鄉戴上越式凉帽，背着相機跑到縣城裏拍照，被一伙警惕性極高的民兵懷疑是美蔣特務，跟蹤了一整天，我卻懵然不知。第二天一個公社幹部找上門來，委婉地勸我以後莫背着相機亂跑，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我才知道昨日讓人緊張了一天。那些民兵也是不長眼，銀幕上的特務都是獐头鼠目，猥瑣不堪，有我這麼帥的美蔣特務麼？再說了，就算是特務也是越南特務，跟美蔣扯不上關係，由此倒也可見，朝阳區群眾確有悠久的歷史。
回到北京，這頂越式涼帽成了炙手可熱的稀罕物，有幾個同學都借去戴過，很是拉風，現在開輛法拉利上街應該都沒這麼NB，一次在朝外市場買黃瓜准備吃炸醬麵時當配菜，聽到身後有個女孩說：這個越南人長得真高！我轉過頭去問道：怎麼啦，越南人就不許長得高？兩個女孩嚇了一大跳，真的是嚇了一跳，身體都震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