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白洋淀（三十三）
陶洛诵
毛子把我的行囊拿过去加在他沉重的圆柱形背囊上，毫无吃力的样子。我轻装上阵，温顺地跟在他身后，他扭过头问我“饿不饿？”我实话实说：“饿。”他说：“前面有一座庙，看看能不能找点儿吃的。”
我们走进那座古庙只有一个穿着僧衣的人坐在小板凳上低头摆弄柴禾，他听见声音也不抬头，毛子说：“师父，我们想买点儿吃的。”他还是连头都不抬，我甚至弄不清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算了。”我说：“咱们走吧！”
这种被僧人敌对的态度我已经遇到过一次，和大弟弟湘诵66年11月大串联在昆明郊区庄严的寺庙前，我们向老僧说我们不是红卫兵，我们热爱中华文化，老僧被我们诚恳感动，打开门锁，激动地请我们拜见塑着金身神态各异的菩萨。
我在女附中同班的一个好友，文革中是红卫兵，红八月，她谈笑风生地给我讲述她们去西四清真寺对阿訇，一棒子一个，…她看我面露痛苦不忍之情，她说：“他们都是坏人。”
这座寺庙里面杂乱不堪，肯定已经遭到了洗劫。毛子和我退出来。没走几步，他变戏法似的拿出一根小萝卜递给我，我刚想吃，他说：“慢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红色万用刀，削掉皮递给我。我毫不客气全吃了。
在接近金顶的地方，我们看见杨百鹏和何大明坐在亭子里，他们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着往上爬的我和毛子，毛子冲上去抢过他们中间放着的一大包花生粘，转身跑下来递到我的手上，杨百鹏在他后面喊：“兄弟，手下留情嗨～”
几个月后，即1967年九月，毛子到我家跟我告别，说他要去东北永远不回来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想插队当农民，没意思！我自知说服不了他。他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想写书！”他高兴地说：“你写我给你出！”
我写了很多很多的文章，我一直在等着毛子回来给我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