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中国》
秦林山
二十世纪中期，西方哲学出现了一个新的转向，那就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挑战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语言分析哲学。反对主体性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中的支配地位。近代哲学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传统的哲学家都是把主体的人当作其理论的出发点，存在主义只是更把主体的人推致极端，而在语言哲学中，人的主体“我”被消灭了，他们关注的是“无主体的思想”。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可以说是把语言学中的结构方法当作学术研究中的普遍方法，把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模式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模式。结构主义的思想先驱索绪尔就是第一个把语言结构理论运用到结构主义的原始模式中的，美国的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区别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观点也对结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的斯特劳斯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去研究社会学，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由此结构主义成为风行一时的哲学。
但是结构主义对结构和系统的强调又使结构主义有恢复到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体系的味道，没有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于是福柯和德里达努力克服这种矛盾，因为他们既反对主体性形而上学，也要消除结构主义僵化的概念结构和理论。他们不仅要超越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更要求超越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近代哲学的二元对立，他们的学说因此又被称为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是对结构本身的不认同，认为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在德里达看来，西方哲学的历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定为“在场”，用海德格尔的概念，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logos）。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的。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而德里达及其他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正好是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简言之，解构主义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当然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还包括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个人意识上的秩序等一切秩序。反正是打破旧的一切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
为了反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乃至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解构主义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换言之，它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哪怕这种自由仅仅是一曲“带着镣铐的舞蹈”，它天生带有一种叛逆的品格。但是解构主义似乎又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用德里达的话说，解构主义并非一种在场，而是一种迹踪，它难以限定，无形无踪，却又无时无处不在。换言之，解构主义一旦被定义，或被确定为是什么，它本身随之就会被解构掉。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分别是开放性和无终止性。解构一句话、一个命题、或一种传统信念，就是通过对其中修辞方法的分析，来破坏它所声称的哲学基础。
但是解构决不是简单的否定，德里达指出，解构主义并不是要取代结构主义或者形而上传统，也取得不了。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是不会被完全消除的，凡是自称克服了形而上学的人必然会重新陷入形而上学的巢臼中。因此，对待解构主义的最好态度不是把它当作教条，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反观传统和人类文明的意识。解构主义反对权威，反对对理性的崇拜，反对二元对抗的狭隘思维。认为既然差异无处不在，就应该以多元的开放心态去容纳。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解构主义也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砸烂一切的理论。恰恰相反，解构主义相信传统是无法砸烂的，后人应该不断地用新的眼光去解读。而且，即使承认世界上没有真理，也并不妨碍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阐释确定自己的理想。
福柯则反对启蒙运动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所谓的主体和知识都是它构造出来的产物而已。他对这种控制的形式做了深刻的研究，他的后结构主义旨在对我们的历史时代进行批评，即质疑和揭示理性、知识、社会制度和主体性的现代形式，这些看似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一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有权利和控制的结构。
他认为现代理性也只不过是一种强制力量的产物，是被控制和塑造成社会的主体的。古典时期，人的理性从神的束缚下被解放出来，它用知识的系统和话语实践中来区分和规范各种经验形式。例如疯狂和性等等，它们都被整合在现代知识的话语实践中被社会制度控制和管理。人类的一切行为都被整合进现代话语的实践中。理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他揭示了现代性的实质，只不过是异于前现代社会的另一个传统制度罢了。
福柯用不可沟通性、差异性和离散性来对抗现代性的理性压抑，特别是他分析出“人”是随着生命科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兴盛而诞生的。换言之，人是现代推论出来的产物，因为随着古典时期表现模式的解体，人类才第一次不仅成为求知的主体，还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对象。作为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人”这个概念才出现了，他是构成者和被构成者的混合体。
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各种新科学相继问世，使得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地位岌岌可危了，主体不再是认识和主宰对象的出发点，人只是无意识、语言和欲望的结果和产物，因而“人”随之死亡，主体的“人”因此也不能再能作为中心。
福柯把自己的立场定义为“知识考古学”来既与结构主义划清界限，又不同于诠释学的方法。
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传统的诠释学都把意义看成是文本固有的，是不以解释者的理解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东西。他们认为解释者的任务在于清除自己的偏见，完全投入到作者原有的意境中，客观地理解和把握文本的意义。而迦达默尔反对这种观点，他说，理解是解释者对生活经验的未来可能性的筹划，文本的意义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僵化的、静态地凝固在文本中的东西，而是与人的理解密不可分，不是独白而是对话，只有在相互的问答中文本才产生意义。所以任何一个文本只有当它们与人的理解相结合时才具有活生生的意义，离开了人的理解就没有真正的意义。
因此，完全的一件艺术作品， 从根本上来说是还未完成的东西，因为它还需要一个解释者。艺术作品并不是自在地存在着，而是与观众和解释者发生联系的，意义不是在那里等待发现，而是在解释者的理解中发生着。既然文本和艺术品的意义是与解释者的理解密切相连，那么可不可以说是由解释者的主观性任意决定的呢？迦达默尔说，“不”。
迦达默尔的诠释学，不是什么方法论，它是研究一切理解的基本条件，使理解成为不是由解释主体可以操纵的事件，决不是主观意识的活动。但是西方近代哲学是以主客观分离、对立为基础的，把理解的历史性当作阻碍获的真理的东西来否定。迦达默尔认为，作者可以有他不容忽视的历史特殊性，但是理解者或读者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处于一定的历史中，他的局限性也是无法消除的。我们没有理由只承认作者的历史性而否定读者的历史性。为此他认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
理解的历史性体现为成见与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他认为启蒙运动将承认权威等同于盲目服从和控制是不正确的，理解不是一个人主体的行动，而是将自己置于一个传统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和限制不断融合。传统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是传统先决定我们，因此我们只能在传统中理解。但是传统并不是像自然一样相对给定的东西，它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通过它的效果历史起作用，“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
迦达默尔反对那种对于历史的“科学客观主义”的态度。他说历史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可以不置身于其中而加以客观研究的对象，也不是历史学家重新发现或复制的东西，理解者总是以自己的成见去理解的，所以无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再说，我们理解历史实际上也已经参与了历史，所以也不存在作为客观对象的历史，历史既不是客观对象，也不是绝对精神或生命的自我表现。历史是主客体的交融和统一，它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涵盖一切过程和关系的。
其次，迦达默尔认为，理解具有语言性，而语言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它是不依游戏者的主观性为转移的。是语言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语言，游戏的真正主体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游戏包含一组参与者必须要遵守的规则和原则，游戏对它的游戏者具有权威。艺术具有同样的规范权威。读的书、戏剧和绘画其实都有对他们的权威和提出要求，因此，艺术不能被认为是梦幻和幻觉，相反艺术对它的观看者有束缚性。
艺术作品只有在被欣赏时才取得具体的存在，所以，虽然艺术作品对观看者和读者有同样的规范优先性。像游戏对游戏者所具有的那样，但是欣赏者对于艺术作品仍是本质的。游戏仅在被游戏中才取得具体的存在，那么它的具体存在就是可以改变的。的确游戏很少能一次以同样的方式被玩，虽然是同一个游戏，但是它们在每次被玩时可以说完全不同的，这也适合于艺术作品。虽是同一自我，但也经常被改变。按迦达默尔的解释，关键是事物总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的，“诠释学的根本点就是摧毁那种与认识者的立场相脱离的真理错觉”《精神科学中的真理》第一卷42页。
很显然在迦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近代哲学注重的作为主体的人又被退居次位。
拉康的后精神分析理论，他认为自我和主体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在语言文化的作用下发生的，否定了笛卡尔先天的主体自我。拉康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认为，无意识是与语言密切相联系，是主体在语言文化的作用下产生的。不是无意识产生语言，而是语言产生无意识。他强调无意识虽然是意识不到的，但是却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因此他称无意识是“缺场形式的在场”，它们不但存在，而且像语言一样具有一定的结构的，可以从语言分析中很清晰地感受到无意识的结构，甚至无意识是“主体之家”。
精神病患者的语言与梦很相似，支离破碎前言不接后语不可理解，但是通过隐喻的方法，也能从混乱中找出它们的内在结构，根据这种结构就能与精神病患者对话，而制定出有效的治疗方案。
拉康更是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推进了一步。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作三个不同的系统：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心理就是意识的，意识成了心理的特征。其实意识的心理过程仅仅是整个心灵分离的部分。在意识的底部，还有一个更广阔的领域。那就是无意识。就像漂浮在海面的冰山，巨大的冰山（无意识）都在水面下看不见，露出海面的（意识）只是冰山的一角。无意识是人心理结构的核心。所以弗洛伊德认为，“心理的过程主要是无意识的”、“人不是自己心灵（理性）的主人”。
那么拉康更是给了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最充分的论证和证实。
上面四个人，德里达、福柯、迦达默尔、拉康可以比较全面地代表了后结构主义的文化和学说。当然还有巴特、罗蒂等等，也不一一列举了，读者可以由此看出后结构主义之一斑。
哲学上这种向语言结构分析哲学的转向，也被称为后现代主义。什么是现代主义？什么又是后现代主义呢？后现代主义是不是就是现代主义之后呢？因为这是最容易联想的。利奥塔认为：它很容易使人误以为“后现代”是“现代”之后的一个时代，而其实，后现代乃“现代的一部分”，后现代只是对“现代”的预先规定及假设提出疑问，“后现代总是隐含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即现代的暂时性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的状态的冲动”。后现代主义只是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不是时间概念的先后，由于在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中，只有利奥塔坦承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所以他也成了对“后现代”的解释具有特别的权威性。
他说“19世纪后，我们的文化经历了一系列的嬗变：科学、文学、艺术的语言游戏规则全变了，“后现代”一词，恰好标出当今文化的方位和状况。
他首先对知识作了深刻的解释。他认为：不能把知识归结为科学，也不能归结为学问。知识包括了如何生存、如何理解等观念。总之知识问题不是一个认识问题，他还与人对善恶美丑等各方面的评价和选择有关。
他认为对传统知识的表达来说最适当的形式不是科学，而是叙事（指话语的传递），对包括科学在内一切知识来说，叙事具有本源性的意义，他在《后现代状况》中实际上把一切知识归结为叙事。但是现在他认为，连元叙事都遇到了危机，因此他认为正是由于西方进入了后现代社会。
在利奥塔看来知识和科学的合法化问题是整个合法化问题的一部分，文学艺术、美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所有这些领域的合法化危机，也就是哲学的危机。为此，他要对传统的认识论进行改造。要用特殊性、多元性、差异性和变异性取代普遍性、一元性、同一性、确定性。因为这些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对普遍性、一元性、同一性、确定性等的追求的合法性已被否定。后现代性能够使我们形形色色的事物获致更细微的感知能力，获致更坚忍的承受力宽容异质标准《后现代状况》30页。
总之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的理性、整体性、主体性、统一性、结构性都不认同。要以他者、变化、差异、不确定性、特殊性为社会的主要特征的后现代主义。
西方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从人受自然的奴役，人不得不趴在自然之下，到人想真正站直，不再畏惧自然，要做本来意义上的人，他就要首先否定自然，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较量，人类渐渐地摸索出一点自然的规律。于是人类不再盲目害怕。一种更强烈的意念要想彻底否定、驯服它做自然的主人。所以人类不再简单地否定自然，而是要努力超越自然、超越自己。哲学就是西方人为战胜自然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思想武器。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更是西方人要用哲学来解决自然和人生问题的工具。因为哲学可以引导人类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对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强烈追求。这种强烈的追求，使人类认识到大自然也只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的作品并不神秘，而上帝创造自然本来就是为人类服务的。人类对超越自然有了更迫切的愿望和必胜的信念！
近代哲学注重人的理性，确立人的主体意识，是人类真正可以超越自然的强大思想武器。把自然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第一步就必须区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意识与物质、自然和自由、灵和肉的差别和对立，认识中这种分离是认识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哲学家对主客体的二元划分，应当是人类哲学思维和认识论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进步，因为没有这样的区分哲学就不可能有深入的研究。如果说笛卡儿和很多哲学家因此陷入了二元论，那也就是哲学的局限和它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因为这种区分和对立是人类认识史上必经之路，想不要有这样的区分和对立就可以获取正确的认识，也许未必能真正做到。
当然因为这样的分立，很容易使它们割裂开来，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转化的关系，以致最后对立起来的。这也许就是所谓事物的的二个方面有一利必有一弊吧。当然后来人们也充分看见了西方近代哲学的这种二元对立的弊端造成的西方近代哲学的危机。
人类在过度的对理性的推崇和对事物划分的二元对立下，所谓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后，往往不再敬畏和顺服在上帝下，认为理性可以超越信仰、超越上帝。而科学的发展形成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更是助长了人类理性的自我膨胀。以为只要有科学，依靠所谓的理性就可以了。而要否定整个西方赖以生长的基督教信仰和上帝，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西方哲学和文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管发生什么如何天塌地陷的大事，也不会放弃基督教文化。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基督教文化还在，那么二元对立并不可怕。神会向人类的极端自我开战，只要基督教不倒，任何东西都不是他的对手，也没有人能超越上帝，大过神的。
所以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哲学追求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是先要解决宗教信仰和上帝的大问题。这是哲学最主要和重要的阶段。一旦解决了宗教信仰和上帝存在的大问题后。近代哲学认识论的转向就要解决人的自我主体的问题了。当人类自我主体意识有了觉醒后，西方哲学就要向后现代主义语言哲学转向了。因为它又要去解决人类主体的独断、理性极度膨胀的问题了，可见西方的哲学正是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它一个又一个的变化，而向着最终目标扎扎实实地推进着。
一部分有识之士率先看到了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困惑，那种主客、灵肉、心物分离和对立，造成了近代哲学的危机，也是人类理性的危机。而要努力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从传统的哲学中走出来，作出了大胆的尝试。
先是宗教哲学的诞生，宗教哲学是一种对基督教神学作哲学考察和解释的学说。主要研究宗教的本质和规范，宗教世界观与人生观和道德的关系，宗教语言和宗教的象征意义等。新康德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为基督教神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他们在理性疯狂的时代，沈静地看到了人类信仰的重要性，坚决捍卫了信仰在理性中的主导地位。告诫了人类不顺服在神权下的理性是一定要走到它的反面的。疯狂的法国大革命、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是这种话语的最好注脚。
近代哲学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反形而上学转向重建形而上学的呼声越来越高。除了现象学，存在主义外，连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和科学实在论这些现代科学主义哲学流派也都明确地提出要重新研究形而上学的问题，要重建新的形而上学。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方社会有了一种全新的变化，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分子物理学、遗传工程等许多新学科不断出现，各学科之间又日益接近、重叠和融合。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各利益集团之间、统治和被统治阶层、原本尖锐的对立消失了，出现了更全面的合作和协调。而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一体。社会对人的控制随之消失，绝对的宽松和宽容的社会，使人类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社会能够容忍一切异质思维和多样性，不再追求同一和统一，使得社会空前的丰富多彩。与之相适应，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也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分化和组合，新的哲学流派也都在理论上更具现代特色以求适应，这是哲学生存的首要条件。
说到底，哲学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后现代主义兴起决不是空穴来风，是西方哲学的必然结果，是西方哲学的本质使然。因为它始终要反映西方的时代精神，不断在地寻找超越。从对自然的超越开始，它要努力发掘出个人的主体自我，来对抗强大的自然。当它找到了个体主体获得战胜自然的力量和方法后，它又不满足了，现在它又要超越个人主体了。要让位于更重要的类主体和主体间性了。看上去后现代主义似乎没有章法，只要和现代不同，什么都可以，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这种努力超越自身，不断更新，不但是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精髓和生命所在，更是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坚定不移地朝着人类的普世价值、人类的真正文明的迈进而勇敢的地探索。
西方文明世界已进入了后现代主义，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一个更绚烂多姿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世界向所有的人类展示着。
中国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大国，在什么都缺失的状况下，似乎突然关心起后现代主义了，好像后现代主义能够解救彻底陷入绝境的中国文化似的。中国文化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的推崇随处可见，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人物不断造访中国，各大图书馆内后现代主义的著作占满了哲学书籍栏。你可以在图书馆的哲学书籍栏中随便找到一本德里达、福柯、迦达默尔和拉康的著作，各种介绍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也很多。但是你绝对找不到一本新康德主义或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家的、宗教哲学的著作。即使在内部参考资料室里也找不到（中国的图书馆基本上是免费的。但是哲学类，宗教类的书极少，要想稍微多看点书，必须要花1000元押金，还要缴纳每年50元的服务费，才可以得到一张借阅内部参考书），尽管好像花钱买到了一点特殊的服务，就是这样子的内部参考的借阅书籍也是被严格挑选过的。
中国以为可以一下子跳过西方古希腊哲学、中古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发展的磨砺。也可以擎起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形而上学、反本体论、反主体、反理性的大合唱。殊不知西方文化世界可以这样做，中国却未必可以这样做。
讲的形象和通俗一点，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人是没有资格谈忘我的。他们的个人主体自我意识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所以有最高的偶像叫他们出卖自己的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孩子，都可以随便做到。只要他挥挥手，就会有人前赴后继地为他去牺牲自己、出卖自己的灵魂。这样的没有自我主体意识的人，只是奴隶制度的产物。西方文化充分注意到了这最重要的关键，所以西方的哲学和文化发展就是围绕个人的主体意识的神圣性（所谓神圣性就是在上帝的前提下），要努力发掘出具有神圣性的主体的自我意识而展开的。
资本主义的进步就在于它充分让人的主体意识得到发挥，人不能在还没有主体意识觉醒后要求他们忘我，因为那除了巨大的灾难外不会有别的更好的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就是最好的注脚。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人类认识史上最大的进步，当然它的弊端表现在人的自我会极度膨胀，把自私推向极致。今天，当人的个体和主体意识有了觉醒的话，他再也不会随随便便可以出卖自己和他人了，他需要等价交换。他的好处就在于他能懂的自己的“价值”（当然这种价值还只是感官价值，价值世界中最低等级的价值）。不再盲目出让自己的一切权利。他首先不会随便听从谁了，要思量自己的利益所在。表明是看上社会倒退了，人倒退了、社会倒退了。但是，绝大部分人看不到，比之人像奴隶，（当有主人要他去杀人、出卖亲人朋友，他是毫不犹豫会去做的）社会还是大大的进步了。但这并不是说因为这点进步就可以了，对于一个和谐的文明理想社会来说它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必须超越这种个体以及主体的自我意识，真正的忘我（神圣的主体意识），只有在他觉醒后的（神圣的主体意识）忘我，才是人类的根本。
从无自我主体意识的忘我——只为自己考虑、极端自私——真正的忘我。虽然在表明形式上也只是忘我。似乎这前一种忘我和后一种忘我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这后一种忘我，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历史在这里前进了二步，似乎走完了一个轮回。从不会自私（忘我）到自私再到忘我（真正的）。
同样现代西方哲学的后现代主义反对个人主体而提倡的主体间性和群体主体，也是在走完哲学上的这样一个轮回。人类像史前社会一样自由散漫了。没有同一和统一，没有中心，没有确定，没有本质，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殊不知这种获得自我主体意识后的自由散漫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自由。因为他们随时可以为了民族的利益和他人而牺牲自己。
9.11事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另一架737飞机，当乘客知道是恐怖分子劫持要撞向白宫时。全体乘客以坚决赴死的决心与恐怖分子展开战斗，最后坠毁在宾夕法尼亚上空。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惨祸。
中国一个无神唯物主义传统的大国，还没有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完全走出来的主体意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就没有西方哲学和神学，可以让中国人看到真正的自我的主体，这个主体是从奴隶到主人的觉醒，这一步非常重要。没有这一步，就会使人缺少神圣和高贵的意识，即使能赚到大钱，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土地主式的暴发户，而不会成为贵族。中国人的个人主体意识从来没有得到过充分的认识和张扬。在奴才文化的灌输下。成为一群没有神圣主体意识的芸芸众生，活着就是升官发财，代之而起的是伸手向自然要物质，把对物质的占有看作人生最高的追求。这些土地主似的暴发户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他们“鬼推磨”的钱在社会上流动的越多，这些罪恶的钱就会生出更多更可怕的罪恶！这点每一个中国人都“痛心疾首”地看见了。
所谓的经济改革开放，正好迎合他们，可以不择手段的去捞钱了，有圣旨（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没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熏陶，把灵魂和自己的肉体相分离。不用灵魂来指导生活和行为。不知道每个人灵魂必须要受到上帝的审判。绝大部分人没上帝和神圣的概念，把所谓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极端自私相联系、划等号。虽然他们不再会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疯狂和盲目地可以出卖自己和亲人。但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保不准，他们又可以轻易的出卖自己的灵魂。尽管比之奴隶意识，“毛泽东挥手我前进”要先进了一大步，但是那种极度张扬自私的寡廉鲜耻绝对也是非常可怕的。对这种乱象丛生的社会和芸芸众生，没有上帝的约束和神圣的熏陶，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只能是砒霜。
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到处是陷阱、欺诈和谎言，面对如此凶险的社会，一小部分人不得不思考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也有少数人意识到是不是宗教信仰才造成东西方文化和文明如此巨大的差别之际时，却迎来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大肆鼓吹，它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提倡的非中心、非本质、非确定、非同一、非一元、非决定、非普遍、非主体的口号等等，只是加深了他们的疑惑：难道真的可以不需要什么西方的上帝？根本不需要什么由上帝观念产生的神圣的价值观？上帝真的死了吗？而陷入五里雾中，更有不少的人因为搞不懂而索性不再愿意去搞清它们，儒家可以灵肉分离的文化继续在毒害着每一颗脆弱的心灵！怪像丛生。
西方哲学发展的每一步磨砺，从古希腊哲学对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追求到近代哲学对主体意识的发掘都是伴随着上帝这一概念而来的，都不是可以随便省去的。少了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人类都很难走好。妄想竭力宣扬后现代主义就能抹杀中国现实，从而既否定西方哲学、又否定基督教文化、否定上帝，让僵死的无神唯物主义“借尸还魂”只是痴人说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