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身女作家的心灵生活（三）
陶洛诵
作为一名作家，我最看重的是爱我的读者，有极少数我知道是谁，绝大多数我不知道是谁？
但我知道他们是存在的。
2019年6月开始我连续在微信公众平台“新三届”上发表一年多的文章，每篇文章的下面都有读者的留言，有些留言留在我心里，成为我持续写作的动力。例如这条：“陶洛诵的文章有历史有故事有情节有温度。”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评价，我只要想起这条评论，就浑身是力量，要对得起读者，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文章！
我离开微信，主要是因为写文章面临三种审查，一是自我审查，别给人家微信号找麻烦，二是编辑的审查，他们都是掌握界限的高手。三是上面的审查。虽然编辑个个小心翼翼，仍会碰到雷区。被罚停若干时日。幸亏没有一次是我惹事，不然我会无地自容！
我和“北京之春”杂志的关系渊远流长，“北京之春”的前身是“中国之春”。
我1987年7月11日，作为一名自费留学生到了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我的特长是写作，在国内和香港多个杂志都已发表大量文章，香港稿酬颇丰。我在澳洲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登在“星岛日报”上，他们向留学生征稿，我写了“澳洲随笔”，分三天连载。“星岛日报”当时的主笔是刘渭平先生，老板是香港的胡仙女士。
1988年能在“中国之春”上发表“我和遇罗克的一家”，是因为一位叫王维真的香港人，他是民运的一个负责人，官至民运中央候补委员。他主动与我联络，我告诉他，我有一篇4000余字的文章，寄给香港金钟，金钟回信嫌长，不给登，但没退稿。
王唯真先生就跟金钟要回了我的稿件，登在“中国之春”上。王先生还让我参加了1988年8月22日欢迎方励之、李淑娴伉俪来悉尼大学讲学的活动，后来他就消失了！
“中国之春”的稿费也相当丰厚，寄给我一张200多美金的支票，还附有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写信的编辑是个年轻人，对我们的遭遇感到“唏嘘”。
我主要还是给澳洲当地报纸投稿，“星岛日报”连载了我的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施国英当副刊主编的“自立快报”连载了我的三万字的中篇小说“情妇”，阿木当主编的“大洋时报”连载了我的纪实文学“生之舞”。等等，等等。
我后来把写作主战场放在“北京之春”上，一开始是因为被一个email号吸引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