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合作而非獨創 是爛銅而非真金/黃琉

眾人合作而非獨創  是爛銅而非真金

黃琉

毛詩詞重審： 沁園春‧長沙  1925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

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

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

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

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官方【注釋】

    沁園春：詞牌名，由東漢的沁水公主園得名。

    橘子洲：在長沙附近的湘江中。

    舸（ge3）：大船。

    同學少年：毛澤東於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八年就讀於湖南第一師範學校。一九一八年毛和蕭瑜、蔡和森等組織新民學會，開始了他早期的政治活動

    遒（qiú）：強勁。

    遏（e4）：阻止。 

官方【題解】； 一九二五年秋，湖南省長趙恒惕再次通緝毛澤東。毛離開長沙去廣州，這首詞大概是離長沙時所作。 

黃琉抉隱發微重審

大 處著眼，即以“宜粗不宜細”的標尺來量度，這首詞可算不錯。它的抽象描寫太多，全詩欠缺詩味，但它寫出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這麼幾句表現年輕人意氣風發、狂情奔放的詩句，允稱難得。筆者也曾 是年青人，年青時也曾充滿錯誤，狂情奔放，可以說，我實在不想非議、攻打毛這首詞，無奈幾個好友囉囉嗦嗦，死活要我評論一下，只得姑且再細看一下各種吹捧 毛這首詞的文章，沒料到那些諂媚吹拍太過肉麻、太荒誕不經，令人不由不氣得拍案而起，痛感我們總不能永遠“宜粗不宜細”， 痛感我們若任由那些荒誕不經的吹拍氾濫下去，中國就永遠別指望掃清偽劣假貨，一代代中國人註定要吃三聚青胺奶粉。養大頭嬰兒。

1.  這首詞的“悵”字不能當作不存在

這 首詞的上闋寫長沙“萬山紅遍，層林盡染”，寫湘江“漫江碧透，百舸爭流”，寫目力所及處“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這算是美好之景還是淒慘 之景呢？毫無疑問是美好之景，中國大陸出的吹拍文章亦全都說是美好之景。好！既然是美好之景，接著之句就應該是歡欣、贊美、希望美好之景如何更好等等，這 是近現代詩學名家傅庚生講過的大道理：“未宜情向東而景向西，情若此而景如彼，必求其勻稱協調，而同趨并騖也。”(見《中國文學欣賞舉隅》1983年版 第49頁) 但毛這首詞的接著之句卻是失意苦悶、悵惘的“悵……”句，這就奇怪了，依據文氣邏輯，毛 “悵”，亦即表示毛討厭美好之景，毛很不滿“萬類霜天競自由”。

毛很懂平仄，他所寫的詩詞大都循守格律，只有當格律朿縛他要表逹的意思時，他才勇悍犯規，比如他的《蝶戀花‧答李淑一》犯規押兩韻，他看到而且想過如何只押一韻，因感覺實難改動（筆者很耐心斟酌過，也感實難改動）而決意犯規，這是該詞發表時他作出了聲明的。至於眼前這首《沁園春‧長沙》，詞中的 “悵”字是仄聲，在該處是犯規的，但毛不管，堅決用之，可見他當時確實失意、苦悶、悵惘，不宣洩出來就是骨梗在喉。

但 面對美景，無任何原因交待就 “悵”起來，這就很怪誕，對於這一反常的怪誕的“悵”字，毛詩詞的官方注析及吹拍者們大都詐傻扮懵不予理會，在筆者看過的三、四十本諂媚吹拍毛詩詞的書 中，它們大都當作“悵”字根本不存在，其中最混帳的是郭沫若、他公然把全世界的人都當作白癡地把“悵寥廓”注解為“呵呵，真是遼闊呵！”（郭文刋於 1966年1月20日《光明日報》） 有極個別的書的吹拍者感覺到這個“悵”字怪誕突兀，感覺到詐傻扮懵難以胡混過去，則東拉西扯解析道：要正確理解毛這首詞，不能不注意作者寫作它的時代背 景，尤其要想到作者是懷抱革命激情的人物，這首詞的寫作時間是1925年，當時中國軍伐混戰，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毛是目擊這一國情而“悵……”

這一解析如果可以接受，中國文字還有什麼內在涵義、內在邏輯可言？中國文字簡直成了給權貴隨意玩弄的妓女。依據中國文字的內在涵義、內在邏輯，毛倘真的是憂國憂民而“悵……”，該句語之前的詩句，就應該是：

鷹哭長空，魚溷渾水，萬類霜天不自由。

     有人可能很不服氣地說，寫詩哀嘆一個眾所周知的時間點之民生慘酷，未必需要先描述一番民生如何慘酷。這話有點道理，好，我們就查看一下，1925年究竟是 不是眾所周知的民生特別悲慘的年份，1925年發生名震歷史的事件是上海、青島抗議工時過長、要求加薪的工人大罷工運動，因有示威工人被軍警打死打傷，引 至全國600多個城鎮遊行示威，抵制乃至燒毀日貨、洋貨抗議，該工人運動浸而成呼嘯達半年的全國民眾的“五‧卅”反帝運動，可以設想的，如果軍伐混戰，兵荒馬亂，人人餓著肚子，誰會去遊行示威？事實上，誰現在想找到一篇報道1925年如何軍伐混戰，民生如何悲慘的文章都難，由此可見，注解毛這首詞的“悵……”是“悵” 軍伐混戰，民生悲慘，乃砌詞詭辯。

     再有，軍伐混戰和民生悲慘，明明沒寫入詞中，如果可以用注析的方法硬生生塞入詞中，那麼1921-1923年毛暗中 每月領取蘇共支付的100元左右之活動經費，又1924年每月領取國民政府的薪資120元（毛幾年前當北大圖書管理員是月薪8元）是不是也可以、甚至更應 該以注解方式塞入詞中以供人民學習、欣賞？再有，當時蔡和森在巴黎來信教導毛要 “說惡話，行惡事，打惡戰，爭惡權，奪惡位，加入惡界，”➊ 顯然也可以、甚至更應該以注解方式塞入詞中以供人民學習、欣賞？又還有，就在毛寫作該詞的二十年代，毛除了家有嬌妻楊開慧，還跟陶斯詠縱情淫嫖，愛得要生要死、如膠如漆，毛同時再又淫嫖了楊開慧的表妹楊開英， ➋這些為什麼不一併以注解方式塞入詞中，以表現毛苦悶、悵惘他之淫嫖要偷偷摸摸，不能爽快地主宰乳波臀浪之沉浮？

弄明白中國文字自有其內在涵義、內在邏輯，可見毛詩詞的官方注析及吹拍者們的解析狗屁不通。那麼該處毛的落筆原意是什麼呢？他為什麼對著美好之景要苦悶、悵惘呢？

·國民黨黨史館展出文物顯示， 1924年國共合作時期，毛曾擔任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月薪120大洋。（網絡截圖）

要 破解這一謎團，最簡單又切合這首詞的文字邏輯的解讀是：毛確實討厭、很不滿中國“萬類霜天競自由。”這看似不可理喻，但天可憐見，早幾年香港的武打名星成 龍在澳洲驚天一叫，就讓我們悚然醒悟到其中的詭異訣竅。成龍當時痛憤中國人是賤種、孬種，他激動呼喊“中國人是要管的！”他的呼喊震驚全世界，應該說，與 毛“龍”相比，成龍只配稱為毛毛蟲，不過貓和虎畢竟同科，毛蟲和龍同類，成龍發出之心聲，弱弱地也和毛的心聲同一頻率同一波長，換而言之，毛就是認定 “中國人是要管的！”毛為此看著中國“萬類霜天競自由”，不禁便苦悶、傷感、悵惘。

如 此解讀完全符合全詞的邏輯、文理，在詞的下闋，你不可能找到推翻這一解讀的字眼。再有，我們若聯係毛一生的作為來想，則如此解讀便更真切可信，更充分見證 毛就是痛恨中國“萬類霜天競自由”，他不但鐵了心認定“中國人是要管的！”，而且認定中共也要由他管！黨不聽他管則他不惜發動文革浩劫來毀黨再造黨。

但如此解讀，說實在理據單薄了些，有點輕浮。儘管毛千真萬確認定 “中國人是要由他來管的！”，但總不能說他的所有詩詞文章都宣示了這一點。 

解讀要理據充份而又完全符合全詞的邏輯、文理，還要經受得起歷史檢驗，我們必須紮實地聯系這首詞的時代背景及作者當時的處境來考慮，以下是筆者認真下了一番苦功，查對了幾十部巨著考訂出來的：

2. 《沁園春‧長沙》的寫作背景查探

時代背景：自1912 年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至1926年，是中國人在廿世紀上、中葉活得最自由、饑餓感最少的十幾年，該十幾年的最大特色是政潮洶湧不息，不斷地換總統、換政 府，為此北京中央政府軟弱無力，各省軍伐名義上仍聽令北京，實際上各搞各的，至於廣東則另立革命政府，與北京分庭抗禮。該十幾年政府無力，人民自然就可放 誕地謀生及自由地思想，期間並無大災荒、大災難等，人禍則只有過幾次軍伐混戰，但仗打得不大，死傷的是丘八，浮沉的是政客，草民自然遭殃，但遠談不上無法 安生。(以上詳情請看汪林茂編著：《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陳永森著《告別臣民的嘗試》等等書。)

黃琉註：此圖借取於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綱》下冊 香港中文大學版530頁，圖片顯示，全國僅四川、貴州兩省戰亂，其他各省之軍伐争戰大致塵埃落定，民可聊生，它同時顯示，當時中國的主要危險是國家分裂，而並非工農民眾陷垂死邊沿。

1925 年3月，國民黨領袖孫中山病逝，由汪精衛接任。3月底，蔣介石率軍平定粵東； 5月底，爆發“五·卅”反帝大運動，浪潮撼動全國；6月，蔣介石率軍敉平滇軍、桂軍在廣東之叛亂，使廣東安定，蔣成政壇冒起新星；7月1日，廣東正式宣告 成立中華民國政府，汪精衛出任主席。

毛當時的際遇：毛 以平民身份而崛起，原因是他在湖南發展共黨組織很能幹，很拚命，被陳獨秀及共産國際派來指導中共革命的代表馬林等激賞。毛鯉躍龍門於1923年。該年5 月，馬林調毛去上海中央工作，6月中共三大召開，毛本來反對 “共産黨加入國民黨”的共產國際指令，但該“指令”獲中共三大大會通過，毛馬上投機變調，表示支持，他得以取代張國燾而就任黨的組織部長、陳獨秀的秘書， 他很快即參加國民黨，因為是陳獨秀的秘書，他隨即接觸名震天下的風雲人物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等，並為他們賞識。 1924年1月，毛為汪精衛提攜參與國民黨一中全會大會的籌備工作，成為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五委員之一，他還執筆起草了《中國國民黨對全國及海 外全體黨員解釋革命策略之通告》。會中，孫中山欽定他為候補中央執委。會後，他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大半年，其間，毛懶理共産黨的事，沒給中共寫過任何 文章，只管狂熱為國民黨幹活，他組建了國民黨最大的支部之一——湖南支部。莫斯科的本意是中共加入國民黨內工作，另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絕不能忘記國、共 不是一家人。但毛卻認為國、共兩黨沒有什麼區別，他對莫斯科代表達林(Sergei Dalin)說過：“國民黨過去是、現在也是無產階級的黨，共產國際應該承認它是一個支部……”  毛的做法跡近“變節”，在共產黨內自然引起不滿。毛的死黨老友蔡和森對共產國際說：“在湖南，我們的組織失去了幾乎所有的政治意義。所有的政治問題都由國 民黨的省黨部來決定，而不是由共產黨的省委員會決定。”另一個執著的勞工組織者鄧中夏也說：“毛那時反對獨立（於國民黨）的工會運動。” 為此，毛在中共內部被抨擊為“機會主義”、“右傾”等等，終被排斥出中央局，1925年初召開的“四大”代表名單上，毛被踢走。(參見「四大」檔，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檔選集》， 1 ，第 328 , 335 -356 頁；另可參看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P26，27  )

毛 有“變節跳糟”效忠國民黨之意，才狂熱為國民黨效力，但他生根之地在中共，他的根荄相纒的死黨兄弟如蔡和森、易禮容、何叔衡、羅章龍、李立三、鄧中夏、夏 曦、柳直荀等等均為中共中堅分子，這使他不能像中共的一大代表陳公博、周佛海般輕易就轉投國民黨而斬斷和中共的人脈及思想的糾纒，這種種導致他跟國民黨上 海執行部的頭子葉楚傖合不來，磨擦日甚，毛給剌激得幾乎精神崩潰，1924年年底他被迫辭職，毛 想腳踏國、共兩條船，但國、共分裂的暗潮越來越洶湧，以致毛兩條船都踏空了，他身體驟然虛弱，大大消瘦。1925年1月中旬他攜妻帶子回湖南板倉看岳母， 2月6日，他回到韶山老屋“養病”，一住逹七個月。在該年 “五·卅”反帝大運動中，毛只在韶山地方有所活動，對“五·卅”及國、共兩黨在全國的行動，他只是窺測觀望，並無參予。8月底，毛在湘潭農村指揮百餘農民 拿著鋤頭、棍棒強迫一土豪賤價賣糧，這等同破門強搶，土豪向省長趙恒愓告狀，趙發出電報命令：“立即逮捕毛澤東，就地正法。”毛得朋友報信，緊急化裝醫生 逃出韶山，抵長沙，應該逃去哪裡？他躊躇間登臨嶽麓山、橘子洲，從而寫下這篇《沁園春‧長沙》。李敏所著的《我的父親毛澤東》記載：毛在長沙藏匿數日，於9月初南下繼續逃亡，途中住店時因恐懼被緝查而把所寫筆記全部焚毀……

搞 清楚以上來龍去脈，毛的《沁園春· 長沙》中的 “悵”字是何意思，頓時明白如火，毛是面對“萬類霜天競自由”， 失意慨嘆自己很不自由，要化裝逃亡。他苦悶悵惘國共分裂難以彌合，自己該此行何去？他發問“誰主沉浮？”是問陳獨秀（中共）將主沉浮，還是汪精衛（國民 黨）將主沉浮？如果說他之發問也包含問“當時軍威赫赫的吳佩孚、馮玉祥、張作霖會否主沉浮”，未甞不可，但毛和吳、馮、張等在過去沒有交往，毛絶不可能想 到去投靠吳、馮、張等。在此使用“投靠”二字，和毛不甘屈居人下的天性沒有矛盾，因為他這時還羽翼未硬，不能不暫且找門路“投靠”。

衡之實際，毛隻身逃亡關頭，寫出“悵廖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詩句，談不上就有 “老子要來主沉浮”之意，不怕不識貨，最怕貨比貨，請留意：蔡鄂叱吒風雲當年，就寫過這麼一首詩：

  《登岳麓山》

    蒼蒼雲樹直參天，萬水千山拜眼前。

環顧中原誰是主? 從容騎馬上峰顛。

請 問蔡鄂詩中的“誰是主？”是不是“誰主沉浮”之意？毛說出“誰主沉浮？”之後便無下文，又無動作，其問顯然確實是悵惘、苦悶之問，至於蔡鄂說出“誰是 主？”，接著就“從容騎馬上峰顛”， 蔡分明就是一副顧盼自雄、捨我其誰的派頭。單單拿兩詩相比，蔡真是比毛英武、偉大得太多。蔡詩才真有“老子要來主沉浮”之氣派。毛的“誰主沉浮？”，只能 有“我應去投靠誰？是誰將主宰沉浮？”之意，因為千秋萬世間，絶無哪一位人主在宣示“老子要來主沉浮”時，神氣、語調是悵惘苦悶的。

百多年來，沒有誰說蔡鄂有帝皇之志，原因是蔡鄂一直呼嘯“護民國”、“護憲法”，直至病亡。至於毛，他隻身逃亡時的悵惘苦悶之問，反而被曲解為顧盼自雄、主宰沉浮捨我其誰之威猛之問， 原因很可理解，因為毛後來成就帝業了。作出此種曲解，在諂媚吹拍者方面，例必拒絶承認毛想做皇帝而說毛是要做“偉大領袖”，並例必詐傻扮懵，當作“悵”字 根本不存在，或硬把“悵”字解作“深沉思慮”之意；至於反毛者也會作出此種曲解，則不是有意曲解而是粗心大意的無意誤解，他們反毛，視毛為竊國蟊賊，自然 沒心思去細心研究國賊的垃圾詩詞，他們把詞中的“悵”字疏忽了，像批毛極勇猛的跨世紀的中國民主運動大旗手劉曉波，就犯了此錯。(見劉曉波：《昨日小延安，今日大中國——毛澤東批判》)

應 該指出、也應該承認，毛天性不甘人下，很有帝王之志，但我們不能因此認為他一出娘胎就想著做皇帝，筆者認真查對過，毛有帝王之念，應該是在1936年長征 途中篡奪（“篡奪”是精准用語，詳見何方的巨著《黨史筆記》）周恩來的掌軍之權以後，亦即在1925年秋他根本未想過做皇帝。最有力的證據是：1927年 尾毛落草井崗山為山大王之後，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魯在1928年3月隻身來到井崗山，宣告中共中央已撤銷毛的黨內高職，改任為師長，叫他把部隊交給何挺 頴，毛沒有把周魯立即宰了，而是服從周魯（參看《毛澤東年譜》第252至253頁）。其後，李立三路線肆虐，毛又乖乖服從，率軍去攻打長沙而輸了個狗吃屎(楊開慧就因毛攻打長沙而遭湖南省長何鍵槍斃)，再後來在中央蘇區他幾度浮沉，失去軍權，他又都是服從的，其時他若真有了帝王之心，絶不會如此之乖。

如果這首詞鐵板釘釘寫於1925年秋天，以上解讀應該是精准無誤的 ，但再細心琢磨，這首詞不可能寫於1925年秋天，若真的不是寫於1925年秋，以上解讀仍須全部推翻。

3.  這首詞不是毛獨自創作之証據

在近十年間，互聯網上有人揭發，這首詞不是毛獨自創作，而是毛與青春時代的同學、同志遊歷岳麓山、橘子洲時的眾人聯句合寫，據說毛的小學同學、蕭瑜之弟蕭三曾在延安發現：原作"肅立寒秋"，被改為"獨立寒秋"，原作"歡歌百侶"，改為"攜來百侶"。

這 個揭發很嚴重，如屬實，毛很卑鄙，是賊詩人，這個揭發者如果是蕭三本人，可信性會大一些，由於揭發者無名無姓，不知是誰，該揭發就難以採信了。倒沒想到， 筆者買到一本由國學相當深厚的李奎寧編著、延邊人民出版社出版、印製莊重堂皇的《毛澤東詩詞鑑賞大全》，其第一頁有如下文字：

……據美國施圖爾特·施拉姆《毛澤東》一書載，毛澤東在延安時，曾將其詩詞七十多首匯集付印，題名《風沙詩詞》，印數很少，只送給親密的朋友。但由於戰爭環境，這本詩集未能流傳下來……

其第17頁又有如下文字：

這首詞（黃琉注：指《沁園春· 長沙》）最早見於蕭三著的《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北京新華書店1949年8月發行），後經毛澤東親自審定，正式發表於《詩刋》1957年1月號……

這 兩段文字證明上述的“蕭三證言”，並非空穴來風，為此，這個“蕭三證言”挑起了筆者對這首詞的創作者及創作時間的深沉懷疑，為解疑而想，竟是越想疑點越 多。由於近十年間經已查實，四卷毛選中很大部份文章不是毛所寫，而毛絶不客氣、面不改色都當作自己的作品（包括稿費全部獨呑），我們今天懷疑這首《沁園春 ·長沙》不是毛個人構思創作，因而不算過份。現在，筆者就純粹從這首詞的結構、用詞手法來分析，足可證明這首詞應該就是眾人聯句合寫，不是單個人的構思創 作。另外，查磡《毛澤東年譜》，筆者竟又發現這首詞絶不是寫於1925年，這就茲事體大了。

1.   經查，這首詞最早公開發表於1957年1月號《詩刋》，發表時毛標明的寫作時間為1926年，其後，官方查實毛1926年不在湖南，毛在湖南長沙的時間是 1925年秋，當這篇詞再版時官方遂求證於毛而給毛“訂正”寫作時間為1925年，毛如果聲明該詞並非即景 ( 即景自然亦即 “即時”，就算修改幾個月或幾年才完成，因詩意生於即景之時，循例也算即景)之作，而是追懷往事的遊戲之作，或說明該詞斷斷續續在1926年才寫完，天下 人也就無可質疑什麽了，但毛無異議接受該“訂正”，亦即毛表示該詞是他1925年秋即時即景之作。

     筆者認為，這個“訂正”真是可圈可點，因為這首詞如果真是毛所寫，又是寫於被緊急緝拿、必要化裝亡命關頭，毛不可能 忘記寫作年份。中共毛史、黨史權威逄先知在其《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中寫到：毛1925年8月底逃出韶山，在長沙藏匿數日，於9月初南下繼續逃亡，途中住店時因恐懼而把所寫筆記全部焚毀。毛記得而講出 這件事，可見“1925年秋”於毛何等凶險，印象何等深刻。如果這首詞是毛所寫而又寫於“1925年秋”，寫這首詞之事和焚毀筆記之事，明顯如一胎所生的 孖生男女嬰，由於構思、寫成這首詞所化的時間、心思，絶對遠多於焚毀筆記的時間、心思，毛只記得“1925年秋”焚毀筆記，而“錯記”這首詞寫於1926 年秋，也就直如生下孖生男女嬰的母親只記得生下女嬰，而把同時生下的男嬰忘得一乾二淨，這怎麼可能？毛之所以會“錯記”，只能是這首詞並非毛亡命關頭、亦 即並非 “1925年秋”所寫。

2. 如 果這首詞是毛單獨構思創作而又寫於“1925年秋”，毛絶對沒有必要隱瞞這首詞是逃亡關頭之作，因為公示這首詞是逃亡關頭之作，只會更顯毛何等臨危不懼， 何等英武蓋世，何等偉大神聖。1957年1月發表這首詞時，毛沒有說明這首詞是逃亡關頭之作，甚至直至1976年毛死之後二十年，官方及中國千百萬毛詩詞 的狂熱粉絲都只是輕描淡寫說這首詞是 “1925年秋，……毛離開長沙去廣州……時所作”，並無一人留意及提到這首詞是毛的逃亡關頭之作➌， 就憑這一點，已強有力證明這首詞絶不是毛逃亡關頭之作。在《沁園春· 長沙》詞中，事實上也絶無絲毫逃亡的氣味、色彩，官方給它 “訂正”寫作時間為1925年，應該是無意圖的很機械之“訂正”，官方絶未想到這個“訂正”竟會使這首詞成為“逃亡關頭之作”，中共毛史 權威逄先知未留意這個問題，料算是因他並非詩學專家。

3. 這首詞不是1925年毛逃亡關頭之作，那麼會不會是1925年毛的非逃亡關頭之作呢？經查，不會！《毛澤東年譜·1893-1949》141頁至145頁，記載毛1925年1月至8月在家鄉韶山一帶的活動甚詳，毛根本沒有空餘時間去長沙。

4. 這首詞究竟真正寫於哪一年呢？查看《毛澤東年譜·1893-1949》及左中右許多部研究毛的巨著，筆者查實如下：

a)  1919年，5 月4日北京爆發“五·四”運動，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抵制日貨，要民主的呼號震撼全國，毛沒有參加聲援北京學生“五·四”運動的紀錄，但1919年7月毛 的《湘江評論》刋物出版發行，其主調鼓吹無政府主義，不主張“有血革命”，它呼叫中國人要覺醒， 要“民眾大聯合”以救國。刋物出五期被禁，秋冬間，毛母病危，浸而至死，毛置之不理，無動於衷，毛忙於參予、策劃查禁日貨及“驅張（湘督張敬堯）運動”，運動遭張敬堯命令警方刺刀刺戳、棍棒痛毆後沉寂，12月毛與數人赴北京告狀、求援。

b)  1920年， 極器重毛的楊昌濟1月17日 在北京病逝，毛參予治喪，楊開慧1月底隨母兄扶靈返回長沙，毛逗留北京至4月11日才離開北京，去天津、曲阜、濟南、南京遊玩近一個月，5月5日抵上海， 隨後見陳獨秀。恰巧這時蘇共派來中國圖謀成立中共的維辛斯基也抵上海訪陳，毛得以旁聽了密謀（這自然給史達林留下深刻印象，這為毛後來崛起種下“因 緣”），但毛這時只想搞“湖南自修大學”、“民眾大聯合”及“湖南獨立”運動，無意參予組織共産黨。7月初，毛離上海去武漢見惲代英等，至7 月7日才又回到長沙（《毛澤東年譜·1893-1949》第68頁），拚力搞至年底，自修大學辦成了，文化書社又開張了，他的“民眾大聯合”略見聲勢卻煙 消雲散，他的“新民學會”會員也越來越散漫，“湖南獨立”運動自然也無疾而終，對此他當時致向警予的信顯示他氣得要死。但由於這一年年初毛之父死，秋天他 承繼家産實質成了地主，兼且人不知鬼不覺獨吞了章士釗給出的二萬元救國钜款➍， 他不可能苦悶、悵惘，事實上該年秋他一邊和陶斯詠造愛，一邊向楊開慧展開追求，並於年底和楊結婚。至於前途問題， “湖南獨立運動”雖然失敗，但當時他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祖師爺李逹比隣而居，又接受陳獨秀、蔡和森的來信指教，他很快想到維辛斯基所說的必要組黨才能牢籠 同志乃高見，他因而不會悵惘。該年11月他已著手組織CY（社會主義青年團，獨立於中共之外的黨團，這與後來屬中共管轄的共青團不同）湖南支部➎。 

c )  1921年，7月，毛在上海參加中共一大，返回長沙即大展拳腳發展中共組織，絶無苦悶迷惘情緒； 

d )  1922年 ，毛添丁，生毛岸英，發展組織工作又很見成績，毛很振奮，絶無苦悶悵惘情緒；

e )  1923年，5月毛被調去上海中央工作，參加國民黨（與後來反共的國民黨性質不同，當時蘇共支持國民黨超過中共千百倍），參予國共合作，毛聲名鵲起，似鯉躍龍門；這一年秋冬毛不在長沙。

f )  1924年，1月，毛為汪精衛提攜參加國民黨一中全會，坐主席臺，獲孫中山欽點為後補中央執委，毛奉派赴國民黨上海執委工作，他拚命賣力；頗有跳槽昄依國民黨之勢，大受他的死黨好友、中共中堅分子們非議、不滿，年底被踢出中共“四大”的代表名單，中共“四大”結果，是他又被踢出了中央委員會；這一年秋冬毛不在長沙。

g )  1925年， 年初，毛在國、共兩黨上層遭冷落，情緒低落，精神崩潰，1月離上海，回到韶山養病兼搞農運，8月底，毛在湘潭農村指揮百餘農民拿著鋤頭、棍棒強迫一土豪賤 價賣糧，這等同破門強搶，為此省長趙恒愓聞報8月28日向韶山縣發出電報密令：“立即逮捕毛澤東，就地正法。”毛得朋友郭麓賓報信，緊急化裝醫生當夜逃出 韶山，抵長沙藏匿幾日， 9月初南下廣州；入醫院留醫半個月，再去投拜汪精衛，10月7日，由汪推薦，毛就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代理部長，月薪120 元。

h )  1926年，1 月，國民黨二中全會召開，毛的座位為十五號。曾上主席臺作《宣傳部兩年經過狀況》報告。3月20 日，中山艦事件爆發，蔣成功反制蘇俄、中共之壓迫， 5月，國民黨《整理黨務案》獲通過，毛依該法案不得不辭去部長職，轉而主辦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毛該年秋冬不在長沙；7月9日，蔣中正就職國民革命 軍總司令並誓師北伐；

I )   1927年，國民黨“清共”，毛參加武漢的中共“八·七”會議，旋即回湖南策劃、組織“秋收起義”，忙得天昏地暗，接著上井崗山落草為革命山大王。

（以上未注明出處的，均可查看中共毛史權威逄先知編著的《毛澤東年譜》）

細看以上，剔除1925年，明顯有苦悶、悵惘情緒的《沁園春‧長 沙》，只能寫於1919年秋天，詞中的“憶往昔”，則是憶1913至1919年春夏的事，其中特別是 “新民學會”成立後的事。1919年秋天毛的《湘江評論》被禁，毛母病危垂死， “驅張運動”遭警方刺刀棍棒痛毆，這時毛又未瞭解馬列主義，他崇拜的人是梁啟超（主張“新民”）、泡爾生（主張“無政府主義”）、陳獨秀（主張“民主、科 學”），亦即他仍未找到人生方向，如此種種，他可算又窮又困苦。心境難免苦悶、悵惘。要說《沁園春‧長沙》寫於1920年秋，可能性很微，因身懷鉅款（詳情見本文之後的附文）又一明一暗摟著兩個美女（楊開慧、陶斯詠）談情造愛者，怎可能會苦悶、悵惘( 參看張戎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P18）？ 

另 須注意：1912年清帝退位至1920年，人們把那些憑借清朝廷而享有權勢、在民國肇始仍在弄權者視為“萬戶侯”，以“糞土”視之是自然的，但1920年 至1925年，中國政壇已一批接一批湧現出很多舉足輕重之新軍伐新政客。比如孫中山、段祺瑞、吳佩孚、馮玉祥、張作霖、陳炯明、陳獨秀、汪精衛、胡漢民、 蔣介石等等，“萬戶侯”實不足以涵括這些權勢聲威遠超公侯的新軍伐新政客。

5.   這首詞的結構散亂，有眾人聯句合作的鮮明特色，完全不像是一個人的構思創作：

  A、“悵”字把上闋斬為兩截，涵意相反，欠缺轉折的邏輯交待，單個人創作不可能如此構思；

B、 “曾記否”是設問語，在二人以上的聯句作詩的環境中，被問者是參予聯句作詩的其他人，這是明白如火的，這一設問因而就絶不奇怪，絶不突兀。但如果這首詞是 單獨一個人所構思創作的，被問者是誰那就必須有所交待了，自古以來類似之問，創作者都會在詩詞的題目標示寫給誰，（比如標示“致蕭三”、“致蔡和森及某某 某” ……等等，）但這首《沁園春》的題目只是“長沙”，又起句即聲明是“獨立寒秋”，因而 “曾記否”就出現得莫名其妙，不知是問誰，單個人構思全篇詞，不可能如此邏輯錯亂。

C、這首詞增加了三個平仄韻（秋。透、否），讀起來琅琅上口，韻味很濃（不等於詩味很濃），外行人很容易被欺騙，以為讀得順就是條理暢順，其實它的下闋的條理不順，結構很奇怪，不合中國文法，請看：

以表格分列出來，即可看出：詞的上闋己完成了起承轉合，其中轉的環節僅一“悵”字，顯得很單薄、生硬，但仍勉強通，至於整個下闋的文法結構則奇怪，難以裁定，下闋的文理邏輯（敍事內容）則是：

我憶起，……

我又憶起，……

我再又憶起，而你(或你們）還記得嗎……

以 教學生作文來解說：當一個學生連續寫完 “我一憶……，我再憶……，我三憶……”之後，這世界有教師會教導學生不必再寫這“一憶二憶三憶”引發了什麼，就算全文寫完而交卷嗎？可肯定絶無教師會這 麼教導，而毛這首詞明顯就是寫出“一憶二憶三憶”就全篇嘎然而終了。按常規這首詞的下闋結構屬於有頭沒尾。

不 過，詩是一種很特殊的文體，寫詩頭尾可以顛倒，條理可以偶有錯亂，為此坐實毛這首詞有頭沒尾並不恰當。由於上闋的末韻句“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 浮？”很沉重，又未有解答，所以，這上闋的最末韻句可算作下闋的邏輯收結，或算是“一憶二憶三憶”之引伸倒射處。換而言之，整個下闋算是整首詞轉的環節和 合的環節中間的補充，它以“一憶二憶三憶”來隱晦回應上闋之悵問：“我（或我們）有這個主宰沉浮的可能，因為我（或我們）風華正茂……我（或我們）不把萬 戶侯放在眼裏……”。(在此必要指出：這個回應上闋之“悵問”，依據文法、邏輯，只能是“很不服氣的苦悶迷惘之問”，不能胡說為“悵問”遭衝擊而變成 “豪邁之問”。)

不 能指實下闋有頭沒尾，但這裏卻可以質疑：這種“引伸倒射”結構，是西式文法結構，大概是很刁鑽的洋詩人才會玩出這種文法結構，中國古文學中很難找到誰曾以 這種文法結構來作文寫詩，毛沒受過西式教育，更極抗拒看新體自由詩，他所寫的所有詩詞、文章，全都循守中國的“起承轉合”式順序結構，絶無這首詞的西式文 法結構，為此，說這首詞是毛單個人構思創作，是講不通的，而說這首詞是好幾個人聯句拚湊，亂打誤撞而撞合了這種文法結構（大致算是：起—承—合～轉），則 十分可信。

6、 當我們認定這首詞是毛和同學集體所寫而又寫於“1919年秋”，本文前面把詞中的“悵”問“誰主沉浮？” 解讀為是問陳獨秀（中共）將主沉浮，還是汪精衛（國民黨）將主沉浮？自然不當，必要推翻，而另作新的解讀行不行？行！新的解讀如何呢？很簡單：毛和他的同 伴們之悵問“誰主沉浮？”是悵問哪一個人（或其高見）將主宰沉浮？這種悵問在1919年是很正常、很普遍的，因為當時的北洋政府很脆弱，各省督軍擁兵自 重，孫中山像一條流浪狗，中國是“一戰”戰勝國而巴黎和會居然要中國把德國在山東省的利益割讓給日本，這成何體統？於是，究竟誰的高見可以救中國，，究竟 誰是救中國於沉淪的英雄，說實在是當時舉國士子之悵問。改採這種解讀，由“看”到長沙之美好之景而突然轉換為“悵”，當然仍突兀，不暢順，但這並非絶對， 事實上只要詞題標示是好幾個人聯句作於1919年，那麼“悵”字之轉出，也就談不上突兀，談不上不暢順了，因為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是眾所周知 的舉國震撼、士子皆激憤悵惘之年。當然，改採這種解讀，詞的第一句必須是"肅立寒秋"而不是"獨立寒秋”，"歡歌百侶"，也不能被改為"攜來百侶"。

依 據以上六點，可以斬釘截鐵裁定《沁園春· 長沙》是好幾個人聯句拚湊於1919年秋，毛發表該詞時注明寫於1926年，不可能是“誤記”，因為1926年秋北伐開打，長沙地區大軍雲集，中國天翻地 覆巨變，經常全局在胸的毛不可能不知道，他隨手而寫出該詞作於1926年，再後來又認同寫於1925年，應該是下意識迴避1919年，亦即毛純粹是因內心 有鬼，鬼迷心竅了：他不自覺地以為迴避1919年這個他和好幾個窮愁潦倒的憤青死黨抱團取暖的年份，也就可以遮掩住該詞乃幾個憤青死黨聯句拚湊。不料這有 如給賊贓貼上封條：“此地無銀三百兩”，不旋踵又給賊贓加寫上“鼠輩潤芝不曾偷”。

因 為我們無法斷定其中哪幾句是毛所寫，只好權且把它算作毛的作品，筆者重審該詞，旨在給讀者掃清迷霧，看透毛的真面目，並無剝奪毛的署名權之意，其實這首詞 百份之百算是毛所寫，並不能給毛增添了什麼光輝，也不能顯示毛有什麼詩才，這一點讀者耐心看下去即可明白。 

四)《沁園春·長沙》的藝術價值探討

幾 個初中生、小學生能聯句合作出這麼一首詞，允稱難得，應該受到贊賞，道理是我們對初中生、小學生不能要求太高。但如果是幾個高中、大學生聯句合作出這麼一 首詞，那就不能贊賞而應該予以臭駡，道理是它有太多高中、大學生不應犯的毛病，再有，如果這麼一首詞竟還被用作造神工具而欺騙民眾跪拜，則我們就必須憤概 揮斥之：

上闋的寫景句“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乃平舖直敘，死板呆滯。請 留意，中國千百萬毛粉毛奴謟媚吹拍毛詩詞，是爭先恐後，挖空心思的，可憐就未見有誰能添油加醋，把這幾句寫景詩炒作出詩意詩味，幾十年來我們亦難見什麼學 生作文時借用過這幾句寫景詩。其實，"萬山紅遍”，自然就是層林盡染紅色了，“層林盡染”實屬多餘廢話，如非多餘，那只能視為作者特別強調萬山純紅一色， 各樹木的枝干都被染至紅透。再有，“看萬山紅遍”，很有可能是抄襲晚清詞壇名士周之琦《好事近》詞中的“看萬山紅葉”句，周之琦寫出“看萬山紅葉”，寫景 筆即收束了，兩相對比，“看萬山紅葉” 敍事清晰，讀者可聯想楓葉搖晃之千姿百態，可聯想枝葉疏密間閃爍的千色萬光，至於 “看萬山紅遍”，紅的可能是漫山紅旗，也可能是山火，敍事明顯不清，而“遍”字、“盡”字，更鎖定畫面純紅一色，禁止讀者去聯想有動感的千色萬光，可見周 之琦的“看萬山紅葉” 五個字，比毛的“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九個字要詩意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太多。另外，“漫江碧透”的“透”字，太生硬、死板、絶對，真是可惡至極，它鎖定 江水純碧一色，争流的百舸都必須綠色，且不准有影，不准激起白波。它禁止讀者去聯想湘江有光、色之變化。如果詭辯說百舸争流有影，有白波，“漫江碧透”便 偽劣假，即碧而不透了。其實，隨便把“碧透”改為“搖碧”，明顯就生動、美妙得多。

  論說至此，有人或許會諷刺筆者：王勃在《滕王閣序》寫出的千秋名句“秋水共長天一色”是否亦應臭駡一頓？筆者謹指出，王勃句中的“一色”，應解讀為“同一 景色”，並非指天和水同樣只有一種顏色。請注意，王勃該句語前面是“虹銷雨霽，彩徹雲衢”，這明示天上雲彩有街有巷，七彩斑斕，接著寫“落霞與孤鶩齊 飛，”整個天登時飛動起來，接著又寫 “秋水共長天一色”，它明示天和水的界綫並不模糊，足見空氣明淨，又暗示秋水清靜如明鏡，該“一色”因而實指長天有多少靜的或飛動的顏色，秋水同樣也有多 少靜的或飛動的顏色。至於毛把萬山鎖定(lock)純紅，把水鎖定純碧，創造出的畫面調皮搗蛋而言，簡直是紅紅綠綠一塊死牛肉，兩相比較，王勃是詩學的超 級天才，而毛乃詩學的超級蠢才。

 “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這一韻句，有語病。“霜天”通常是指“有霜寒之天空”（指地表、水面之上的空間），明明寫著“魚翔淺底”，即魚遊於清澈的水中，怎麼眨眼間又變成魚遊翔在天空中？魚會遊翔於天空以“競自由”嗎？這狗屁不通！但據此就說毛這一韻句狗屁不通，則又冤枉、委屈毛了，因為“霜天”也可以泛用而解作“有霜寒之秋季”（時間），比如宋 蘇舜欽 《詩僧則暉求詩》：“好約長吟處，霜天看怒潮。”明 乎此，毛這一韻句還是通的，只是仍要指出，“有霜寒之秋季”亦即等於“寒秋”，這和第一韻句的“寒秋”顯然又同義反復了，詩詞怎麼可以這麼煩瑣累贅？再 者，倘硬說這不是累贅而是重複強調，按這種一再強調“寒秋”的造句法，在邏輯上便隱含著這一意思：鷹、魚等等“萬類”只在“寒秋”才會“競自由”，至於在 春、夏、冬則不會“競自由”了，這種強調真是豈有此理。在此，筆者不是雞蛋裏挑骨頭，而是指出毛這種句語累贅兼邏輯混亂，其實該韻句把裝腔作勢的“霜天” 刪去，即無可挑剔， 意思又無絲毫減少，該處不能少兩字，可以換填另兩字，如“隨心”，或“勞勞”，或“求生”等等。這明顯給全詞增加了意涵。

如 果把“悵寥廓”解讀為“苦悶悵惘的寥廓呵”，接著 “問蒼茫大地”的 “問”就是“寥廓”問而不是人問了，這種解讀不通﹐這一韻句因而只能解讀為“悵……問蒼茫大地，誰主沈沉”，明乎此，可見“寥廓” 和“蒼茫大地”同義反復， “寥廓”省略為佳，此處大可以把“悵寥廓”改為“吾卻悵”之類意思的字眼，以消除面對美景而悲而悵惘之怪誕突兀。

寫 詩填詞，是很講究造句才情的，不少詩詞就僅憑一、二句子名動千秋，膾炙人口，比如許渾創作的“山雨欲來風滿樓”，崔顥創作的“黃鶴一去不復返”，杜甫創作 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等等，毛這首詞下闕也有幾個句子享有大名，特別在全國中學生中膾炙人口，如“蒼茫大地”、“崢嶸歳月”、“恰同學少年”、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這裏謹指出：

1、這些句子充滿青春氣息，的確是妙句，但查實這些句子大都不是毛的創造，而是前人創造的，亦即毛是剽竊來的（沿襲、借用應由作者或注析者說明，刻意不聲明則屬剽竊）：

“蒼茫大地” 見於楊香池：《偷閒廬詩話》檢存的 血俠君 詩：《沙橋道中》：

孤村隐约疏林外，一辙苍茫大地中。 

“崢嶸歳月”見於 宋•廖行之的《沁園春•和蘇宣教韻》：

“崢嶸歲月，分陰可惜，一日三秋。”

另外，宋•廖行之的《青玉案》還寫有如下詩句：

峥嵘岁月远秋暮。空腹便便无好句。

“同學少年”見於唐‧杜甫《秋興八首》之三：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指點江山”則見於清 過春山的《台城路·登雷峰望宋勝景園故址》：

“指點江山，斜陽一片下平楚。”

中 國的初、高中學生普遍把毛詞中“恰同學少年” 五字，解讀為“恰好同學們都十多歳”，這是錯誤解讀，是古文知識太少造成的誤會。詞中 “攜來百侶曾遊”的時間段，是1913年至1919年，毛及百侶均20多歳至30歳了，因而詞中的“少年”二字，不能解讀為法律學意義上的“少年”（約指 7歳至17歳的男女孩子），必要解讀為 “年少”（與“年輕”同義），對應同類語為 “年幼”、“年富”、“年衰”等等，“年少”意指“青春年華”，或 “生機蓬勃的年華” 。這應該是一千多年的學界共識，證據是：

A、杜甫的詩句“同學少年多不賤”，譯為現代文是：“往日同學在風華正茂的年代都混得很不錯”；

B、岳飛的詩句“莫等閒白了少年頭”，“ 少年”是指風華正茂的青壯年；岳飛寫這詩句所在的《滿江紅》詞時，至少已37歳。（頗有人考證岳飛的《滿江紅》詞是明朝人冒名之作，若是，更證明筆者在此的推理正確。） 

C、汪精衛的詩句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其中的“ 少年”又是指風華正茂的年月。汪寫此詩時是27歳。

為 此，毛詞中“恰同學少年”五字的意思，就絶對是“恰好同學們都風華正茂”之意。 “風華”二字，指人的精、氣、神，造語“風華絶代”，意指一個人呈現的精、氣、神超越整整一代人，而造語“風華正茂”，意指一個人的精、氣、神處於其本人 整個人生中的最佳時間段，它沒有“風華出類拔萃”之意，換而言之，“風華正茂”就是“正值青春年華”之意。當我們准確弄明詞義，可見寫出 “恰同學少年”，已包含了“風華正茂”之意，毛接著再加寫一句“風華正茂”，只是裝腔作勢、砌詞賣弄，拙劣地搞同義反複。至於 “書生意氣，揮斥方遒”，大概是毛（或其友蕭瑜等）創造的妙句，但該妙句的全部含義，不外是“我們的書生意氣，正自由放縱得強烈” ➏， 這失諸空洞，且與“風華正茂”同義，因而也是裝腔作勢、搞同義反複。對這一評語相信必有毛粉強硬反駁：句語重複不見得就不好，有時要強調，要特別突出某一 點，就不能不句語重複。這個反駁算是有點道理﹐比如《國歌》的「起來」、「前進」就一再重複。但請注意：《國歌》的詞曲作者田漢、聶耳可絶不會一再重複 “不願”、“不願”、“不願”，也絶不會一再重複“把我們”、“把我們”、“把我們”而把國歌弄成結結巴巴調。毛這首詞的核心意思不是賣弄自己年輕，沒必 要重複三次說“我們正值青春年華”，再說，真要重複強調，也不應變換字眼來重複，比如《國歌》中的“前進”，可以重複以“前進”、“前進……進”，沒理由 重複以“別倒退!”、“甭站著!”、 “莫仆街!”

為讓讀者深切理解同義反複之低劣可笑，這裡且請再看明朝大文豪馮夢龍編列入《古今笑史·苦海部第七》的一首北宋垃圾詩人寫的《宿山房即事》詩：

一個孤僧獨自歸，關門閉戶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時分，杜鵑謝豹子規啼。

 (黃琉注：“一”和“孤”字、“獨自”三重同義反複，“關門”和“閉戶”和 “掩柴扉”又是三重同義反複，“半夜”和“三更”和 “子時分”再又三重同義反複。杜鵑，又名謝豹，又名子規，因而最末句還是三重同義反複。)

2、 自清朝中期以來至民國初年，隨著市民階層的崛起、壯大，教導低文化市民寫信、創作詩詞的尺牘書、詩詞格律書、對聯 話謎創作書等等被大量地編制發行，種類繁多，如《韻府群玉》、《詩韻集成》、《詩韻合壁》、《詩譜》等等，這一類書中，不少都製作、編列了大量前人創作的 成語、妙句以供讀者參考借用。筆者少年時幚文盲母親寫信，就曾從這類書中借用不少成語、妙句堆砌入信中，母親聽著我朗讀、講解，驚喜得直以為自己的兒子是 文曲星降世。話說回來，《沁園春· 長沙》下 闋的“崢嶸歳月”、"同學少年，風華正茂；”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其實都是清末民初的尺牘之類書編列的供低文化人借用的成語、妙句，大量地賒借、堆砌這些成語、妙句，根本不能算詩詞創作。毛時代 愚化教育出來的“毛左知青”、紅衛兵激賞、欽服這些成語、妙句，其實和筆者的文盲母親之驚喜同樣是緣於自己無知。這裏要特別指出的是：寫信、作文借用該類 成語、妙句，是可以的，至於寫詩，偶爾借用一兩句，亦無可厚非，倘一多借，就鐵定你是垃圾詩人。再說回來，其實“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 遒”，是"四重犯複（犯複即同義反復）"；“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又是“二重犯複” ➏ 。 這裏堆砌的一大堆成語妙句，全都是空空洞洞、自吹自擂的廢話，讀者絶對無法看出、無法想及這“百侶”做出了什麼不負青春年華的好事。在此還要順便指出，毛 本人及人民日報等官方給每一篇毛詩詞的許多沿襲、借用詩句都作出注析，指明出處，這給學識較低的讀者造成一個強烈印象：即舉凡無注明沿襲、借用的詩句，就 都是毛創造的詩句，這實在太卑鄙奸詐了。像眼前這首詞，完全隱瞞筆者所指出的上述妙句原創者血俠君、周之琦、廖行之、杜甫、過春山及“誰主沉浮”意境原創 者蔡鄂等，毛顯然是蓄意剽竊，人民日報等官方則顯然是掩護毛“沿襲傷剽盜”（韓愈語）。

  “糞土當年萬戶侯”句中的 “萬戶侯”，如果是意指湖南督軍張敬堯，這一句就是惡臭熏天的笑話，查史查實，張敬堯不是給毛及其“百侶”弄成“糞土”，而是毛及其“百侶”給張敬堯打得 雞飛狗走，近似 “糞土”，（張敬堯最後是給湘軍軍伐譚延闓收買吳佩孚退軍、由趙恒愓率軍弄成“糞土”而掃出湖南去，趙恒愓不見得比張敬堯好。）你毛某及“百侶”當年反軍 伐而致一身“糞土”惡臭，這沒錯，也談不上丟臉，但事後阿Q般吹牛皮未免可憐可笑。

     我們以最大善意解讀“糞土當年萬戶侯”句吧： “當年”二字，應該是虛擬、泛指“歷史上的”，而不是實指“攜來百侶曾遊”的時間段，因為該時段（1917年左右）清室已垮，萬戶侯自然己成糞土了。既然 “當年”二字是虛擬、泛指，實即是可以刪去的蕪文雜字。

頗 有毛粉諂媚吹拍說，“糞土當年萬戶侯”句表現出毛蔑視權貴的氣概，與及毛“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偉大革命者襟懷。說實話，該句說毛蔑視權貴，那是真切 的，說毛有改革社會的志士情懷，也可以，至於諂媚吹拍指毛 “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那是丟人現眼、無限拔高的胡吹亂扯。查有實據的是：毛絶未曾卑視帝皇，毛決不“糞土”帝皇。1、毛一生從未寫過“揮斥”、“糞 土”、“卑視” 皇帝的詩句；2、毛青年時代的死黨好友蕭瑜在其《我和毛澤東行乞記》著作中說出毛當年非常崇拜由平民而做成皇帝的劉邦，且對劉邦稱帝後大殺功臣持同情支持 態度；3、大量文獻、文章揭露毛一生無數次說過他就是紅色皇帝，是秦始皇。4、毛曾哄誘吳唅把朱元璋寫得可愛一些，吳唅因無法像郭沬若般塗改、歪曲史料地 改寫其《朱元璋傳》而為毛討厭（參看蘇雙碧、王宏志著《吳唅傳》）。毛如真有“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之意，這一詩句即應寫成“糞土帝皇將相侯”（如忌嫌句 子犯孤平，“帝皇”二字可改為“君王”）。

     最末句也應一議， “浪遏飛舟”是什麼意思？是“（游泳拍擊起的）浪阻止、阻擋住飛舟”之意。 “遏”字是入聲字，“促”字也是入聲字，“遏”字有反動之意，“促”字則有促進之意，如果這首《沁園春· 長沙》不是毛寫而是任何中共高官或任何草民所寫，在十年文革浩刼期間，就憑“浪遏飛舟”這一句，作者勢必被炮打火燒，慘烈批鬥，姚文元式或紅衛兵式文章必 定痛斥作者反動透頂地以詩明志：企圖阻遏中國人民勇爭自由的時代“飛舟”。

至 於毛為什麼用“浪遏飛舟”而不用“浪促飛舟”？筆者不是姚文元式文痞，不想雞腸狗肚、無限上綱去評議他，這裏只想說明兩點：（1）、那些渴望毛僵屍翻生的 毛左毛奴請注意：毛若僵屍翻生，毛可以隨意放屁而說“浪遏飛舟”，你們郤絶不可以，你們的屁稍重或稍臭，稍不合尺寸，隨時會被毛打成反動派，給折騰至家破 人亡；（2）、袁世凱顛覆民國搞洪憲帝制當年，曾作《落花詩》：“落花窗前舞，疑是雪飛時。剛欲呼童掃，風來去不知。” 可以肯定袁世凱落筆之時，絕無歌詠他的洪憲帝制如落花給一風吹去之意，但他的洪憲帝制偏偏就是給一風吹走了，人們因而稱此為詩讖，是上帝捉住袁的手來描寫 袁自已的下場。同樣道理，毛當時寫“浪遏飛舟”而不寫“浪促飛舟”，可肯定不會有蓄意反動之想，但上帝捉住他的手來寫，讓他為自已的一生作歷史定性，毛事 實上做了歷史上最狡詐殘暴、罪惡最深重的反動派，他“中流擊水，浪遏”中國倒退了百多年！

一首百零幾字的詞，同義反復的廢話一大堆，其文理結構又顛倒錯亂，其中算得上亮麗的句子如“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崢嶸歳月”、"恰同學少年”、“指點江山”等等，又都是借來或剽竊來的，這麽一首詞能稱得上是好詞嗎？

     一首寫風景、寫生活情趣、寫人生感悟的詩詞，大可不必有時代氣息，因為這一類詩詞創作的意旨本來就是要寫給任何時代 的人看的；一首如投槍如炮彈投擲入大時代、參予生死血戰的詩詞，詩詞中也無須有時代氣息，因為它們參予時代血戰，自然就染上了濃烈的時代氣息，比如汪精衛 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詩內無絲毫現代社會才有的字眼，但它是炸響於新生民國與滿清帝制殊死博鬥的大時代，它自然就有時 代硝煙、英雄氣血；至於眼前毛的 《沁園春· 長沙》，它不是炸響於廿世紀二十年代，它並無參予當年的戰鬥，而是在經歷了多次天翻地覆巨變之後在1957 年才露面獻世的，它明顯是毛為打造自己的救世主、紅太陽形象之補充材料，倘以注析方式硬說它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偉大篇章，說它證明它的作者參予了革命， 要為人民打江山，這就令人不能不質疑它的時代氣息表現於哪裡？它給當時時代貢獻了什麼？這首詞的最大弊病，是除題目標示年份外，詞中無任何一句語，無任何 一字眼顯示它寫於天翻地覆的廿世紀的二十年代，若說這首詞寫於十八世紀，十七世紀，十六世紀、請問行不行？行！絶對行！誰不信就請誰細心檢視一下《沁園春 · 長沙》的每一字眼。可能有人會說：詞中的“自由”二字，含有"解放"之意，是廿世紀中全球叫得最響亮之詞，是廿世紀中國才有的時麾之詞，十八世紀之前沒 有。請注意，別搞錯了，"解放"的確是現代才有之語，但“自由”則很古老了，漢朝鄭玄《周禮》注有“去止不敢自由”之說，南北朝的《孔雀東南飛》則有詩句：“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到宋朝時，“自由”已成為流行俗語。如李煜詩：“萬頃波中得自由。” 又王安石詩:"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又辛棄疾 詩“得似浮雲也自由。” 又陸游詩；“竟是吾身得自由”。還又戴復古詩“圉 圉洋洋各自由。或行或舞或沉浮。”……說到“自由”含有"解放"之意，這裏倒要打岔說幾句：對廿世紀才含有"解放"之意的“自由”二字，毛澤東恰恰痛恨之 極，曾強迫廣大知青背頌的毛著《反對自由主義》，竟可以把自由主義歪曲醜化成狗屎垃圾再予攻打，請讀者找出胡適的《自由主義》和毛的《反對自由主義》作一 對比，你會震驚毛怎麼可以如此惡毒卑鄙，你也將悚然驚疑毛的 “激揚文字”究竟“激揚”出什麼狗屎垃圾。在此筆者可不是用詞偏激，毛這首詞中的 “激揚文字”，明顯是指他當年寫了不少時評政論，這些時評政論並未全部湮沒，筆者在海外就看過多少，但毛及中共官方敢重印出來給人民觀看學習嗎？他們不 敢！原因就是這些時評政論大都是不切實際、甚至是反動的叫囂（毛曾主張分裂中國為幾十個國）！倘有讀者堅持說筆者偏激誹謗，筆者不會見怪，只是希望閣下也 同時想一想，毛“揮斥”“激揚”出來的好東西，為什麼毛及官方拚死命捂著不讓人民看（在毛死前死後，在所有《毛澤東選集》中從未見選輯入任何一篇《湘江評 論》的文章）？就由於毛及官方這麽拚死命捂著，我們當然可思疑及斷定毛及百侶所“激揚”、“揮斥”出來的東西，只能是些陳芝麻，爛穀子。

好 了，因為《沁園春·長沙》並無參予當年的戰鬥，又無一字眼能坐實它不是寫於古代，可見這首詞毫無時代氣息，更絶無時代思想。我們只可說它表現了毛及其百侶 要闖江湖、撈世界的憤青狂情，把它視為初中生之習作，那是無妨無害的，倘說它展示毛的革命家風采、要為人民打江山的偉人氣概，那就是如假包換的胡說鬼扯， 善良的人們別被官方的及毛左毛奴的指鹿為馬的注析、吹破天的諂媚吹捧誤導了。

1964年1月27日，《毛主席詩詞》英譯者曾請求毛對 “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作出解釋，毛的口頭解釋是：“在北伐以前，軍閥統治，中國的命運究竟由哪一個階級做主？”（參看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集》）

通常由詩詞作者出面作出的注析、解釋，是必要特別尊重的，但眼前毛的這個解釋，令人難以尊重，因為：

1. 如 果詞中的“誰”是指“哪一個階級”，下闋就應講或應暗示“哪一個階級”有“主沉浮”的資質，而該詞的下闋所講只是毛和約百個同學在過去如何“風華正茂”、 如何“中流擊水”，這百個少年同學明顯和階級風馬牛不相及，亦即如果詞中的“誰”是指“哪一個階級”，那麼整個下闋就不能以上闋的最末韻句為引伸倒射處， 亦即整個下闋和上闋就斷裂了，整個下闋成了狗尾續貂。

2. 毛1920年冬之前仍信奉無政府主義，拚命搞湖南獨立運動，當其時他根本未接觸馬列的階級學說，他毫無階級觀念，而這首詞應該寫於1919年秋；

3. 倘這首詞寫於1925年，他逃亡到廣州住院留醫半個月，安頓好逃亡驚魂，隨即屁顛屁顛跑了去找汪精衛，出任國民黨的代理宣傳部長，拚力籌備國民黨二全大會，請問毛算是投奔、認可哪一個階級？從筆者對這首詞的寫作時間的分析考訂，這首詞絶不可能寫於1925年。

 以上三條，每一條都證明毛的解釋是欺世胡扯。

其 實，“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中的“誰”，按該詞的文理邏輯、寫作背景，不可能是指“哪一個階級”，只能是指“哪一個人或哪一種思想”，而按毛當時的社 會地位來衡量，也不可能是毛自我期許。但經毛詩詞的吹捧者有意或無意的“注析引導”或“鑑賞引導”，終至積非成是，這個“誰”已坐實是毛自我期許了。毛自 然喜歡這個“積非成是”，因為這大有利於他渴望的個人崇拜。（他解釋“誰”是指“哪一個階級”，只是裝模作樣謙虛一下。）當人們都認同“誰”乃毛的自我期 許，這句“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自然就是很了不起、很有氣勢之句語，的確難怪毛左們要呼天搶地、銷魂膜拜。

然而，在今天，請恕筆者很不客氣、很煞風景地指出：

如 果“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意念是毛首創，他的確值得稱賞，但這一意念早在1916年左右已由蔡鄂寫出（蔡詩見本文前面段落）而公示天下了，毛蹈襲該 意念且又遠遠不及蔡詩之雄奇豪邁，嚴格而言，毛等於毛手毛腳剽竊蔡鄂的意念，這應該是毛不敢把這首詞送請汪精衛、柳亞子、胡漢民等詩詞高手鑑賞、乞憐的原 因，毛知道他們必會恥笑他拾蔡鄂之唾餘。（當然，與毛聯句拚湊該詞的毛之好友在1926年大都仍未死，毛當時又仍無箝制他們叫囂索討共同創作權的權威，這 也可能是毛不敢公示此詞的原因。）

更慘情的是：毛的“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竟是由一“悵”字引領出來，此問頓成苦悶悵惘之問，從而失盡威勢，變成囂狂而掩藏不住惶惑了（毛之“惶惑”最明顯處是他很想收拾親蘇的王明、周恩來➐而 不敢，毛被迫打狗要看主人，王明夫婦去國十多年不歸更不斷著文臭駡毛而毛仍每月給匯上高薪）。這應該是毛想不到的，他不自覺地流露出他的本性，這大概也是 天註定的，毛一生的特色就是囂狂而惶惑，青壯年時他囂狂多於惶惑、囂狂遮蓋住惶惑，而1971年9·13事件林彪死後他則惶惑多於囂狂，以致經常苦兮兮地 流涙（毛晚年的生活秘書、實即妾侍張玉鳳揭示）。至於他的“誰主沉浮”的悵惘之問，在他奪得江山之後，有沒有如毛左毛奴極意扭曲解讀般變成豪壯之問呢？恐怕最佳的回答是在1976年10月1日余英時所發表的《丙辰中秋即事》➑中：

‧余英時手書。

帝子乘風御翠華，不周山下萬旗斜。倦隨夸父追炎日，漫訪吳剛問桂花。恒鳥已嘗玄圃水，嫦娥空守煉爐砂。蒼茫大地無情甚，欲主沉浮願總賒。

（黃琉註：這首詩是把多個毛詩句拿來綁住挖苦攻打，請詩學較淺者別誤會說余英時是在借用、剽竊毛澤東詩詞。）

筆者不認識余英時，識荊無門，請恕狂妄代為注析如下，料大致不會錯：

（1） “帝子乘風”句，引伸指射毛寫給老友周世釗、兼寄李達、樂天宇的《七律·答友人 1961年》詩。毛原詩的“帝子”是指舜帝的妻妾娥皇、女英（有毛左權威胡說毛喻指楊開慧……），余英時沿用毛原詩“帝子”二字，則喻指毛，指毛確有帝王 命，毛能搶得天下，乃二千年皇權專制大夢未醒的中國人之宿命，真是在劫難逃。

（2） “不周山下”句，，引伸指射毛的《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 1931年春》，這一句指毛造反成功，毛原詩“不周山下旌旗亂”，“亂”字改為 “斜”字，是要押韻，也總有貶意。

（3）“倦隨”句，用“夸父追日”典故，意指毛不再“夸父追日”般追趕、學用蘇共的馬列主義，他要搞的是毛主義，即天天要人民慘鬥，人人生不安生，死不安死。

（4）  “漫訪”句，引伸指射毛1957年寫的《蝶戀花‧答李淑一》，1956年，赫魯曉夫反史達林，1957年毛決意不再聽從蘇共的指揮捧起舞，這一句含蓄意指毛獨立自主，搞回中國農民起義、流氓治國、皇權專制那一套。

（5） “恒鳥”句，意指中國廣大民眾跟隨毛鬧革命已嘗到了共産主義天堂的慘苦劇毒之水（近億人慘死，未死者均如癡如狂，嘔吐狼藉），恒鳥，指忠心跟隨毛鬧革命的 幹部、民眾。玄圃，語出《山海經》等古籍，傳說為昆侖山頂的神仙居處、黃帝之下都，凡人登臨，即可長生不死。此處玄圃喻指共産主義天堂。

（6） “嫦娥”句，意指江青等毛的遺孀、遺妾、遺臣、遺孑們只能空守著毛的萬嵗萬萬嵗丹砂燒煉爐。燒煉爐，喻指毛澤東思想。

（7） “蒼茫大地”之最後兩句，引伸指射毛的《沁園春‧長沙》，意指蒼茫大地（喻指中國社會乃至全人類社會）是很無情的，你毛某要主宰沉浮的願望，只能行騙賒借一下，你賒借不兌現，你的主宰沉浮的願望也決不能落實兌現。

這 是一首令筆者驚佩嘆服、拍案叫絶之詩！它的每一句皆妙，其中最為精准、妙絶的是“賒”字，“賒”字合古韻。查史可知，毛能崛起獲舉國擁戴，是因他開出了許 多支票：如“新民主主義”，如“聯合政府”、如“多黨合作，榮辱與共”、如“工農翻身解放做主人”、如“共和國”、如“人民民主”等等，這些全都是空有其 名，毛無一肯兌現，亦即毛得權全靠欺騙賒借，毛既然賒借不兌現，“蒼茫大地”自然就對他“無情甚”了。另請讀者特別留意，余英時這首詩寫於四人幚一網成擒 之前幾天，當時就敢斷言江青要完蛋，毛的賒借要結朿，余英時之識見真是何等超卓。

    好了，最後說幾句：《沁園春‧長 沙》中可算金光閃閃的句子，是“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而現在，筆者雄辯指出它不是豪壯之問，而是苦兮兮悵惘之問，這等於把這首詞之“真金”燒成了爛 銅，由於筆者同時也雄辯指出這首詞是眾人合作而非獨創，讀者當然也可思疑這句“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很可能非毛所寫，而是蔡和森或蕭瑜這兩位“新民 學會”的龍頭大哥所寫。另要說明，筆者對這篇多個學生哥聯手合作之詞，並無多大反感，指其為爛銅，並無惡意，事關爛銅者，並非爛臭垃圾，爛銅無毒無臭，是 可供展覽的，最明顯是這世界許多展覽舘就都有春秋戰國的爛銅擺放著供人憑弔。

注析：

➊ 見《新民學會文獻彙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頁16-17。

➋ 詳情請參看張戎 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第3章節、第 7章節。另外，看過楊開慧墻壁收藏遺書的毛秘書李銳亦曾多次對人說過此事。

➌ 1996年，把毛吹為古今中外最最偉大的、最最天才的、光輝空前絶後的詩人的《詩國盟主毛澤東》出版，該書作者胡為雄終於“發現”這首《沁園春‧長沙》詞是毛的逃亡關頭之作，但他崇拜毛達至失心瘋地步，他拒絶追查下去，他只是輕描淡寫幾個字即算，因而他之“發現”等同沒有發現。

➍詳情見注析之後的附文：《毛青年時貪污二萬大洋救國巨款案查考》。

➎ 參看唐寶林著《陳獨秀全傳》 P163--164；以及 張戎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P16--27） 

➏ 黃 琉茲指出兩點：1 、從字面看， “揮斥”應該是呵斥、排斥、掃蕩之意。丘處機《述懷》詞：“群山四瀆，暮天晴、揮斥陰魔潛伏。”可以為證；另 清 黃六鴻 《福惠全書·蒞任·承事上司》:"其饋送土宜，悉照舊規。務於先期，躬親簡點，勿露吝形，致見揮斥。"可以為證；另 清 譚獻 《序》:"樂府之餘在詞……然而靡曼熒眩，變本加厲，日出而不窮，因是以鄙夷焉，揮斥焉。" 等等，亦可以為證。  但是，2、查看古藉，“揮斥”一詞為莊子首創於《莊子·田子方》，西晉郭象注：“揮斥，猶縱放（即自由放縱之意）也。” 我們細看《莊子·田子方》原文：“夫至人者，上窺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可見郭象的注析是精准的。另外，唐 李白 《暮春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每思欲遐登蓬萊 ，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 亦足可見 “揮斥，猶縱放也”的注析恰當。 因而，不少中共文人注析毛詩詞時說；“揮斥方遒，是指熱情奔放，勁頭正足。”（可參看李奎寧編著《毛澤東詩詞鑒賞大全》第23頁）這一注析雖然有粉飾意 味，但仍可接受，不能說錯。我們細察《沁園春· 長沙》詞氣，毛（或和百侶聯句）創作時之本意，“揮斥”應該就是取意“縱放”，而不是取意“呵斥、排斥、掃蕩”，為此，黃琉不同意四川名士王康把“揮斥方 遒”和 “指點江山，激昂文字"視為三重犯複之看法。在此順便說明：王康學養高深，識見不凡，他評論毛詩詞的文章（上互聯網可輕易找到）有很多真知卓見，他的一些 高見就被採用入黃琉這一毛詩詞重審系列之中了。謹在此深致感激欽佩之忱。

 ➐  毛如何又恨又倚重周恩來，高文謙所著《晚年周恩來》描述極為精細翔實，請參看。

➑ 余英時所發表的《丙辰中秋即事》，刋發於1976年10月1日出版的香港《明報》月刋 第1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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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文字可算已完成對《沁園春·長沙》的重審，只關心詩詞藝術的研究者，大可跳過以下的附文及黃琉的評議不看。至於該附文必要檢附在此，則因為筆者認為該附文所說之事件，正好發生於寫作《沁園春‧長沙》之大約同一時間段，這自然很有助查清《沁園春‧長沙》的作者究竟是怎樣的一個“青年偉人”，亦即這關乎《沁園春‧長沙》詞的底色是鮮紅還是厚黑，它可深化人們對本重審篇章的理解，另外，該附文妙不可言，錯過是你的極大損失。

附文：毛青年時貪污二萬大洋救國巨款案查考

 作者： 黃琉

第一、毛澤東貪污公案之緣起

1、“章含之揭示”的“革命佳話”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因投靠四人幚而垮臺的女外交官章含之獲寛大處理，習仲勳代表中央向她宣佈以往功過、職務"一筆勾銷"，她獲“解放”。1984年章含之開始寫作，發表作品，其中她寫到一件事，這件事其後她記載入她的大作《跨過厚厚的大紅門》中。

  “1963年初，主席讀完英文之後，要我陪他在寒風中散步。主席身體極健，不帶圍巾、帽子；我卻‘全副武裝’還覺得冷。散步時，主席突然問我：‘行老有沒 有告訴過你，我還欠了他一筆債沒有還呢？’我以為主席在開玩笑，我說父親沒有講過，要是主席欠債，父親是必定不會催債的。主席卻很認真地說：‘也許行老忘 了。這筆債我見到你，想起來了，早該還了！’於是。毛主席告訴我，1920年，毛主席為籌備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運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 一筆數量較大的銀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親，當然沒有告訴父親要成立共產黨，只是說為一批有志青年籌款去歐洲勤工儉學，請父親幫忙。父親立即答應，隨後發動 了社會各界名流捐款。由於父親的影響和努力，最後一共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主席。主席笑著對我說：‘行老哪里曉得他募捐來的這筆錢幫了共產黨的大 忙。當時，一部分錢確實供一批同志去歐洲；另一部分我們回湖南用去造反鬧革命了！’毛主席說：‘你回去告訴行老，我從現在開始要還他這筆欠了近五十年的 債，一年還兩千元，十年還完兩萬。’我回家告訴父親，父親哈哈大笑說：‘確有其事，主席竟還記得！’父親和我都未想到，幾天以後， 毛主席果真派徐秘書送上第一個兩千元，並說今後每年春節送上兩千元。這倒使父親十分不安，他要我轉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贈，當時的銀元是募集來的，他自己也拿 不出這筆钜款。主席聽了我的傳話微笑著說：‘你也不懂我這是用我的稿費給行老一點生活補助啊？他給我們共產黨的幫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呢？’”

      ──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2002年，340-341頁。

同書第六頁的表述略有不同，它提到了秋收起義和井岡山：

（毛主席說：）“行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

這 件“章含之揭示”，在文化界、政界算得上轟動一時，由於章含之是一介女流，又剛剛從監護審查中解放出來，可以設想她絶不敢憑空捏造偉大領袖的故事，也可肯 定她絶對沒有捏造這種歷史故事的才能，這個“章含之揭示”因而不容置疑，絶對是真事。人們為此交口讚嘆毛有情有義！毛人格真夠偉大！這件事從此成為漂漂亮 亮的革命佳話。

2、錢文軍從“革命佳話”中揭出狗屎惡臭

然 而，千真萬確的真事未必就是好事，未必就是漂亮的事，隨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毛澤東的惡行劣跡之揭露越來越多，“章含之揭示”的這個革命佳話終於沒法馨香 了，有人終於發現“章含之揭示”中，毛的還債說藏有奸詐，透出了狗屎惡臭。就黃琉有限之見識，這個首先發現狗屎惡臭的人是網絡名士錢文軍，他在2004年 12月25日擲出一篇文章：《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石破天驚地提出：毛澤東不是向章士釗借錢而後來還債，該文指控毛當年是獨吞了章士釗（字行嚴，人們 敬稱為“行老”）為資助有志青年去歐洲勤工儉學而募捐來的兩萬大洋钜款，毛實質是貪污公款。按道理提出這一指控是不必管毛澤東如何擅自花用該钜款的，但錢 文軍考慮毛說到該钜款“一部分錢確實供一批同志去歐洲；另一部分我們回湖南用去造反鬧革命了！”錢文軍為免毛左毛奴們呼天搶地哭鬧，特又經認真查核以證據 指出：

    1、該钜款絶無分文用於“去外國勤工儉學的有志青年”；

    2、該钜款絶無分文用於組建中國共產黨；

    3、該钜款絶無分文用於秋收起義；

    4、創辦文化書社毛只拿出十元，該十元很可能只是楊開慧父親之奠儀中節省出，亦即創辦文化書社毛一毛不拔，毛只付出輕飄飄的牙力。

     說實在話，錢文軍這篇文章稱得上力拔山兮氣蓋世，一時間沒人敢攖其鋒，海外為之震動：若推不翻錢文軍該文，亦即坐實 毛澤東不是坐了江山才開始變壞，而是從青年時代起已變得很壞很壞，毛的成魔之道，必要從二十七歲算起，亦即從他寫出《沁園春‧長沙》的那個時期算起。

3. 、馮勝平煞費苦心為“革命佳話”洗白去臭

     2005年，陳小雅拋出一部力作：《中國“廢片” 毛澤東的命案》，也來談章士釗付毛的這兩萬大洋，她很有趣地稱這筆錢是毛撈革命賺到的第一桶金，她在史料中梳耙出許多材料，這應算她對毛的貪汙公案作出了 貢獻，但她的分析頭緒很混亂，把問題越講越糊塗，她沒反駁錢文軍，也沒支持錢文軍。

    2014年，終於有個馮勝平殺出來，他在《新史》第18期發出一文：《毛澤東欠下的良心債：一筆兩萬大洋钜款的來龍去脈──兼與錢文軍商榷》（該文隨後由共識網、明鏡新聞網等等轉載，下稱馮文），該文完全迴避錢文軍的指控及揭發出來的證據，卻另外提出三點新證據來指稱該筆钜款是由軍伐譚延闓拿出來，是譚延闓送給毛澤東的政治酬庸，是譚延闓對毛澤東在“驅張（湖南督軍張敬堯）運動”中“衝鋒陷陣，嶄露頭角”的酬謝金。

馮 勝平指稱該筆钜款是政治酬庸，亦即指毛收受軍伐賄金，這看去不像為毛洗寃漂白，而是為毛另訂“罪名”，亦即馮勝平擺出的不是為毛辯護的毛左姿勢，而是學者 論學姿勢。但黃琉認為：馮勝平文章沒有學者品格，馮只是擺出為毛另訂“罪名”的樣子，其實他就是為毛洗寃漂白去臭，馮文中如下一段話可見馮勝平之用心：

錢 文軍先生提供了許多重要資訊，邏輯也自洽。問題是他相信了毛澤東的自述，沒有弄清這筆錢的真正來源。如果錢真是章士釗為資助勤工儉學從“社會各界名流”募 集的，毛以後的做法當然是“挪用公款”；但如果錢來自於譚延闓為“湘人治湘”而設立的政治基金，由章士釗監管發放，則是另外一回事。既然不是公款，自然也 就無所謂挪用。

由於馮勝平的文章完全迴避錢 文軍的指控及揭發出來的證據，它只說錢文軍之錯是“相信了毛澤東的自述，沒有弄清這筆錢的真正來源。”這是跳脫越出了錢文軍文章的指控範圍， 錢文軍如要反駁馮勝平，分明等於是在毛的生平中另找一個地方在另一個時間段來和馮勝平打筆墨官司，黃琉估計錢文軍大概感覺這官司太繁難，他無意包打天下， 為此他對馮勝平的文章不予回應。

好了，時過十多年，一直無人質疑、反駁，馮勝平的文章等於為毛翻案成功了。但假的就是假的，黃琉在重審毛的《沁園春‧長沙》時上網查看資料，偶然看到了錢、馮及陳小雅的文章，我深以為這件打假公案，非我莫屬了。

第二、馮勝平為毛翻案的文章站得住腳嗎？

馮勝平只是另外提出三點新證據指稱該筆鉅款是由軍伐譚延闓拿出來，就算是把錢文軍的指控及證據推翻了，這真稱得上是以四兩撥千斤的妙著，我們且來查看一下馮勝平提出的三點新證據能否成立：

1、馮勝平提出兩萬大洋鉅款出自譚延闓的第一個新證據考：

     李銳提到章士釗贈款一事：“據龍伯堅回憶，章士釗同楊昌濟是同鄉至交，兩人同在日本和英國留學。於是毛澤東找到章請 求幫助。章也沒有錢，因為這不是幾百、幾千元，而是幾萬元。章打電報給譚延闓，只說要錢，沒說明原因，譚給了三萬元。章悉數給予毛澤東和蔡和森。他們將錢 分成一千六百元一股，分給赴法會員。毛自己拿了一股，作為回湖南活動的經費。章晚年定居北京，毛澤東每年春節贈送兩千元，戲稱分期償還這筆款子。”

     ──李銳：《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98頁。

黃琉茲評議如下：

     （1）、這個“龍伯堅回憶”如果出現在“章含之揭示”之前，我們是必要認真正視的，但這個“龍伯堅回憶”明顯出現在 “章含之揭示”之後，而且很可能是李銳拿著“章含之揭示”去引導“龍伯堅回憶”，因而這個“龍伯堅回憶”就失去了90 %以上的證明力；

（2）、 這個“龍伯堅回憶”新證據，馮勝平很有可能採用自北京的陳小雅2005年拋出的《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陳小雅之所以注意、乃至重視“龍伯堅回 憶”，她說出的理由是：龍伯堅“曾任譚延闓部隊的軍醫處長”，因而有可能知道譚的這筆軍費去向。陳小雅在其力作《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的第18頁分 析稱：

   “一千六百元一股”， “毛自己拿了一股”，這些描述都很具體，不可能是編造的。

陳 小雅的分析簡直是癡人說夢。其實，該等具體描述恰好強有力地證明“龍伯堅回憶” 是欺世編造。請問：嫖賭飲吹樣樣愛好、大情大聖的大國士章士釗把錢拿出時怎可能要求毛澤東和蔡和森寫呈一份分錢明細報告？另外，毛、蔡也怎可能主動寫呈這 麼一份分錢明細報告？因為聚集北京急要赴法的湖南省學員約三百人，憑什麼只分成十多股？毛、蔡絶講不出只分成十多股的道理，而章士釗沒收到分錢明細報告， 他不轉呈給譚延闓，譚延闓如何知道“一千六百元一股”？譚延闓不知道，曾是譚延闓部隊軍醫的龍伯堅又如何得以知道？

   （3）、 當時一個學員有三幾百元已可起程赴法，憑什麼毛、蔡要以“一千六百元一股”？請注意：毛當時還遠遠不是“偉大的導師、領袖、統帥、舵手”，甚至也不是“新 民學會”的龍頭大哥（龍頭大哥應該是蕭瑜或蔡和森），他一個不赴法學員憑什麼可分一千六百元？那些沒分到錢的學員怎可能不吵翻了天？

    （4）、龍伯堅生於1900年，李銳大約是在1990年後訪問龍伯堅，這時龍伯堅90多歲，90多歲的“龍伯堅回憶”怎麼靠得 住？可以設想，李銳引導龍回憶，講出“新民學會”有18人赴京要赴法勤工儉學，講出譚給三萬元，龍伯堅粗略一掂算三萬除以18 人，“一千六百元一股”也就脫口而出了。

   （5）、有大量證據證明蔡和森一家赴法很艱難，在法國生活也很清苦，而“龍伯堅回憶”卻隱隱然說蔡和森也分了“一千六百元一股”，真是活見鬼了。

   （6）、 錢文軍文章：《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指出：毛當時的摯友李維漢在其《回憶與研究》上冊第5頁記述：“我們一九一九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備用費。我主要靠第 一師範教員朱炎先生幫助一百元。”（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李維漢的回憶早於“章含之揭示”，其證明力當然超過“龍伯堅回憶”百倍。

至於1920年赴法的一大批勤工儉學生是如何起行的，另外有位網絡作家大山無言提供了一個證據——唐鐸：《回憶五四時期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我們在北京，一邊參加五四愛國運動，一邊積極準備赴法勤工儉學，每天的生活都很緊張。我們都是些離鄉背井的窮學生，家裏無法接 濟，時間拖長了，吃飯就成了大問題。我們只好一面繼續交涉，一面自己找點工作做……大約在1920年初，我同蕭子璋等同志一起到了上海。因為還沒有弄到赴 法的路費，還是沒有法子出國，只好在上海又進了一個湖南資本家開辦的恒豐紗廠去作工。直到這一年的四月，熊希齡才在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同意貸款給湖南留法 勤工儉學學生。此外還規定，到法國以後，要以勤工儉學之所得，於三年內儲款還清。儘管如此，旅費問題總算是解決了，我們是非常高興的。這次得到貸款的湖南 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共有四十人。”

   ……………

     “1920年5月9日，我和蕭子璋、蕭拔、孫發力等同志一起，乘法國郵船‘阿芒伯西號’，離開熙熙攘攘的上海，踏上 了赴法留學的航程。我們這一批赴法勤工儉學生約有一百三十多人，來自全國各地，其中湖南、廣東、四川的較多。這些人中除少數家庭經濟寬裕的是自籌款項，大 部分都是向華工局或省教育會貸款解決旅費問題的。同船前往法國的，還有趙世炎和傅鐘等同志。”

    查看《毛澤東年譜》第一卷第65頁，記載郵船起航日期為5月11日，這個“起航日期”的細微誤差無傷大雅，關鍵點是勤工儉學生有多少人起行，其旅費來自哪裡，唐鐸有了清晰交代，毛當時在上海送行，沒有誰從毛澤東手上拿到一分一文。所謂的“一千六百元一股”，絶無蹤影。

   （7）、當時(1918年至1920年6月11日“驅張運動”成功)章士釗的聲望、地位比譚延闓高得太多，章是推翻大清皇朝的革命先驅、元勛，名震天下的國級名士➊，譚的聲望、地位是省級名士，是憲政派，1911年武昌起義時他才響名，1913年 “二次革命”時他首鼠兩端而得罪袁世凱，被革去湖南都督職，判罪四等受監視而匿居青島、上海，直至袁世凱死才重新做人，章士釗怎可能屈就譚延闓的走卒馬仔為譚“監管發放”什麼政治基金？若說是章拍電報向譚募捐，也不通，隐居上海的譚延闓1918年4月赴粵、赴桂籌劃東山再起，是搞秘密活動，是潛龍，直至1920年6月中才光榮露面，期間全靠“乞借”為生，“乞借”款必要還，因而譚重掌長沙三幾個月內也不可能有錢亂化，章士釗是很通情逹理的江湖老道人物，怎好意思向譚的“乞兒兜”中討食？ 

以上7點，可證明“龍伯堅回憶”毫無證明力。李銳在其晚年談論、評議他親身經歷的人事，耿直勇悍，使他成為很有公信力的人物(最佳證據是他寫出的《廬山會議實錄》)，但他談論、評議非他親身經歷的人事史事，則筆下共產黨毒汹湧泛濫，荒謬可笑至極，(最佳證據是他寫出的《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其中對早年毛澤東的描述，幾乎全部照抄中共文宣句語，自屬欺世讕言。)為此李銳記錄的這段“龍伯堅回憶” ，不足採信，必須扔進馬桶。。

    2、馮勝平提出兩萬钜款出自譚延闓的第二個新證據考：

    馮勝平引述徐鑄成在2009年所寫的一篇文章：《章行嚴談他的一段舊事》（載於《舊聞雜憶》，遼寧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123-124頁。）

    “1949年4月，我和柳亞子、陳叔通、葉聖陶、鄭振鐸這批剛從香港到京不久的民主人士，被招待住在六國飯店（當時還未改名）二樓。不久，聽說南京方面派出的和談代表團來了，有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等人和他們的秘書，都住在三樓。

    “有一天，宋雲彬兄來邀我：‘我們一起上樓去看看章行嚴好不好？’我說，‘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緣，沒有什麼可談的。’於是，他一個人上樓去了。

    “第二天，他對我說：‘你昨天不去真可惜，我聽到一段極其珍貴的史實。’接著，他就原原本本對我轉述了章的談話。

     “原來，在此之前，章曾作為上海各界的代表之一，到北京奔走‘和平’，毛主席在石家莊接見了他們。在談話中間 ，毛主席突然對章說：‘行嚴先生，我們是老相識，你還記得麼？’章聽了一怔，怎麼樣也想不起何時曾見過面。毛主席笑著說：1918年，有兩個青年到上海去 拜訪你，你還幫助了他們。你還記得麼？其中一人就是我。’章聽了恍然大悟，連忙說：‘記得，記得，有過這麼回事。’

     “章行嚴對宋雲彬談這一件往事說，1918年時，趙恒惕任湖南督軍，正在提倡聯省自治，他怕旅外的湖南人反對他，劃 給我一大筆款子，請我相機‘應酬’在滬的同鄉。有一天，有兩個青年，拿著楊懷中先生的信來見我，說這兩位是他的得意門生，想籌集赴法勤工儉學的旅費，請予 協助。懷中是我的老朋友，我看著兩位青年又十分優秀，就在趙的款子中撥了他們一筆錢。事過境遷，我早把這事忘了。想不到其中一位就是毛主席。而另一位，聽 說就是蔡和森烈士。” 

就以上的“徐憶章士釗之回憶”， 馮勝平分析稱：

此 段回憶雖然有明顯硬傷——時間和人名，1920年記成1918年，譚延闓記成趙恒惕，但考慮到回憶人的年齡，章士釗1949年69歲，徐鑄成文革後為香港 《文匯報》“舊聞雜憶”專欄撰寫雜文時已年過70，且分別回憶的都是30年前的事，記憶失誤在所難免。儘管如此，故事的主線是清晰的：兩萬大洋的金主是湖 南督軍譚延闓，章士釗是經手人。

黃琉茲評議如下：

（1）、 馮勝平這段分析指“憶者”年老記憶難免失誤可以接受，但它坐實“兩萬大洋的金主是湖南督軍譚延闓”，明顯是玩低劣的魔術，其低劣不輸五毛黨周小平。其實章 士釗當時名滿天下，兩腳可隨意出入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之堂奧，張敬堯、趙恒惕、譚延闓、吳佩孚、熊希齡以及無數湖南紳商名流……等等都有可能請章士釗“相 機應酬”在滬在京的湖南麻煩友，你馮勝平只說一句章士釗把譚延闓錯記成趙恒惕，竟然就算已作論證而坐實金主是譚延闓了，如此學術未免太恐怖了。

（2）、“徐憶章士釗之回憶”指稱毛和蔡和森一起在1918年拿取章士釗的兩萬大洋钜款，固然是記憶失誤，馮勝平訂正時間為1920年，亦絶對是胡扯捏造。鐵證如山：蔡和森是1919年12月與母葛健豪、妹蔡暢及向警予一起在上海乘坐“央脫萊蓬”號法國郵船赴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1920年全年居住在法國，生活又是很清苦的，他絶不可能和毛在1920年去上海找章士釗拿取了兩萬大洋。（至於“徐憶章士釗之回憶”之錯在哪裡，有何可信處，容後再議。）

（3）、 “徐憶章士釗之回憶”文章，出現於2009年，比“章含之揭示”遲了約廿年，它的硬傷又太多，它的證明力因而極弱，它無非是給“革命佳話’’燒支香燭、噴 灑點香水之類無聊貨色，這是必須正視的。它的價值只有兩點：A、附帶證明章士釗確實給了毛二萬大元，B、可以證明確實曾‘有兩個青年，拿著楊懷中先生的信……’闖入章府， “想籌集赴法勤工儉學的旅費，請予協助。”但請注意：它不能證明章士釗“即時”(指1918年至1920年春之間)付款，因為蔡和森赴法前後一直窮苦乃鐵案。

（4）、 馮勝平文章說章士釗把譚延闓錯記成趙恒惕，但“徐憶章士釗之回憶”中，無隻字提到譚延闓，換而言之，馮勝平提出兩萬大洋钜款出自譚延闓的第二個新證據百分 百是以他提出的第一個新證據為基礎，第一個新證據站不住腳，這第二個新證據自然也站不住腳。再有，馮文提出這第一、二個新證據，犯了一個極其嚴重的要命之 錯：馮必須證明章士釗當面向毛說明款是譚延闓的，該款才能算是譚延闓的，否則該款就絶不能算是譚延闓的，這情況就如同嫖客把一筆錢給了妓女，妓女穿好衣褲 轉身把錢捐給汶川地震災民而並無聲明錢是嫖客的，該嫖客就絶不能說是他嫖客操了屄就等於捐了錢給災民。章士釗有沒有當面向毛說明款是譚延闓的，這是馮勝平 必須鄭重舉證證明的，可憐馮文沒有隻字談及，更遑論作出論證，馮勝平明顯是發夢也未想及這一關鍵要點。再有，馮勝平宣稱章士釗替譚延闓管錢，為譚“監管發 放” 什麼政治基金，也必須說明一下章士釗和譚延闓有什麽交往，章欠了譚什麽交情才行，但馮文對此又無隻字交代，黃琉查看章士釗和譚延闓的平生行狀，章和譚從來 沒有過交往，大致原因是章士釗拚命革大清皇朝命時，譚延闓是守舊派，當章士釗告別乃至厭惡革命而和守舊派抱團時，譚延闓卻追隨孫中山幹革命了；許順富著 《譚延闓 政壇不倒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年版)第79頁提到1916年年初程潜奉孫中山命回國參加蔡鍔揭櫫的護國護憲戰争扺達上海時，拜訪譚延闓，特約章士釗同行。譚當時對時局悲觀，對 程潜的召約出山沒興趣，章和譚更談不上有什麽知心話。馮勝平把章和譚扯在一起，而且把章作踐為譚的狗腿，百分百是不負責任的信口胡扯。

3、馮勝平提出兩萬钜款出自譚延闓的第三個新證據考：

馮勝平斷言毛澤東在“驅張運動”中“衝鋒陷陣，嶄露頭角”， 毛和譚延闓在“驅張運動”中建立了交情。為證明這一點，馮勝平描述如下：

1920 年夏，驅張運動成功，毛澤東率驅張赴京代表團回長沙，譚延闓親臨火車站迎接。同年9月9日，毛與同仁創辦的文化書社開張，譚又帶軍樂隊前往祝賀，贈親筆書 寫“文化書社”金匾一幅。譚延闓和毛澤東，一個是湘軍總司令、湖南省長兼督軍，一個是一介布衣，此種交情，實非路人所有。鑒於這種關係，私贈兩萬大洋，且 不問錢去何處，當在情理之中。

…… 毛澤東和譚延闓的交情，源于驅張運動。1919年，湖南人發動湘人治湘，驅逐張敬堯。運動中，毛澤東衝鋒陷陣，嶄露頭角，真正受益人則是譚延闓。護國戰爭 時，譚延闓為排斥外省軍閥控制湖南，提出“湘事還之湘人”口號。袁死後，譚任湖南省長兼督軍，長沙卻長期為皖系軍閥支持的張敬堯佔據。毛澤東的驅張運動， 與譚延闓的政治綱領不謀而合。1920年6月11日，直皖戰爭即將爆發，皖系無力挽回張敬堯的失敗。當晚，張敬堯出走，湘軍前鋒部隊進入長沙；17日，譚 延闓回到長沙，正式主政湖南。

   （另外，馮勝平文章中又列舉了多篇毛在上海發表的份屬驅張運動范疇的文章，茲省略） 

這裏黃琉必要鄭重指出：

（1）、 把“驅張運動”寫成“毛澤東的驅張運動”，是中共宣傳機器製造的欺哄中國人民的鬼扯神話，“毛澤東的驅張運動”是典型的語言陷阱，不單馮勝平踹入該語言陷 阱，李銳也跌入該語言陷阱，陳小雅的幾部力作更深陷該語言陷阱。黃琉查史查實：“驅張運動”毛不是發動者，也不是顯眼角式，毛只是成千上萬響應者之一，馮 勝平說毛在“驅張運動”中“衝鋒陷陣，嶄露頭角”，是有意或無意中協助中共宣傳物製造毛澤東神話。“驅張運動”早在1918年3月己經開始，毛其時仍是師 範學生，正閉門讀書。“驅張運動”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開的南北政府和會時已很有聲勢（參看丁中江著《北洋軍伐史話》第三卷 156章節“上海和會” 及165章節“張敬堯為害三湘”），毛這時人在北京大學做圖書管理員及搞勤工儉學運動（由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12日離開北京），亦即毛和 “驅張運動”無一毛錢關係。至1919年5月，湖南人民受五‧四運動影響，驅張運動得以波瀾壯闊，而毛是於1919年9月（8月中毛的《湘江評論》被張敬堯查禁）才參予“驅張運動”的。亦即“驅張運動”搞了一年半，接近尾聲，毛才參予。中共的無數文獻說“毛澤東的驅張運動取得勝利”，查實是卑鄙無恥的鬼扯神話。至 於“湘人治湘”，也不是毛的“創見”，這個口號早在1916年就為譚延闓等人在全國唱響了（參看《民國人物傳》第二卷134頁）。陳小雅的幾部力作深陷該 語言陷阱而不自知。真情實況是：“驅張運動”是張敬堯1918年3月率軍殺入湖南放任官兵大肆姦淫擄掠而激成的民間運動，沒有特別顯眼領 袖，1919年4月桂軍陸榮廷邀請譚延闓入粵、桂以解開湘桂困局，譚延闓才逐漸成了“驅張運動”的並不很明顯的旗幟（毛1920年1月18日發出的驅張快 電，籲請出手驅張的政要、名流名字，把譚延闓排列在最末可以證明） ，“驅張運動”能成功，其實和參與民眾的多寡無關，主要是靠譚延闓1920年春夏間付钜款給吳佩孚，吳撤軍、譚即督率趙恒愓進軍接防，至1920年6月 17日譚、趙兵臨長沙，“驅張運動”才大功告成，倘編列驅張運動人物表，可肯定編列一千個名字也未編列到毛，亦即毛和驅張運動最多只有一條雞毛一片蒜皮的 關系。

‧中 共偽造歷史多如牛毛，像劉少奇和李立三去安源策劃工人罷工這一史實，1967年中共文化就敢改寫成是毛主席去安源煤礦組織、領導該場大罷工，毛這條農村痞 子頓時給打扮成工人階級的偉大領袖了。這幅《毛主席去安源》油畫，曾掛滿中國城鄉。創作組曾問毛是哪一年去安源的，毛竟敢答稱是1921年。

另 筆者查看到，香港《明報》月刋1976年10月號第47頁，資深政論家許行文章揭示：湖南教育界的“驅張運動”首領是易培基(湖南第一師範的國文教員)， “驅張”成功譚延闓酬謝他 “高官厚祿”， 譚另論功酬謝何叔衡，是任命何為通俗教育舘舘長，毛則一條雞毛奬賞也沒有。。

‧張敬堯（1881～1933年5月7日），先後在北洋軍閥吳佩孚、張宗昌、張作霖部下任司令、軍長等職。1933年，張勾結日本當漢奸，被蔣介石派鄭介民指揮平津特工暗殺於北平。

（2）、 1920年夏絕無毛澤東率驅張赴京代表團回長沙之事，談何譚延闓親臨火車站迎接？馮勝平捏造歷史，太沒學者品格。這是鐵證如山的：毛1919年尾到北京， 至1920年4月11日離開北京，毛接著去天津、濟南、曲阜、南京遊玩，5月5日，抵上海，7 月4日離上海去武漢（見惲代英等），至7 月7日毛才又獨身回湖南和陶斯詠淫嫖快活。或許譚延闓確曾親臨火車站迎接過什麼驅張代表團回長沙，但絶不可能是毛領隊的什麼代表團，馮勝平倘要捏造歷史，去捏造譚延闓1920年夏秋守護著毛、陶狂熱造愛更為靠譜些（以上日期毛之行狀詳見中共認可在大陸發行的迪克‧威爾遜著《毛澤東傳》，以及中共中央編著的《毛澤東年譜 1893-1949》第一卷第68頁）。

（3）、 1920年9月9日，毛、陶斯詠與同仁創辦的文化書社開張，譚延闓帶軍樂隊前往祝賀，贈親筆書寫“文化書社”金匾一幅，是真有其事，但那只是譚第三次督湘 所作的眾多親民姿態騷之一，譚是民國很有名的書法家，成功請他題匾、寫字者沒有一千，也有幾百人，這不能穿鑿附會為譚、毛早有勾結。事實上譚、毛倘有勾 結，譚有錢給毛可以直接在長沙給，用不著脫褲屙屁千里遙遙通過住在上海的章士釗之手。（順便指出：陳小雅在其《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中提到：毛在 10月5日、6日發文稱許譚延闓政府為革命政府，很有收受了譚延闓的賄金嫌疑，這一推論足可見陳小雅頭緒不清：如果毛在1920年5月至7月間從章士釗手 上拿到的二萬元是譚的，毛怎可能遲至10月才發文拍譚延闓馬屁？合理之設想應該是：譚延闓9 月肯給“文化書社”題匾，毛10月發文稱許譚，此乃毛削尖腦袋鑽營向譚拍馬屁示謝，兼示願意追隨效忠之忱。）

（4）、該二萬元钜款不可能出自譚延闓的依據，可總議如下：

 a)、毛1918年8月在長沙師範學校畢業，8月15日為勤工儉學事去北京，至1919年4月返回長沙。直至7月中辦“湘江評論”（ 至8月中旬共出五期被禁），毛這時才算脫下學生服，開始拋頭露面問政，而且“湘江評論”也沒有“驅張”吶喊。毛明顯是因“湘江評論” 被禁才參予“驅張運動”，這是必須認真正視的，譚延闓是老江湖，腦袋不是紅衛兵腦袋，他根本不可能認識學生屎仍未屙亁淨的毛，自然絕無必要酬庸毛；

  b)、查看譚延闓的年庚行狀，譚1918年在上海做寓公，桂軍陸榮廷期望他能解開湘桂困局乃邀請他出山，他1918年4 月到廣州，4 月19日到廣西武鳴，其後一直在湘南湘西秘密從事撫集湘軍、聯絡廣西桂軍以及拉攏吳佩孚等活動，亦即搞武力驅逐張敬堯，至1920年春，吳佩孚向譚提出要 60 萬元即從湖南撤軍，另外，譚也必要籌幾十萬元給撫集的湘軍，湘軍才能進逼長沙，譚窮困不堪，籌措為艱，到處“求乞”，他怎可能把二萬元給無足輕重、閒雜人 等式的毛？（以上詳情請看許順富著【《譚延闓 政壇不倒翁》】第五章  ）

  c）、毛1920年初在北京發表過聲討張敬堯擬吞佔湖南米鹽公款的文章，但文章簽署的領頭人是當時人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成員羅宗翰，另有一大串簽署人，因而 譚延闓看到的嶄露頭角者只能是羅宗翰，再者，毛該文只是跟風翻炒熊希齡的揭發文章，並無新意，談何毛“衝鋒陷陣”？ 馮勝平真是白日見鬼了。馮另又列舉毛1920年6月、7 月在上海發表了許多文章，藉以證明毛在“驅張運動”中“衝鋒陷陣，嶄露頭角”，事實上毛該等文章大都發表在譚延闓、趙恒愓已經成功把張敬堯驅逐出長沙之 後，而且毛之文章也絶無吹捧譚之諛詞，因而馮勝平的譚酬庸毛之猜測太不靠譜。其實，猜測該二萬元是張敬堯的安撫在京湘人之用款還有點象話，不知馮勝平為什 麼不往這方面去設想。

筆者茲列舉出毛1920年在上海發表的文章如下：

‧框架內是毛1920年6月、7 月在上海發表的文章名及發表時間，取自《毛澤東早期文稿》。從文章名即可看出絶無吹捧譚延闓意味，馮勝平指譚酬庸毛，實屬信口雌黃，胡說八道。

 好了，我們不必把馮的、以及陳小雅的所有談及的問題全都分析一番，僅論說以上，已綽綽有餘把馮勝平的擬撥千斤的四兩功夫廢掉了。

至 於為什麼說馮勝平似給毛另訂“罪名”其實是為毛洗寃漂白去臭，那是因為馮勝平文章還有篇幅很長的第二大論點：推論兩萬大洋的去處——馮勝平推論毛把二萬元 钜款全都散給了毛家的債主鄉親們，這備見毛厚愛鄉親父老，這明顯是把所謂的“二萬元來自軍伐譚延闓”之不光彩，變化為毛厚愛鄉親之光彩，馮勝平的奇文迴護 毛，真是挖空心思，用心良苦。

馮文的這個第二大論點，遭到了萬維博客余不潔在2014年3月10日發文《毛澤東還良心債？》予以迎頭痛擊，余不潔的文章寫得簡潔、明快、有力，黃琉因而就不累贅再議了，茲把余不潔的文章檢附在本文之後（內附黃琉簡單評議），以饗讀者。 

馮 文還極無聊、極猥瑣地把八九學運學生領袖王丹拖出來痛毆一番，指控王丹也收黑錢，另又拿李宗仁捐獻字畫來胡扯毛的理財風格，廢話一大堆，因為這些事離題萬 丈，黃琉可就不想奉陪他無聊了，也就因為馮文此類無聊文字太多，請恕此處不予檢附馮文。要對照檢視者可上網查，那是很容易可以查找到的。

第三、總評兩萬大洋鉅款的性質、及真情實況

1、章士釗給毛兩萬銀元鉅款絶對是事實

    依據各式各樣資料，鐵 板釘釘證明一件事：章士釗在1919年至1920年6月間給了毛兩萬銀元鉅款（折算約等於2016年的600萬元以上）。這件事也由中共中央黨史、毛史權 威們予以認定而刋載於《毛澤東年譜》上卷第68頁。而這兩萬銀元鉅款，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浩如煙海的文獻、存世書信中，從來沒有人談及。

2、該兩萬銀元鉅款之去處

錢文軍舉證證明，該兩萬銀元鉅款：

     毛沒有一分一毫用於資助湖南勤工儉學學生；

     毛沒有一分一毫用於創辦“文化書社”；

     毛沒有一分一毫用於資助1921年8月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

     毛沒有一分一毫用於組建中國共産黨；

     毛沒有一分一毫用於1927年的秋收起義。

 錢文軍如何舉證證明，請看本文之後的附文：錢文軍：《兩萬大洋到哪里去了？》

     馮勝平文章說毛清償亡父毛順生欠下的債務而把“兩萬大洋盡數散光”，無根無據，純屬馮的濫情幻想，毛順生靠克勤克苦 而成地主之人，怎可能欠下巨債？至今無任何證據證明毛順生的“毛義順堂”曾受什麼打擊而欠下巨債，余不潔對馮勝平的還債說駁斥得絲絲入扣，合情合理。

     其實，追究該兩萬銀元鉅款毛如何化去，沒有什麼很大意義，我們只需知道該款絶非用於資助湖南勤工儉學，絶非用於組建中國共産黨，也絶非用於秋收起義，也就沒必要節外生枝去查其他了。

3、該鉅款章士釗給毛的具體時間必要大致考定

搞清楚兩萬鉅款章士釗給毛的具體時間，可以識別、掃除許多偽劣假證詞，因而很重要，該具體時間不可能是1919年，應該是1920年，依據是：

   (1)、毛自己說是1920年，通常暴發戶最記得自己幾時暴發。

   ( 2)、徐鑄成文革後為香港《文匯報》“舊聞雜憶”專欄撰寫的雜文，說到毛和蔡和森登門向章士釗求助，這應該真有其事，但這個求助時間應該在1919年3月 至4月之間，因為這時間段毛和蔡離北京南下至上海給赴法勤工儉學的同學送行（毛4 月離上海回長沙），見面時章給款大概只是救急的吃飯款，絕不可能是二萬元鉅款，因為有大量書信文字證明蔡和森在法勤工儉學很艱苦，另外，蔡和森與母葛健豪、妹蔡暢及向警予一 起在上海乘坐“央脫萊蓬”號法國郵船赴法勤工儉學的日期為1919年12月25日，這是證據如山、確切無誤的，亦即1920年全年蔡和森絕對在法國，為 此，不少互聯網上文章說1920年6月毛和蔡和森一起在上海向章士釗求助得款，均屬揑造，此外還有大量勤工儉學生的書信可證蔡和森在法生活艱苦，這足以證 明章士釗的二萬元鉅款的給付時間不可能在1920年之前。

( 3)、勤工儉學運動是流亡法國的李石曾、吳玉章、蔡元培、吳稚暉等名流國士檢討辛亥革命成果為袁世凱等人攘奪，痛感“新民”重要而在1916年搞起來的， 章士釗和以上人士是死黨老友，日夕相過從，章不是勤工儉學運動之首倡者，也可算是重要推動者。有充分理由可以說，這是一個救國大運動，據統計1919年至 1920年，全國赴海外勤工儉學學生達1600人，這個大運動事實上也造就了洶湧澎湃的時代弄潮兒，就由於這是一個救國大運動，它才能感動許多人參予募款 或慨然捐款。

有 不少文章說湖南的勤工儉學運動是楊昌濟致信其愛徒蕭瑜、蔡和森、毛澤東挑起的，但陳小雅的《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第114頁卻有根有據說是羅章龍挑 起的，這沒必要考究推定，反正明確楊昌濟很支持就行了。大批湖南學子無錢起行出國，楊昌濟也就必須幚忙想法弄錢，陳小雅查找到的章士釗的追念楊昌濟的一篇 文字，很有價值：

   逮世熸，南北統一，吾不樂與政也，入北京大學講邏輯．始得趣君入京．同任講席一年。逾年，即歲戊午（1918年)，南北以護法又戰，吾不得安 於北，急馳入粵。越二年庚申(1920年)．余赴上海講和未就，則適於是時聞君以暴病終於京師矣。凡君與吾相交始末．大略如此。……方叔幸語余，君臨終． 彼在側……時吾滯留上海．連得君兩函，一謂彼已定五十年讀書計劃，一為吾稱述二人學行。二人者，毛澤東與蔡和森也。函稱:'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 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由是以知君以極莊嚴之理學．運之於極宏達之政治。"。

這 段“章士釗追念”，載於章士釗1963年3月寫的《楊懷中別傳》之中，這個時間恰好是毛對章含之談起當年捐款如今分期還債的時間段，因而該 “章士釗追念”，無疑是由“章含之揭示”引起，但 “章士釗追念” 公告於世畢竟比“章含之揭示”公告於世早了二十年，它的可信性應該很大。這個“章士釗追念”寫到楊昌濟（字：懷中，即楊開慧之父）致章士釗的“薦毛、蔡 函”尤其可信：“吾鄭重語君，二子（毛和蔡和森）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巳，救國必先重二子。”這封“薦毛、蔡函”，證實楊昌濟確實幚湖南學子 想法弄錢，函中沒提到錢，可推知該函是毛、蔡手持着登門送上，請特別注意函中“救國”二字，楊是以“救國”大義來煎迫章的國士俠腸，煎迫章給毛和蔡等弄一 筆大錢出國留學，楊該函同時也明示了：毛和蔡都是“救國”國士，即萬金可託者。

    這段“章士釗追念”和“徐憶章士釗之回憶”都 提到“兩個青年”登門來見章士釗，這應該是事實，不會假，不會錯。陳小雅為此在其2005年拋出的大作：《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中推斷二萬元鉅款 章給付毛時，另一個青年可能是彭璜，彭璜半年後突然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陳小雅為此震驚認為：很有可能是毛謀殺了彭璜。黃琉粗略研讀了陳小雅的大作，總覺得 陳小雅走火入魔了，毛怎可能時隔半年才殺彭璜滅口？窮得要命的彭璜也怎可能在見到二萬元後在半年內分文不得而不吭聲？其實陳小雅應該設想彭非“人證’，但 彭時常發窮惡，揚言要去找章士釗募款，要登門臭駡章分文不助湖南學子怎對得起楊昌濟在天之靈，毛怕彭這麼一鬧，章士釗會講出已給毛二萬元，毛因而謀殺彭， 如此推演故事才較合情合理。陳小雅咬定二萬元鉅款給付毛時彭璜在場，乃死鑽牛角尖，她這部書可以說寫失敗了。

     黃琉認為真情實況應該是：1919年3月間毛、蔡由北京去上海給已自籌到錢赴法勤工儉學的同學送行時，順便帶了楊昌 濟的“薦毛、蔡函”去找章士釗募款，章士釗當時應該手上無錢，章可能給了一、二十元救急吃飯款再含糊敷衍囑他倆過一段時間再來，(章是認真說明，毛、蔡則可能認為章是敷衍塞責，當不得真)  之 後毛返長沙，蔡亦未再去章府，到1920年5月，毛第二次去上海，在5月下旬至6月底期間，毛獨自闖入章府，剛好章手上有錢，因為已見過一次面，章以大國 士之心忖度、相信毛也是大國士，即拿出二萬銀元（或票據）。在此大概要說明兩點：A、章士釗是非常典型的醉心救國的大國士，清末民初幾乎所有頂尖的國政弄 潮兒都和他稱兄道弟，他對官職滿不在乎隨意拋擲，但總有人要請他做高官大官，他不富，但永遠有錢去飲酒、嫖妓、緊急逃亡，他是反清革命先驅，卻又是反抗新 文化運動的元戎、袁世凱的座上客、北洋政府首腦黎元洪、段祺瑞、熊希齡的倚重策士。讀者隨便找一篇章士釗行狀、傳記看一看，即可知他如何千金輕一擲；B、 章不是搞婆媽事務的人，他絶不可能敲鑼打鼓去募捐，也不可能是毛第二次登門他才緊急去募捐，該二萬銀元來自哪里呢？按理他在1919年看到“薦毛、蔡函” 後會有所觸動，有可能其後他確實向某些殷富朋友開口，張三幾百，李四幾千的募回家就塞入某一櫃子，也有可能他時常收到的某些託請辦事的“孝敬”費（類似清 朝高官常會收取的 “冰敬”、“炭敬” ），他也塞了進該櫃子，約有二萬銀元也就封櫃。料算也有這種可能：當毛第二次登門他剛好有一筆不必著急兌付的公款，他先付給毛再想法去募去借。這 裏有千個萬個可能性不必考查，反正明白該款是毛求助勤工儉學款，章是資助勤工儉學就行了。章絶不可能對陌生的可能是“未來大國士”的毛說該款是譚延闓的 “政治酬庸”或“政治基金”，因為說這話章士釗是嚴重自損人格，是自貶為譚延闓的走狗僕從，必要明察：章1905年已矢誓君子不黨：他是把孫中山大名播揚 至全中國之人➋，革命黨可算欠他大恩，但他1905年死活不肯參加同盟會，之後也絶不參加任何黨。

    話說至此，要作一點補釘式說明：馮勝平文章中有這麽一段話：

其實，關於兩萬大洋的傳聞，在當時就很流行。1920年7月14日，身在法國的羅學瓚，給毛澤東寫信：

 “近子升（蕭子升）因湘款事（即章行嚴匯來之一萬元）頗受湘同學誹謗，謂章匯來兩萬元，子升私吞了一半。（其實止一萬元，因在法久以宣傳為兩萬元。）種種誹謗，到處宣傳，我雖聞之好笑，但勤工儉學同志頭腦這樣不明了，亦可為嘆。”（註16  羅學瓚《新民學會文件匯編》，74頁。）

    羅學瓚的信沒說到有人懷疑毛澤東私吞勤工儉學巨款，又說到蕭子升私吞章匯來兩萬元之一半是誹謗流言，此中有沒有奇詭意外呢？黃琉估算，真情實況應該是：當楊昌濟寫出致章士釗的“薦毛、蔡函”交蔡和森、毛澤東之後，長沙的在京擬赴法勤工儉學的學子們，必曾興奮商議應找章士釗募多少款，有人說一萬，有人說二萬，這些期望式語言，在二、三年間傳播，難免便有人播虛為實了。這一萬或二萬元 (有人則以為是三萬)去了哪裏呢？由於人人眼見蔡和森一直困苦，於是私吞巨款的乃新民學會的另一龍頭大哥蕭子升之誹謗，自然就傳揚出來了(可肯定該傳聞不久即止息，事關誰分享了蕭子升未予私吞的一半，絶無人、無歷史文物講到。)。

    黃琉這個估算沒有證據，但設想合情合理，而且這個估算讀者可信也可以不信，本案留存這一疑點無關大局，這和馮勝平文章的許多估算都關乎大局、顛倒黑白，完全不同。

(4 )、馮勝平文章提到《毛澤東年譜》中記載：

1920年6月，“毛澤東為組織革命活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額較大的款項，在上海找章士釗幫助。章士釗當即熱情相助，發動社會各界名流捐款，共籌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毛澤東。”

‧章士釗像

《年 譜》這一段描述有歷史證據嗎？沒有！它只是《年譜》編者依照“章含之揭示”來設計、編排鉅款交接的時間，其中“為組織革命活動”的話，明顯是為毛遮醜捏 造。因為1920年6月前後大半年毛根本沒有什麼“革命活動”。至於《年譜》指實二萬銀元鉅款是1920年6月才交給毛，這很有可能，黃琉推算該鉅款交接的時間，應該就是在1920年6月下旬。

由於精准查實具體在哪一天沒有很大意思，我們就不必追查了，這裏必要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是：該鉅款究竟算是什麼性質之款？

第四、二萬銀元钜款是什麼性質之款？

毛和章士釗純粹為勤工儉學的救國運動而由楊昌濟以“薦毛、蔡函”拉扯相識，從未有思想交流，章 募钜款給毛純粹是救國激情煎迫，純粹是為資助湖南學子出國留學，這是毛、章非常清楚的。任何人、神、鬼可以移動太行山，改動五嶽，也休想改動該二萬銀元是 勤工儉學募捐款這一性質。毛把章士釗募款給毛說成是章幚了共產黨大忙，說成是毛欠章的債，這是很流氓很油滑地把該钜款的性質扭曲搞混。在此，章不是借款給 毛，更不是送款給毛，毛絶不欠章的債，甚至該钜款如果確實資助了湖南學子出國留學，湖南學子也不是欠了章士釗的債，只能說是湖南學子欠了章士釗的情！至於 毛把該钜款獨呑了，顯然也不能說是毛把章士釗的錢呑了騙了，要追究性質精准定性，只能說是毛投機勤工儉學運動，把一大筆救國款呑佔了！他心肝厚黑大大發了 一筆國難財！該钜款按理應該是公款，但章士釗書生意氣，他以大國士心腹量度而以為毛也是大國士，顯然付款時沒要毛簽寫善款收據，這自然令任何人間法庭都不 可能裁判毛貪汙公款，但道德審判、歷史審判是不會放過毛的。大量證據證明毛知道多位赴法同學貧病而死，他就是一毛不拔，钜款之一分一毫他都獨吞了，毛如有 良心，他應該內疚神明，找個惡臭熏天的糞池去浸死埋骨，但毛沒有良心，誰又能奈他何？ 

酬 庸絶對不是借債，正如打工仔出糧絶不是向老闆借債，馮勝平說毛“還款”是還“良心債”，實在太駭人聽聞。毛有什麼良心？毛有良心會整死引領他鯉躍龍門的李 達？會整死助他搶到江山的彭德懷、劉少奇 ？……毛靠農民起家，毛有良心會眼睜睜看著幾千萬農民餓死而無動於衷決不下罪已詔？由於“良心債”之說己遭緒多網友挖苦攻打，此處不必累贅了，黃琉思量應 予補充的一點是：如果該钜款確實用之於革命，毛用不著多說什麼話，隨口輕輕發個指示，國帑中即撥一百萬、一千萬來酬謝章，名正言順，有何難哉？請問又誰敢 囉唆？毛幾乎是當著周恩來的面強奸了周恩來的養女孫維世的，周一聲也不敢吭（參看司馬璐回憶錄巨著：《中共歷史的見證》第404 頁 ），毛宣稱要還一千幾百萬革命債，在周等中共權貴眼中算得是什麼芝麻大事？由於毛絶無一絲一毫證據指稱該二萬元钜款用之於共産革命，毛因此不好意思要國庫 出錢，可以設想，周恩來、鄧小平都曾經勤工儉學，都曾在波譎雲詭中打滾過，亦即都心眼賊亮，毛只怕話一出口，周、鄧等立馬看出毛當年是狂吞了勤工儉學救國 款。事態註定，毛只敢悄悄跟沒腦的、絶不會懷疑偉人人格的章含之信口胡說該款用之何處。料算對任何有腦的人，毛都不敢講，因為稍有點頭腦者都會想：明明是 公款公用，怎麼要毛私人去還債？另外，借人二萬元，隔了40年仍只歸還二萬元，而且還要再分攤10年來還，這不是荒天下之大謬嗎？真沒想到，馮勝平比冇腦 人更糊塗一萬倍，竟去胡思亂想毛有什麼“良心”，要做什麼“完人”。

弄 明白二萬元是救國款而不是什麼借款，毛之 “還債”說自然於理不合，狗屁不通，事實上衡量實際，毛壓根兒沒想過“還債”，他若想過“還債”，早在1949年至1962年就還了，怎可能在1963年 才想到“還債”？為此，我們忍不住要刁鑽地追問一句：毛十年間每年付的二千元，既然不是“還債”，更不是“還良心債”，那麼這10 X 2000元究竟又算是什麼性質之款呢？

此 問很刁鑽也很有趣味，要解答恐怕要首先問一句：為什麼1963年毛才想到要拿出這筆款？想問題千里來龍，應該就結穴於此：為什麼？就因為毛1963年才看 到如花似玉的章含之，毛要章含之每個星期到他房間一次教他學英文，毛七十歳牙齒全黑舌頭打結咀巴漏風了，還學什麼英文？只怕白癡也明白毛是一星期要淫嫖章 老師一次。這話說出來很難聽，但絶對合情合理，亦即這10 X 2000元應該就是毛付給章含之的十年淫嫖費。當然，毛不付款也可以淫嫖，但毛要調情打趣，希望美人來得歡去得樂，他要讓章含之感覺自己不是妓女不如的賤 貨➌，他要裝作他之淫嫖不是淫嫖，為此，錢不給章含之而借個題目給章士釗，這也算是給章士釗付掩口費、安撫費➍。 章含之不是章士釗的親生女，而是養女，分文不付對章家也算是皇恩浩蕩，現在年付二千元，章士釗應該滿足，不好意思肚裏臭駡姓毛的老淫賊把雞巴戳入章家 “厚厚的大紅門”了。至於章含之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煞有介事地報道毛“還債”，她可能是揣著明白裝糊塗，也可能真是特騷姐兒特糊塗，反正她總是笑著外人 就不必去管去研究她糊不糊塗了，毛的“還債”之說詞，真稱得上是八面玲瓏、很有江湖流氓老鬼氣味的創造。至此，黃琉忍不住還要揭示一點：毛27歲就能嫩蛇 吞巨象般吞吃掉二萬元救國钜款，且能40多年瞞騙住天下人，的確是好手段，令人真不能不驚嘆懾服他有偷天換日之才之膽，按常理，毛應該把這個秘密永遠埋 藏，因為揭露出去太損他的“偉大形象”，他為什麼竟忍不住而自我暴露呢？最簡單的原因應該就是他給章含之的騷勁騷軟了骨，騷迷了心，而最深層的原因，則是 老天爺要清算他，是老天爺牽扯他的嘴巴說出來。

‧上圖：毛澤東七十多歲時的真面目，下圖：章含之風華正茂時代照。

‧

對 長期受洗腦教育、把毛視為神聖的人來說，告之毛嫩蛇吞巨象般吞吃掉一大筆救國款，他們是萬難相信的，夏蟲不可語冰，黃某實在也不敢指望他們會相信，只是請 他們最好想法查看一下，毛在二十四歲時，是否在德國哲學家泡爾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倫理學原理》(System der Ethik)中譯本上，作了大量親筆批註➎，其中毛有如下批註：

 “吾人唯有對於自己之義務，無對於他人之義務也。”

“吾只對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概不負責焉。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人之現實無關也。”

“吾自欲遂行也，向誰負責任？”

細味這段話，毛在二十四歲時已準備把良心丟掉了，他只管今生，不管來世，他“自欲遂行”，對誰（包括父母妻妾兒女）都不肯負責任，他是絶對的利已主義者。

附言：

要查看馮勝平文章及錢文軍文章者 ，可上網點擊如下網站：

https://bbs.creaders.net/history/bbsviewer.php?trd_id=936108&language=big5

2015年初稿，2017年改，2023年完稿於香港

注釋：

➊ 章士釗曾加入蔡元培等人組織的軍事民教育會，任軍理教習[1] 曾任上海《蘇報》主筆，曾與陳獨秀、張繼等人創辦《國民日報》，又曾受黃興、于右任之邀，任上海《民立報》主筆，兼江蘇都督府顧問，又曾在東京與陳獨秀、谷鐘秀等人創辦《甲寅》月刊，他是章太炎、張繼、鄒容的拜把兄弟；他寫過不少名動一時的文章。詳情請參看《民国人物传》第四卷53頁。

➋日本人宮崎寅藏所作的稱頌孫中山的《三十三年落花夢》，章士釗將之編譯成《大革命家孫逸仙》一書，於1903年9月用黃中黃的筆名刊行，孫中山大名由此傳播中國國內。

➌ 政論名家金鐘 文章：《毛澤東的情人自白錄》 (【開放】雜誌2011年11月號)有如下文字：

「那 時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陳露文(黃琉註：毛淫嫖玩弄的少女)說：「我們也不懂政治，跟著發牢騷，我和孟錦雲一起議論毛主席，說毛像皇帝三宮六苑，我們算 甚麽？是妃子要冊封，是妓女要收錢，是舞女要好玩，我們甚麼都沒有——這話被文工團的頭頭劉素媛聽到，她連夜去向毛報告，毛聽後只說了兩個字：造謠！就把 孟錦雲和我抓起來，打成現行反革命，遭到毒打，我被送去東北。說我們反對毛主席。」

可以設想，陳露文和孟錦雲的議論，對毛應有多少觸動而令他在淫嫖章含之時要找個圓滑藉口。

❹  網絡名士“小民之心”在YOUTUBE 上推論毛“還債”，可能是敲打章士釗，要章別受劉少奇蠱惑而揭發毛貪污勤工儉學救國钜款，這個推論是不能成立的，事關毛該貪污案毛死前無人知道，另外，老 江湖章士釗深知自己必須縮着腦袋夾住尾巴才能在“新中國”苟延偷生，他怎敢去揭毛的罪惡？況且他也絶不可能知道毛把二萬元钜款用到哪里去了。

➎ 毛在泡爾生著《倫理學原理》上的批 註，見於 《毛澤東早期文稿 》 。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以及中共認可在大陸發行的迪克·威爾遜著《毛澤東傳》，都提到毛澤東在德國哲學家泡爾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倫理學原理》(System der Ethik)中譯本上，作了大量親筆批註。

附文 錢文軍：兩萬大洋到哪里去了？  

作者：錢文軍   發表於 2004 年 12 月 25 日    

（2004/9/17首發，12/25修訂）

     讀章士釗之女章含之所著《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有“1963年起，毛主席以 ‘還債’為由，每年春節送父親兩千元，父親堅決不要。我轉達他的意思，對主席說父親當年為他徵集的兩萬銀元不是他個人的錢，是社會各界響應他的呼籲，為青 年學生赴歐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還款。毛主席聽後大笑，說‘行老就是這個脾氣！他這個人真是兩袖清風啊！’隨即，毛主席對我說：‘你這個 共產黨員也不懂我的意思嗎？我哪裡是真的還錢嘛！這錢是還不清的！那時候，党剛成立，經費非常緊張，行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 歐洲，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

     關於這兩萬大洋的記載，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翻印斯諾寫的《毛澤東自傳》第33-34頁：“一九一九年初，我 到上海去，和準備赴法的學生一起”；接著毛說他登了泰山遊了曲阜，“不過當我到達浦口以後一文不名了，而且車票也沒有。沒人有錢借給我，也不知道怎樣才可 以離開這個地方。不過最倒楣的就是一個賊偷去了我僅有的一雙鞋子！啊呀！怎麼辦呢？可是‘天無絕人之路’，我的運氣非常好。在車站外面，我碰到一個湖南的 老友，他借給我足夠買一雙鞋子和到上海車票的錢。到了上海後，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筆款子資助學生留法，並且可以資助我回湖南。”三聯書店1979年出版斯 諾的《西行漫記》，第128-129頁也有完全相同的記述。

     可是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年譜》2003年版（以下簡稱《年譜》），上卷，第40頁記載他這年直至2 月19日在北京還參加了活動，“3月12日 因母親病重，從北京動身回湖南。為歡送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歸途中繞道上海。十四日到達上海。”這樣毛所說的登泰山游曲阜就根本不可能進行。接著， “3月15日 在上海參加環球中國學生會召開的赴法留學學生歡送會。十七日送別湖南青年赴法。二十九日，參加又一批赴法留學學生歡送會，三十一日送別。”中央文獻出版 社、三聯書店1990年版《老一輩革命家家書選》第24頁，載有毛澤東當年給舅父的信，其中有：“陽（曆）三月十二號動身，十四號到上海，因事逗留二十 天，四月六號始由滬到省”，又證明其並非1919年獲得兩萬大洋。而且，《年譜》上卷第50頁，（1919年）“12月，楊昌濟病重，在德國醫院治療。毛 澤東到醫院探望。楊昌濟在病中給滯留上海的章士釗寫信，向他推薦毛澤東、蔡和森。”同頁注〔１〕引章士釗所著《懷念楊懷中》引用楊懷中信中的話：“吾鄭重 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可見此前毛澤東與章士釗之間互不相識，當然更不可能有兩萬大洋的授受，此事只能發生於 １９２０年。章士釗後來的回憶也說是毛轉交的這封信請他籌款資助留法學生的。次頁，記錄著“二十二日，同蔡元培、範源濂、章士釗、楊度、黎錦熙、朱劍帆等 聯名，在《北京大學日刊》發出啟事稱：楊先生操行純潔，篤志嗜學，無意于富貴利達，依薪資維持生計。為撫恤遺孤，請諸知交慨加賻助。”此引文說明，楊、章 私交應可，且此時楊家亦屬囊中羞澀，需舍出面子公告求助了。毛亦成宣導者之一。隨即緊鑼密鼓地加入湖南驅張活動，也無暇顧及其他，只是在3月5日掛名陳獨 秀在上海《申報》刊登的《上海工讀互助團募捐啟》，成為該慈善組織一掛名成員。

     3月14日毛致周士釗信中明確表示了自己不打算介入留學的態度。“4月11日 離開北京去上海。途中，在天津、濟南、泰山、曲阜、南京等處遊覽，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登了泰山，還看了孟子的出生地。5月5日 到達上海，住哈同路民厚南裡二十九號。”（《年譜》上卷，第57頁。）在時間上相吻合《毛澤東自傳》及《西行漫記》記述的貧寒困苦的旅程故事。據《年譜》 第58頁，“5月11日 與在滬會友送陳贊周等六人赴法，同他們握手揮巾，道別于黃浦江邊。”那麼，此時尚未得款，不可能交一個子兒給他們。且接下去我們看見，毛等5月起就試驗 “工讀互助”生活，“6月7日  致信黎錦熙，說‘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學社，從事半工半讀’。”（《年譜》第58頁。）可見囊中依舊羞澀。這段時間再無涉及旅歐學生 事的記載。《年譜》第60頁，在1920年“6月”項下有“毛澤東為組織革命活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額較大的款項，在上海找章士釗 幫助。章士釗當即熱情相助，發動社會各界名流捐款，共籌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毛澤東。”這裏就有些問題了，此款並非毛“找章士釗幫助”的，而是楊懷中臨終前 修書給章求助的。且，毛既然已不打算介入留學，怎麼還獨自領取資助留法學生的專款呢？楊懷中自1918年起就配合蔡元培一起為赴法勤工儉學奔走，這是同鄉 章士釗知道的。如果沒有楊懷中的推薦信，章士釗未必會募捐，就算募到錢也不會交給素不相識的無名小卒毛澤東。可是毛拿到錢之後，已經送走兩批赴法湖南學 生，他們也不可能屬於毛所言“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的。毛當時摯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第5頁記述：“我們一九一九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備用 費。我主要靠第一師範教員朱炎先生幫助一百元。”（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直至他7月初離滬經漢返湘，已經不再有留法學生出發的記錄了，於是 這些大洋就成了毛自由支配的銀子。

     查當年銀元比價，每銀元值白銀0.6148關兩；時價美金0.7624元。兩萬銀元值15248美元。又查中國火柴 工業史，同年天津北洋火柴廠開業資本恰好二萬元，尚不是銀元。還有1920年全國共新開火柴廠23間，總資本183.7萬元，平均每家廠不足8萬元法幣， 非銀元。可見兩萬銀元確系一筆钜款。

     問題是，這筆錢是章士釗以助青年留學歐洲募集的，合法的用途只能是資助留歐學子，用於其他都算挪用贊助款，是犯法 的。接著查閱《年譜》，至“7月初 離滬返湘。”之後也沒有送別留歐學生更沒有贈款之記錄，“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之事自然無從談起。截至1920年底，通過各種途徑先後赴法勤工儉 學的湖南學生共有346人，在全國赴法學生總數1576人中占22％，在全國各省份中僅次於四川，居第二位。如此之多留法學生，而且新民學會就有18人之 多，歌頌毛之文章亦不少，竟沒有發現一個人提及他雪裏送炭的恩德，或者這幫傢夥全都忘恩負義了？前邊所引李維漢的文字說明：“我們一九一九年赴法的一批全 是自備用費”；羅章龍《回憶新民學會》稱：“新民學會會員許多人家裏很窮，要留法一個人得幾百元旅費，先後幾批來京的會員，只有二十五人取得了一筆路費， 這是我們通過留京湘紳和華法教育會活動的結果。1920年在上海半淞園集會後留法的一批新民學會會員全都是公費。”沒人得到章士釗為他們募來的捐款，自然 想不到感恩。

     繼續查閱下去，見到毛與旅法的向警予、歐陽澤、羅學瓚、蔡和森、蕭子升等抵法學生通信，均無任何關於錢的議論，法國 方面沒有要，毛氏沒有寄，井水不犯河水。不經意間，《年譜》第87頁上，1921年“9月28日 致信在北京的蕭子升，談從上海回湖南後的生活情況。‘我回鄉即寓船山，專以療病為主，病即大有起色。現在心裏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沒有事務責任上重大 負擔；每天因操勞飲爨，口腹既飽，身體更快；還可隨意看所要看的書，故大有‘此間樂’的氣概。……’信中談到新民學會旅法會友陳贊周籌款醫病問題，說此款 在國內同人中似只能以你我及叔衡三人擔任為度。‘此款事勢急迫，非籌不可，只有不管償還如何困難，姑且借來付去。’”於是問題繼續複雜化了，老人家後來自 己承認“有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也即直到1927年秋季還有錢。那麼還在1921年時，這筆理應資助留法學生的錢更不少。懷裏揣著本應資助 留法學生的“應付款”兩萬大洋，留法摯友病危急需用錢，可毛卻要蕭子升“此款事勢急迫，非籌不可，只有不管償還如何困難，姑且借來付去。”怎麼解釋？不知 誰能否尋些替俺們的領袖開脫的資料？看上去那位蕭子升先生根本不知老毛揣著各界贊助留歐學生的兩萬大洋！而陳贊周尚未等來老毛“事勢急迫，非籌不可”的錢 治病就死了，“姑且借來付去”也便不了了之。至於也病死法國的楊開慧的堂兄弟，無資料可查，擱置。

     那麼，1920年6月得款，“党剛成立，經費非常緊張，行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也許用於建黨費用去了，那 麼，目光遠大的他老人家運籌帷幄把好鋼用在刀刃上，亦不失明智之舉。查中央檔案館編的《中共中央檔選集》（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冊），第47頁 有１９２２年６月３０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黨費，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計國際協款一 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第168頁有《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3年6月）：“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 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經費是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 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週刊上。”陳說此話否定了毛所謂這筆錢進入黨的活動開支可能性。毛就坐在陳旁邊並沒有異議辯白，只能相信它根本沒有進入 黨的活動經費裏，反而因“經費是發給各個小組的”，毛領導的小組亦有得款的份額。

      毛澤東拿到兩萬大洋以後，把它用於別的革命事業也無可厚非。我們繼續查《年譜》，從1920年7月7日 毛回到長沙，直至1921年7月初抵達上海出席中共成立會議，李銳《毛澤東同志初期革命活動》稱：“其中影響最大並與建黨有密切關係的事，是創辦文化書 社。”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亦稱：“影響最大，與建團建黨工作關係最密切則莫過於創辦文化書社這件事。”據湖南出版社1991年5月版《文化書社――中 國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發行機構》記載，1920年8月20日，由易禮容、毛澤東、彭璜3人任籌備委員，在長沙潮宗街56號租了三間房子開辦文化書 社，9月9日開業。

     各種宣傳誇耀毛籌集400-1000元辦這個書社，甚至說楊開慧之母“慨然拿出餘下的幾百元‘奠儀’費給了女兒，由 她交給毛澤東辦書社。”（《毛澤東的足跡――舊居、革命活動遺址史話》，群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4頁）毛岸青、邵華在1983年12月22日 《中國青年報》發文《兩個90周年誕辰》，稱：“外祖父病逝時，家境已經很蕭條，北京的一些朋友贈送了一筆‘奠儀’費，這筆錢為安葬外祖父用了一部分。後 來媽媽看到爸爸為籌措革命經費而到處奔忙，就動員外婆將這筆剩餘的錢拿出來，協助爸爸辦了文化書社。”

     這些介紹因為不知道或忽略了老毛懷裏揣著章士釗募捐得來的兩萬大洋，合理想像並不奇怪。然而並非真實。所幸白紙黑字 的東西尚在，1921年4月編印的《文化書社社務報告》第二期記載了至1921年2月27日為止，全部文化書社30位元元個人股東連同《大公報》館合計投 資股本金六百九十二大洋另六角三分五厘之細目。其中，最大股東薑濟寰三次入股二百二十八大洋，長沙總商會會長左學謙投股二百元。毛澤東1920年10月 17日投股一次，交納光洋拾元。（參見：湖南新聞出版局編寫、湖南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的《文化書社――中國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發行機構》，第 25頁）如此，前述緬懷文章基本都是胡侃，倘若稍有真實，比如這拾元大洋果然系“奠儀”所剩餘，那就更慘，懷揣兩萬大洋不掏去討要“奠儀”入股，豈不是越 描越黑麼？何況，《年譜》上卷第83頁說，毛親自主持這份詳細報告的編制，主張反對秘密營業，要搞財務徹底公開。而且強調文化書社的重要性：“現實的急 務，莫要于傳播文化；而傳播文化有效，莫要于辦‘文化書社式’的書社”的。

     那麼書社經營期間毛是否有所補貼呢？易禮容1978年7月6日的《毛主席創辦長沙文化書社》、次年5月《回憶長沙文 化書社》稱，“書社開辦時經費十分困難，由我經手向趙運文借款20元作開支。由於少錢買鐵爐子，我和陳子博用黃泥小火爐，架著瓦缽做飯，這樣撐了一兩個 月。”毛於1923年赴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1924年12月回長沙養病，得知文化書社虧損狀況以後，隨即與湖南省委書記李維漢商量，由省委撥款800 元為書社清理債務；1926年1月已在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毛亦非常關心文化書社的情況，多次找易禮容、夏曦商量，讓易禮容給第二軍軍長譚 延闓寫信求援，譚撥付了400毫洋，解決了書社存在的困難。（參見湖南出版社《文化書社》一書，第80頁）可見，歌頌了老毛如何關心文化書社的這些文章， 沒有一個提及老毛解囊，果真捂得緊。

     這段時間，毛還涉及另一項革命工作，就是1921年8月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年譜》上卷，第86頁：“與何叔衡創辦 湖南自修大學。自修大學是在船山學社董事會總理仇鼇和社長賀民範支持下，利用船山學社社址和經費創辦的。賀民範為首任校長，毛澤東任教導主任，負實際領導 責任。”查廣西人民出版社、灕江出版社聯合出版的《毛澤東大辭典》第22頁，自修大學經費為“每月的400元銀元”。這件大事，老毛又沒有破費之記錄。

     那麼，如果“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的話，也是不錯的。可讀書看見楊奎松教授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 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頁：蘇聯撥款“具體如1927年，為組織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得援款約3萬元；為開辦黨校得5萬元另月開支 1.5萬元；7-8月為解決湖南農運問題得援款近五萬元；9月為準備秋收起義得援款1萬元”。原來老毛在湖南農民運動和秋收起義用錢都是蘇聯給的，三個月 共得了6萬元，比起章行老那點募捐款，大巫見小巫了。

     我們詳細翻閱《年譜》，感覺到至少從1920年7月開始，老毛的日子明顯寬裕起來，不再為銀子發愁。1920年 “11月下旬 因工作過於疲勞，作短時間休息，到醴陵、萍鄉考察遊覽。”（P71）“冬 同楊開慧結婚。”（P76）1921年1月3日起參加新民學會新年大會，討論各項工作時免不了“籌措經費”的問題。毛說：“我可願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 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現覺專用腦力的工作很苦，想學一宗用體力的工作，如打襪子，制麵包之類，這種工作學好了，向世界任何地方 跑，均可得食。”（P80） “2月上旬 同毛澤覃從長沙回到韶山過春節”，財大氣粗地宣佈：“房子可以讓給人家住，田地可以給人家種，我們欠人家的錢一次還清，人家欠我們的一筆勾銷” （P82）；“在小吳門外清水塘租賃一所房子，作為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機關，並與楊開慧搬到這裏居住。”（P88）到醴陵萍鄉休養遊覽；辦過一些企業卻經 營不善賠掉了；到湖南各地考察巡視，直至老婆孩子岳母娘甚至連保姆也帶著赴上海下廣州上武漢都無所謂了。問題在於，這些花銷從何而來？與1919年（應該 是1920年）進上海時那種“當我到達浦口以後一文不名了，而且車票也沒有。沒人有錢借給我，也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離開這個地方。不過最倒楣的就是一個賊偷 去了我僅有的一雙鞋子！啊呀！怎麼辦呢？”真正是天壤之別。

（2004.9.17，22:00首發華知；05.02.13跟貓眼《毛第一桶金》；12月25日修訂）

（2006.12.5，發天益跟帖，2007.1.11天益人物重發）

附文  余不潔：毛澤東還良心債？

余不潔，萬維博客  時間：2014-03-10 23:57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lifebaike/20190507/1124284.html

學者馮勝平先生寫給《新史記》雜志的專稿《毛澤東還良心債：兩萬大洋來龍去脈》，此文隨後發布在網絡上，想必讀者不少。然而，此文似乎有一個明顯的紕漏，卻未見有人指出，等了這許久，在下不揣淺陋，冒昧地指出來，以此求教于馮勝平先生和各位專家。

     馮勝平先生的這篇文章談的是毛澤東兩萬大洋的來龍去脈，不過，獨創性的內容實際上落在了“去脈”部分。關於這筆錢的 來源，多年前北京女學者陳小雅已經做出了詳細而且值得信服的推論，馮勝平先生基本上是重復了陳小雅的觀點，不過側重點在分析為什麼毛澤東和其他當事人沒有 直接說出金主的身份。而這兩萬大洋的去脈，此前，中國學者錢文軍也以大量而詳實的史料為依據作了分析，基本上推翻了毛澤東將這筆钜款用於革命事業的說法。 但是，究竟用在何處，因為缺乏堅實的史料，錢文軍並沒有得出結論。這一個空白被馮勝平先生看到了，並且找到了一些相關資料做出了論斷。此外還通過其他的歷 史事件，對毛澤東的性格特別是對于金錢的態度作了一番解說，也為自己的論斷作了鋪墊。

 馮勝平先生的結論如下：

“1921年春節，毛澤東回到韶山，以特有的方式，結束了父親毛順生生前開辦的“毛義順堂”的錢莊生意。……按毛澤東的吩咐，毛澤民向持有“毛義順堂”股票的人們發出通知，限定時間以現金全部贖回。至此，“毛義順堂”股票退出了歷史舞臺，毛澤東的兩萬大洋也盡數散光。”

那 麼，馮勝平先生依據的史料是什麼呢，根據馮勝平先生給出的說明，他作出結論的依據是胡蓉發表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史海回眸欄目下的一篇短文《毛澤東父親毛 順生經商融資曾經發行股票》，在這篇短文中，作者簡單地介紹了毛澤東父親毛順生經商融資曾經發行股票以及毛澤東兄弟處理家產的“史實”。其實，“發行股 票”這個說法並不恰當。在民國時期，鄉下一些小財東自行印刷“鈔票”的事情極為常見，一說誰誰家“印了票”了，在百姓中間它多少表示一種財力的象徵。此前 曾聽老人講過，還有鄉間的理髮館都印了自己的票子。這類“票”實際上是一種代金卷，流通範圍極窄，絕對是在本鄉本土，彼此知根知底，想開空頭支票是不可能 的事情。毛順生發行的所謂“股票”應該就是這類“代金卷”。而股票是合資經營，共同承擔風險和按股分紅。如果毛順生發行的真是股票，那關閉生意的事情恐怕 就不是毛家兄弟自己說了算的了。

     過去的商號包括糧商、肉鋪都有自己的名字，也就類似毛家的“義順堂”等等。一些商號如果有餘錢也可能少量放債收息， 也可能像林家鋪子一樣接受熟人的存款、付點利息，但這和錢莊、銀號完全是兩回事。一般資料記載，毛澤東的父親僅僅是販賣稻米和豬鬃等農副產品而已，而且經 營規模並不大，不知道馮勝平先生依據什麼把毛家的小生意“義順堂”斷定為“錢莊”的？

     根據官方的一些資料看，毛順生在當地應該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財東，那二十多畝地和幾頭牛，還有一座中等人家的宅院，總 價值估計在一千元大洋上下。土地和宅院無疑屬於“硬通貨”，是百姓人家都認可的財產，也是此財東在民間經濟往來的“信譽”的保障。

    史料記載，毛澤東在1921年春節返回故鄉，對家庭財產和債務作了一次性的了斷。關于毛家的債務，馮勝平先生引用的《毛澤東父親毛順生經商融資曾經發行股票》一文中，實際上只有一句話和此話題相關，連同上下文摘錄如下：

   （1921年春節，一家人圍坐在火爐邊，毛澤東耐心地啟發和開導毛澤民舍家為國，投身革命。毛澤東說：“家裏的房子可以給人家住，田地可以給人家種。我們欠人家的錢一次還清，人家欠我們的就算了。”）

毛澤民提到了家裏發行的股票，說：“我們欠人家的就是‘毛義順堂’的幾張票子。”

   （按哥哥的吩咐，毛澤民向持有“毛義順堂”股票的人們發出通知，限定時間以現金全部贖回。至此，毛澤東家發行的“毛義順堂”股票退出了歷史舞臺，毛澤東也完成了“舍小家為大家”，率領全家外出幹革命的壯舉。）

      從上述摘錄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家的債務顯然是一筆很小的數目，用毛澤民的話說，“幾張票子”而已。充其量，把毛家的房地產都賠光，也不過一千元大洋 上下。而上述這篇文章明確指出，“毛家的產業仍由毛澤民千方百計維持著，只是其產出多半轉移到了革命事業上。1921年到1927年之間，毛澤民多次回韶 山過問這份產業。”顯然，那些債務對毛家是微不足道的。換句話說，根據當時的情況，毛家也只能抵押或者借到這些錢。因為，不會有人把巨額財物白白送到毛家 而不考慮毛家的償還能力。那些鄉下的普通百姓並不具有未卜先知的本事，事先能預料到毛家會有這樣一個了不起的兒子，能突然拿回家兩萬現大洋。當時，一畝好 的水田也不過十塊錢左右，兩萬大洋對于百姓而言那可是天文數字。從現有的資料看，毛家的生意規模並不大，自始至終都不過是一個以農業為主兼營農副產品的小 財東。而且，民間賬目一般來說都是一年一清，不會讓人欠下出人預料的債務，毛澤東的父親會欠下兩萬大洋的外債，實在令人無法想像。

    再說句題外的話，就算毛澤東打算把兩萬大洋散給家鄉百姓、造福一方，他如何把兩萬大洋運回韶山沖在當時恐怕都是一個大問題。一塊大洋重量為庫枰7錢2，這 兩萬現洋大約重910多斤，加上箱籠，至少要上千斤。如果雇傭挑夫得需要十來個人。即便是雇馬車，恐怕一輛都不夠。那是一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尤其得考慮安 全問題，再加上保鏢，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如果真有將兩萬大洋運回家鄉這樣的盛事，那一定會為韶山一帶百姓世代牢記。

     馮勝平先生僅僅憑《毛澤東父親毛順生經商融資曾經發行股票》這樣一篇文章，或者說僅僅“我們欠人家的就是‘毛義順堂 ’的幾張票子”這樣一句話，而得出毛澤東將兩萬大洋散盡的結論，無論如何是不能服人的。如果這個論據不確，那此後的煌煌大論顯然也就意義不大了。

     此外，從毛澤東於中共勝利前夕再次見到時年69歲的章士釗，到開始還錢的1963年，其間又是十四、五年，若非章老 先生格外長壽，這筆帳其實早就爛掉了。章老先生幸虧養得一個才貌出眾的好女兒，才讓毛澤東想起了這筆陳年舊帳，老先生于風燭殘年也得以多花了幾千塊錢。人 民網上有一篇文章，記錄當年毛岸英回鄉給其生母掃墓時，被一鄉親追討其父拖欠了幾十年的一筆100塊大洋的債務。可以想像，敢向當今萬歲討賬，一定有相當 的底氣和苦衷。農家籌措這一百塊錢，其艱難程度要遠甚於地方領袖的兩萬塊錢，只怕毛澤東從來就沒有記在心上。毛澤東當政之日，他家鄉的百姓也同樣過著含辛 茹苦的日子，甚至比他父親在世時的年景都不如，也沒有聽說毛澤東散給他的鄉親們多少錢。認為毛澤東對此兩萬元舊帳良心上有負擔，倒像是看低了毛澤東的段 位。

     以馮勝平先生的年齡和博學多聞一定不會忘記李慶霖當年給毛澤東的“陳情表”，其淒婉悲涼的辭章甚至讓毛澤東置於案頭 反復觀看數月之久。然而，毛澤東只是“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這和中國歷史上最“節儉”的道光皇帝可有一比，而與毛澤東贈予友邦時千金一擲的豪氣可 謂是天差地別。

     說起來，中國農民為毛澤東坐江山付出了無數的生命和財產，毛澤東最應該還的是這筆良心債。然而，為了他的面子，他寧 可餓死數千萬農民，也不吃所謂的“嗟來之食”。如果說歷代君王大多是薄情寡恩之人，而毛澤東無疑為此類人中之最。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馮勝平先生的這篇《毛澤東還良心債：兩萬大洋來龍去脈》的文章，直接證據太少，而論斷過於絕對，著實令人失望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