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十二月二十一二号的时候，我们通过穆大爷的关系，认识了他们大队在咸阳某单位开货车的司机马某，马某那几天正好把单位的货车开回家来休假，我们请马某过几天回咸阳上班时，顺便把我们的蜂场带到咸阳火车站去，我们按正常运费的三分之二付给他运费，不用他开发票，他很高兴地答应了，这样我们只花一百元运费就把蜂场拉到了咸阳。我们在12月25号前后，从咸阳装车经西安、郑州、武汉、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到达广西黎塘。

由于来黎塘时我和小顾、盛大爷还欠下洋县X大爷一些火车运费，所以在黎塘车站，我们卖了一些蜂种给浙江的三家蜂场，他们的蜂因在湖南采山桂花失收而垮得所剩无几，需要买蜂予以补充，我以三十元一脾的价格卖了八脾蜂给浙江人，得了二百四十元，还给洋县X大爷五十元运费，还乘一百九十元我估计够在广西越冬的生活费和回湖南的运费。

我们这一车皮的蜂，分别放在武陵公社不同的大队，我和陕西兴平的王学文一起放在蒙村，我们在田的中间的一条农闲时基本上没有人行走的泥路上搭了一个帐篷，这个村的村民基本上都姓蒙，也是聚族而居吧！

在这里放蜂时，国内局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当局已开啓了所谓“改革开放”的进程，各方面的管控都有所放松。国外的一些科技、文艺、历史、政治方面的书籍也开始翻译并在国内发行。正仁有位朋友买了不少这类新出版的文艺、历史、政治方面的书籍，正仁从他那里借阅后，又寄到我放蜂的地方给我看，看完我又寄回正仁那里，然后他又另外给我寄几本过来。

我在蒙村越冬，蜂场里没有什么事，所以，有的是时间看书，这些书中印象深刻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重大战役》、《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通史》……等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重大战役》中关于太平洋战场的偷袭珍珠港、珊瑚海大海战、在中途岛之战、瓜岛之战、莱特湾大海战、击斃三本五十六……这些重大的战役中，美军之所以由开战初期的绝对劣势逐渐转化成优势的过程，充分显示了依靠现代科技的美军如何在劣势情况之下一次一次战胜强敌日军，美军利用先进的雷达、无线电技术和先进的密码破译技术以及美国强大的科研和工业生产潜力战胜了训练有素并具备武士道精神的日军。

每次重大战役之前美军充利用自己的先进科学枝术使自己对日军的佈署和行动都了如指掌，而日军尽管训练有素和具备顽強战斗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但不善于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战争，自己对美军的佈署和行动基本上一无所知，焉有不败之理？此外资源匮乏、经济潜力有限的日本那里能与资源充足、经济潜力巨大的美国相匹敌，日本的飞机、战舰、航母、坦克、重炮这些主要战争武器，一旦遭受重大损失便很难得到及时的补充，而美军这些战争武器所遭受的损失不但能得到及时的补充，而且美军拥有这些武器装备的数量还能不断增加，这也注定了美军必胜日军必败的结局。

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撰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是一部描写西特勒纳粹德国兴亡历史的经典著作。

通过这本书我意识到：一个极度的贫困、充满不公、混乱和看不到希望的社会是滋生极端主义的温床。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德国在贡比湼蒙受屈辱，而凡尔赛和约不仅使德国割地赔款，还遭受种种限制，还由于战爭的破坏和巨额的战爭賠款使德国经济全面崩溃，企业倒闭造成大批工人、职员失业，民众生活陷入极度贫困的状态，正是在这种状态之下，在德国各种极端的社会思潮风起云湧，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等，宣扬这些极端思想的学者、政客们鼓动民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使社会陷入极度的混乱，而这一切又看不到改变的希望，这使得希特勒的纳粹极权主义(其实质是种族极权国家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发展壮大。到1933年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终于上台执掌德国政权，最终导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使人类社会蒙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灭难。

而我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长年的军阀混战、土匪猖獗、自然灾害频繁，又有日俄的侵略，民众陷入极度的贫困状况、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又看不到改变的希望，这种状况使当时中国的社会也成了外来的极端主义马克思主义滋生发展壮大的温床，最终导致毛和中共在1949年窃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给中国大陆民众带来了至今仍未穷尽的深重灾难。

将《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和中国大陆的现实对比就可以发现：凡是极权主义国家，不论它是纳粹的种族极权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还是中国大陆的封建皇权共产极权体制，它们不仅要把个人赖以生存的一切资源掌控在自己手中，还要力图把每一个人的思想掌控在自己手中，所有的极权政权都崇尚暴力和谎言，希特勒的德国与毛泽东的中国大陆都惊人的一致，毛和中共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希特勒四十多年前把城市学生下到乡村农民家中从事农业生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本书加深了我对极权体制本质以认识。

《世界通史》这一套书我仔细阅读之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那就是世界上文明发展得越早的地区，到了后来几乎都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号称四大文明古国的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明，而到了近现代，埃及地区的埃及；古巴比伦地区的伊拉克、敍利亚；古印度地区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古中国地区的中国大陆，在当时(上世纪七十年代)无一不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

由于几乎没有例外，这就表明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必然的规律。我仔细思考之后认为：这是因为世界上发生得越早的文明，在其发展之初，那时人类社会的生产水平、科学技术水平都处于十分原始落后的状态，此时诞生的早期文明包括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建筑、道德观念、习俗、法律、统治模式……等上层建筑，都是与当时人类社会的那种十分原始落后的生产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的，这些人类早期产生的文明曾推动了当时人类社会的进步。但随着人类生产技术、生产能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些早期文明形成的上层建筑已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人类早期文明产生的上层建筑已由原来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转化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阻力，从而导致这一文明逐渐走向衰落，而被稍后兴起的另一文明所取代。这一稍后兴起的文明可以迅速吸取前一文明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又没有前一文明早期形成的那些上层建筑对它的束缚，所以这一后兴起的文明将得以以较前一文明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从而超越前一文明的发展水平。

人类最早的文明诞生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古埃及地区，古埃及人在那里创造了人类最早的光辉灿烂的文明；接着居住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人类早期居民们吸取了来自埃及的先进的生产和科学技术，在没有古埃及己形成的上层建筑制约的情况下，那里的生产和科学技术和文化都得到了比古埃及更加迅速的发展，从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第二早的巴比论文明。

基于同样的原因，后起的印度文明和爱琴海文明又超越了巴比论文明。再后来兴起的中华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又超越了印度文明。再后来古希腊文明，又被古罗马文明超越。到后来，后起的西欧文明又超越了古罗马文明，后来兴起的美国文明，又超越了西欧的文明，都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通过阅读《世界通史》和思考，我发现中国之所以能维持几千年残酷的皇权独裁专制统治至今仍无根本政变，欧美为何能走向民主法制的现代社会都不是偶然的，都能从中国和西方国家早期的历史之中找到其根源。

人类文明最早的源头古埃及，它的王权就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大祭师和贵族的制约的，这一传统到希腊的城邦文明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城邦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不仅要受到贵族会议的制约，同时还要受到公民大会的制约，通过设立多名有任期限制的执政官分掌不同的权力、设置了几个司法官，他们甚至还建立了陪审制度，以此分散和制约国王的权力，这些执政官和司法官都由公民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产生，这种制度有效地防止了权力的过度集中和为个人所垄断，也就有效地防止了国家走向独裁专制。在古罗马建立城邦国家之初，由成年男子组成的人民大会可以通过或否决城邦的重大问题、宣佈战争、对死刑案作出最终裁决，一切高级公职都由选举产生，国王的权力受人民大会制约，人民大会可以罢免国王，国王无权支配人民的生命财产。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与国王一起处理公共事务。以上这些奠定了近代西方民主国家三权分立、互相制约、民主选举和议会民主的基础。

反观中国自古代社会以来，王权和皇权都缺乏一种有效的制约机制，使得历朝历代皇权不断膨胀，从而形成一种皇权独裁专制的社会形态，至今未能有所改变。

来自于西方的共产极权体制之所以能在中国大陆落地、生根、成长、壮大至今不倒，实在是因为中国大陆两千多年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独裁专制文化和政治体制与来自西方的共产极权体制有着专制、独裁、蔑视个人权力、崇尚暴力……等共同基因之故。

在蒙村放蜂期间，由于帐篷搭建在一条田中便道上，我和王学文的蜂分别放在帐篷两侧的便道上。有一天上午我和王学文都在帐篷两侧检查蜂群，看不到帐篷里的情况，不料此时被当地一窃贼乘虚而入，到帐篷里把我的一件夾克衫和那只三波段的春蕾牌收音机偷去了，我们当时都没发觉，直到晚饭后，我们找收音机收听“敌台”时，才发现收音机不见了，我的一件草绿色的夾克衫也不见了，才知道是上午我们检查蜂群时被窃贼光顾，被偷去了。

第二天我到武陵镇派出所去报案，民警说这种案子你又没有提供线索，你也不知道是谁偷了，我们没办法查，也没办法立案。我说：我要什么都知道，我还找你们报案干甚么？难道你们只负责抓人，不负责侦破么？反正无论我怎么说，派出所就是既不立案也不来处理。我后来才知道，像这种没有什么油水的小案，他们若立案受理，最后又破不了案，必将降低该派出所的“破案率”最终将影响该派出所的年终评比和年终奨金，他们就是这样“为人民服务”的。从派出所出来，知道找回收音机和那件夾克衫是没有希望了，只好自认倒霉算了。被偷掉夾克衫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只是那个三波段“春蕾”牌收音机被偷掉，令我十分可惜，因为此后便无法再继续“偷听敌台”了。

宾阳的习惯和上林一样，都是什么辛苦的事都是妇女来干，男人们当当队干部、赶赶集、喝喝酒、天南海北地闲聊一通地混日子。我们在帐篷里常常看到不少六七十岁的瘦精精的老太太腰挂着一把柴刀和一个当作午餐的方形棕子，肩上杠着一条钎担(一种两头用铁尖包起来的扁担)前往一二十里路之外的山里去打柴(因蒙村地处平地，周围没有柴山，只好到一二十里路之外的山里去打柴)，到傍晚才见到这些老太太担着八九十斤重的一担柴火从山里返回蒙村。

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些六七十岁的、本当安享晚年的老太太为何还要承担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她们那些年富力强的儿孫们却可以心安理得地在那里开会、赶集、喝酒、聊天。这难道就是“解放”后中共当局吹嘘的实现了男女平等吗？

在蒙村越冬转眼已进入了1981年春季的二月下旬，我们又集中到黎塘火车站，老顾、小顾、盛大爷和老李他们蜂场和我都决定回汨罗采油菜和紫云英，洋县X大爷和王学文因想回陕西就与其他北方蜂场拼车去了。

这年二月底，蜂场回到了石牛四队，就放在邹X泉原来住的那幢房子里，因前年邹X泉的老婆落水非正常死亡之后，他一方面害怕睹物思情，引起他对王X妹的思念；另外也认为住在那幢房子里出了一件这样的事不吉利，他就搬到他哥哥那里一起住去了，这幢房子空出来了。而我又不讲究什么吉利不吉利，更何况王X妹之死又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即使讲迷信有鬼，王X妹的鬼魂也下会来骚扰我。所以我从广西回来就住到了这幢空房子里，蜂就放在房子前面，这样也便于管理。顺初和克诚都说你一个人就不要开伙了，就在我们家里吃吧！考虑到一个人开伙比较麻烦，也就在他们两家吃，由于我在队上分得的口粮、实物都放在顺初家里，所以我在他家吃饭时间较多。但克诚家只要弄了好一点的菜；或是来了人客也总是把我叫到他家去吃饭。我在他们两家都很随便，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刚回来不久，克诚就对我说：你今后安排工作是肯定的了，只是迟早的事，你年纪也不小了，还是要成个家，我想跟你做一个介绍，对方也是个高中毕业生，在她们大队当妇女主任，因为不想在农村呆一辈子，想通过召工召干跳出农门，一直未能如愿，所以今年已二十六了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农村已属大龄未婚女青年了）。我和她是同被抽调到高坊公社搞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认识的，我们一起在高坊搞了一年多工作队，对她比较了解，她善良、能干，人也长得不错，早几年我就把你的情况对她讲过，她还不相信居然还有安排工作不去，要在农村养蜂的大学生，我早就想让你们见见面，但你前几年总是在外地放蜂，回石牛的时间很少，一直没有机会，你1978年蜂场被没收之后，虽然在队上的时间较多，但又忙于讨回蜂场，1979年又忙于恢复蜂场，一直没有安定下来。现在你的蜂场已恢复正常，又回到了这里，我想把她请到我家来让你们见见面，如果双方都满意那你们就谈(恋爱)，不满意就算了，你看怎么样？

我说让我先考虑一下吧！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看当时北京西单民主墙和上海的民主运动，以及一些文艺杂志诸如《安徽文学》、《小说月报》、《收获》等对毛时代阴暗面的揭露、批判那样尖锐、深刻，当时中共当局的政策诸如：平反冤假错案、给右派份子和地富反坏右摘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两个凡是”[註：1]的批判、宣称知识份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全国兴起了一股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份子的风气、又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这一切似乎表明中共当局已经要从毛时代的错误之中走出来，融入世界走向民主宪政和尊崇普世价值观的洪流中去，中共的这些变化正符合我为之奋斗的理想，此时也再也没有必要去推翻中共的统治了，我今后也要汇入这场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推行普世价值观念的洪流之中去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再坚持独身主义已无必要。第二天我对克诚说：那就先见见面再说吧！

三月初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检查蜂群，克诚跑来告诉我：他今天去新市把韩艳华接到她家里来了，要我到他家里去与她见见面。我说：好的，我捡查完蜜蜂就来。待我检查完蜜蜂来到克诚家，一进门克诚就指着堂屋里坐着的一位正在和他太太徐细媛谈话的姑娘对我说：这位就是韩艳华。又指着我对韩艳华说：这位就是陈ＸＸ，她见我进来就带着很自然的微笑从椅子上站起来了，我走上前去，伸出手去和她握了一下手，同时说了一句：你好！她也回应了一句：你好！

此时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她，只见她身着一件浅草绿色的披领春秋装，下穿一条兰色小喇叭裤(这是一种那时刚从港澳流传到大陆的、一种细裤腿、裤脚口稍大、两条折痕烫得笔直的裤子，裤脚口很大的那种叫大喇叭裤)，她身材匀称，略显清瘦，五官端正，面容姣好，慈眉善目，举止大方，特别是那一双纤细修长的手掌更是令人赏心悦目，我马上有一种“梦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栏栅处”的感觉，心想我这辈子要找的就是她了。

我坐下后不久，细媛就示意克诚说：你们在这里慢慢聊，我和克诚去厨房准备晚饭。我们不约而同地回应说：你们去忙你们的事吧。

由于从76年起她就经常从克诚那里听他谈到我；而我短暂回石牛时也常听克诚谈到她，所以彼此都有所了解，只是因我长期在外奔波，无缘见面而已。

她尽管家在农村，家境贫寒(那时的农村除了当于部的之外，几乎没有一家不贫寒的)但她的父母省吃俭用坚持让他们的三个儿女都唸完了高中，这一点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家庭是很难做到的，然而她的父母做到了。

她高中毕业后因出身贫农，也和克诚一样被当作“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来培养，因为那时农村高中毕业生很少，女高中毕业生更少，所以她家虽没有什么干部背景，仍被公社、大队选作“接班人”培养，高中毕业不久就入了党，不久就取代了已年迈的原大队妇女主任，担任石仑大队妇女主任。后来就和克诚一样被县里抽调到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分到驻高家坊公社分队，和克诚在一个分队搞了一年多“农业学大寨” 工作，工作队解散后，他回到石仑，又到石仑小学当起了民办教师。

由于不愿在农村呆一辈子，一心想跳出“龙(农)门”，所以迟迟不愿谈婚论嫁，因为农村姑娘一旦在农村结婚，就再也没有机会跳出“龙(农)门”了，所以她迟至二十六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十分罕见的情况。

她也曾有过跳出“龙(农)门”的机会，但最终这些机会都与她擦肩而过。一次是县里准备在新市的汨江修一座水电站，成立了一个工程指挥部把她调去了，准备水电站修成后，就让她在水电站工作，当一切筹备工作都准备就绪，刚开始施工不久，她的招工表都填好了之后，突然接到省里的通知：新市水电站立即停建，工程指挥部隨即撤销，她招工的梦想也随之破灭；后来岳阳卫校召生，大队原计划推荐她去，结果又被另一位在公社有关系的人顶替去了；有次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大队原本要推荐她去，但大队上还有另外一些青年争着要去，她听到当时说：农村里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是“社来社去”(意思是从哪里招来的，毕业后仍旧回到哪里去)，她心想：我去读了三年书之后，仍要回到农村里来，还是没有跳出“龙(农)门”，这不是白浪费三年时光吗？所以就没有尽力去爭取，结果大队的这个招生名额就推荐给另外一个青年了。哪里料得到，到这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毕业时，毛泽东已呜呼哉哀，“四人帮”也已倒台，国家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招“工农兵”学员毕业后，都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都吃上了国家粮，成了正式的国家干部，这令她后悔莫及。

由于前几年双方虽然没有见过面，但通过克诚互相都有所了解，这次一见都互有好感，都有一种对方就是我期盼中的那个人的感觉，通过这次交谈又加深了彼此之间的进一步了解。

晚饭后克诚夫妇分别把我和艳华叫到另一个房间里去问我们对对方的印象怎么样？我们各自的回答都是：不错！然后克诚夫妇把我们叫到客厅里对我们说：既你们双方之间彼此的印象都不错，那我这个做介绍的人任务也就完成了，今后你们就自己去谈，你们年纪都不小了，最好要趁这次小陈在队上放蜂的这两个月把事情定下来。明天小陈就同我一起送艳华回家，顺便见见她的父母。小陈年纪比较大，艳毕虽然不介意，但按农村的习惯怕她的父母有意见，我看小陈就说自己三十一二岁，比艳华大五六岁，这样她父母就比较容易接受，反正小陈也不出老，说三十一二岁人家也会相信，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和艳华都说：就按你说的办。

第二天上午，我们三人走路到汨罗县城，然后坐汨罗至平江的班车到新市镇下车后，走过汨江大桥，再沿107国道往京古塘方向走一里多路便到了107国道旁边一处掩映在一片小竹林后的一栋一联五间的外面粉有石灰的土坯平房前，这就是艳华的家。

艳华的父母以前也听克诚说起过我的情况，对我也有所了解，在交谈之中我感受到艳华的父亲韩照林老先生和她同父异母的大哥韩应香对知识份子都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好感与尊敬。

我和克诚在艳华家吃完午饭后，克诚又去征询了一下她父母和大哥的意见，他们都说：小陈看起来人不错，文质彬彬的，又有礼貌，只要艳华愿意，我们没有意见。

［註：１］：“两个凡是”是指当时华国锋、汪东兴等毛派领导人奉行的政治方针，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