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在文中写道：“杜老还谈了很多很多。谈他当年如何左，谈他晚年如何觉醒，谈《炎黄春秋》如何历尽坎坷。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强调的‘五不怕’.他说，以后的形势会越来越险恶，《炎黄春秋》可能随时命悬一线。但是，他说，他不怕，’毛主席讲五不怕，我正好用得着‘。第一，离婚不可能；第二，砍头不至于；第三，坐牢也不至于；第四，撤职，停退休金，这不怕，儿女养得起；第五，开除党籍，这也不怕，组织上开除，思想上没法开除。’最后，他补充说：’我其实还真有一怕，那就是毛主席没提到的，取消医疗待遇。你知道到了我这个级别的干部，生病住院都是国家包干。哪天身体出了大问题，这医疗费可是儿女包不起的。但转念一想，我都89岁了，马上就90了，活到这岁数也可以想开了，也不怕！’”
无独有偶。此前读过一文，也讲到同样的意思，就是陈德宏那篇《读胡鹏池和他的<芦花瑟瑟>》。陈德宏和胡鹏池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同为清华校友，现在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早先我读过胡鹏池不少文章，有阅尽沧桑的厚重，见解中肯而锐利。陈德宏写到他和胡鹏池的交谈，其中写道：“圣人曰‘五十而知天命’.胡先生说，那仍然是指圣人。我辈都是凡夫俗子，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座三人都七十开外了，谁敢说自己’知天命’啦？无非是活了一把年纪了，经历多一些，俗事、私事能放下的也就放下了，所以可以做到‘事无不可以对人言’，这也是’古稀’之后人生的一种境界呀。”
这使我想起著名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诺齐克的一段话。在《死亡》一文里，诺齐克写到：“我理解人们表现出来的直至人生终点的强烈求生欲望，然而却发现一个更具吸引力的途径。在度过阅历丰富的人生之后，一个人如果仍然拥有充沛的精力、敏锐的思维、坚韧的毅力，也可以选择认真考虑为他人、为某种高尚、美好的事业去冒险，或者付出生命……在生命的自然终点到来之前的某个时候，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心思和精力用于帮助他人，其方式比年轻一点的、更谨慎的人敢于采取的带有更多的戏剧性和危险性。例如，象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从事的那种和平活动与非暴力抵抗……这样的道路并不适合每个人，但是，有的人可能认真考虑将自己有限的余生奉献给为他人谋求利益的勇敢和高尚之举，勇于促进真善美或者神圣的事业——不是悄无声息地走向死亡，不是面对生命之光的暗淡而勃然大怒，而是在临近人生终点时让生命绽放出前所未有的耀眼光芒。”
在我看来，最适合于诺齐克倡导的老年生活方式的地方莫过于中国：
第一、当代中国，世事沧桑，我们的生活变化太大太频繁，因此很多老年人拥有比其他时代、其他国家的老人都更为丰富的人生阅历。
第二、又因为中国仍然处在一党专政的高压之下，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和平活动与非暴力抵抗需要进行，年轻的时候，要顾忌的事太多，要冒的风险太大，很多该说的话不敢说，该做的事不敢做；人老了，无所谓了，很多原来担心的事现在不需要再担心了，很多原来害怕的事现在也不那么可怕了，因此正可以活得更本真更洒脱更率性，更无所畏惧，从而做出更有意义的事情；在自由的国度里，你反而没有多少做这种好事的机会。
第三、再加上互联网的发明与普及，使得老年人可以足不出户，安居家中，坐在电脑前，轻轻地敲打键盘，于是就向公众发出了自己的心声，于是就促进了真善美或者神圣的事业。
其实，在中国，早就有许许多多的老年人在以诺齐克倡导的方式度过他们的晚年。在中国，很多人到了老年而成为作家，成为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成为人权英雄；很多人是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放射出最大的光芒，以至于我们必须要用他们最后的言行定义他们的一生。如果李慎之不是在晚年写下《风雨苍黄五十年》，韦君宜不是在晚年写下《思痛录》，李慎之就不成其为李慎之，韦君宜就不成其为韦君宜。这样的人有许许多多。我期待也相信，会有更多的老年人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去度过他们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