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立文亲共，曼达尼“向社”，
九上将落马与川普反共公告
姚囯付
10月17日，中共國防部公佈了九名上將的處理決定，開除他们的黨籍軍籍。10月18日，台湾在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中亲共的立法委员郑丽文当选第12任国民党主席。11月4日，纽约市议会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在纽约市市长选举中当选第111任市长。11月7日，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反对共产主义週公告>>。这四起事件看似孤立，实则有内在的联系：郑丽文能当选党主席，原因之一是亲共，曼达尼能当选市长，主要因素是力推社会主义价值观。而中共九上将落马实质是对共产主义怀疑和不忠。川普签署反共週公告则是看透了共产主义暴政的虚伪残暴。
同样一个东西，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态度------有人反对，有人怀疑，有人亲近向往呢？关键原因是对共产主义及其痴迷者共产党，尤其是以习近平、王沪宁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的了解认识不同。川普之所以反共，是因为他在与中共打交道的过程中看透了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中共九上将之所以对共产主义怀疑和不忠，是因为他们从中共的历史和习近平的思想言行看出了共产主义的虚伪暴虐前途無望；郑丽文和曼达尼之所以亲共向往社会主义，是因为不了解共产党尤其是中共的历史和现实或對共產主義及共產黨對人民的危害，或者了解卻麻木不仁。
因此， 笔者试图盡量全面地再现中共的历史和现实，以证实共产党的虚伪残暴和共产主义的荒谬，籍此启示如郑丽文、曼达尼一样的世人了解共产党的特徵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因而不再麻木遠離共產黨和產主義。
中共處分的九個上將為什麼不忠於共產主義理念進而忠於共產黨及其黨魁而保持廉潔為其理想奮鬥獻身呢？
无论是个人和政党，要想让人对其忠诚、死心塌地舍生忘死地效忠于自己, 就必須有有讓人民富裕幸福國家強盛的“真主義”和“善行為”，用中國傳統文化理念說就是要遵循儒家先贤為人确定的行为规范----“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在此重点说说儒家思想的核心“仁” 和中共的不仁。何为“仁”？“仁”就是“仁爱”、“慈悲”、“善良”，善解人意，宽以待人，尊重人格，爱惜人的生命。痴迷共产主义的中共及其党魁则恰恰相反，他们因被共产主义“坏了心志”，完全丧失了仁爱慈悲的基本良知和道德底线，其所作所为完全与正常政党相反-----它所做的是：限制人民致富、掠夺人民财產、侮辱人格、草菅人命。下边做较全面的粗浅论述：
用众多昏招限制人民致富、
掠夺人民财產
执政党和党魁要做到仁慈爱民，就应该施仁政，至少要让人民丰衣足食不挨饿受冻。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让民众有宽松的自我创造财富的环境，让人民能够在自由的环境中充分发挥其潜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货通天下，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同时要尽量少收税、费，少罚款，不敲竹杠索贿，让民众能有积蓄。而中共则是为推行其意识形态巩固政权而不惜用多种昏招限制人民多挣钱致富，掠夺民众本就不多的财產。
一，限制民众创造财富增加收入
中共篡權以来，为维护政权稳定和意识形态控制，实施了一系列限制性政策，直接妨碍民众生产产品、经营商业及从事教育培训等财富创造活动。
1、限制生产产品（农业、工业、手工业） 1958年至1980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强制农民加入集体所有制公社，禁止家庭拥有私有农具独立耕作，致使农民丧失生产自主权，无法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作物，粮食产量大幅下降。更不准农民开荒种植农作物，甚至在房前屋后种一些蔬菜都被铲除，叫作“割资本主义尾巴”。导致食物长期极度短缺。
计划经济配额制（1953-1992）
国家指令性计划规定企业产出品种、数量，禁止超计划生产或自销。导致企业无法响应市场信号，产品积压与短缺并存，抑制工艺改进与新品开发。
户籍制度（1958年起）城乡二元户口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从事工业生产。致使农村劳动力被束缚于低效农业，城市工厂长期缺工，整体工业化进程受阻。
2、限制经营商业： 国营与供销合作社垄断（1950年-1980年）
私人商贩被取缔，所有批发零售由国营商店与供销社统一经营。
导致个体无法开店、批发或跨地区贸易，商品流通渠道单一，价格失灵。我曾经背一小袋玉米糁到城里去卖，倒霉碰上工商管理员，被以三分之一市价强行收购。
投機倒把罪（1950年-1990年）
法律禁止私人倒卖物资、囤积居奇或跨区域贩运。导致商人无法进行正常套利与物流，市场信号被切断，资源配置低效。
外汇管制与外贸专营（1950年-1990年）私人不得持有外汇或直接进出口，全部由外贸公司垄断。致使企业无法直接参与国际市场，错失技术引进与出口创汇机会。
3、限制从事教育和培训： 反右运动与知识分子下放（1957-1970）大量教师、工程师被划为“右派”强迫劳动改造，学校停办专业课程。导致职业教育中断，技术工人与专业人才断层。
文化大革命关闭高校与技校（1966-1976）大学停课闹革命，职业技术学校被改为“五七干校”。學術和技術水平高被污衊為“資產階級學術和技術權威” 。导致整整一代人失去系统技能培训，工业技术传承断裂。
民办教育限制（1949-1990，2000年代后再度收紧）私人不得开办学校或培训班，教材、师资、技能须经审批。导致教育供给单一，无法满足多元化技能需求，职业培训市场空白。民众文化水平和生产技术得不到提升，严重影响生产提高和收入提升。
教培行业“双减”政策（2021年起）禁止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资本化运作，线下线上培训均需审批并限时。导致数百万从业者失业，家长无法购买个性化教育服务。
二，政府巧取豪夺民众财富
（一）政策性掠夺----以“革命”或“集体化”名义强夺，导致数亿人财产被剥夺，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损失。
1、土地与农业财富掠夺（1949-1958）：
土地改革运动（1949-1953）
强制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房屋、牲畜和工具，总计约4亿亩土地被重新分配给贫农，其过程涉及暴力“斗争会”和公开审判，许多财产被直接充公或破坏。
其恶果是数百万地主家庭财富被清零，估计超过100万人死亡或破产，导致农村经济短期崩溃。
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1953-1958）农民被迫将土地、农具和牲畜上缴集体，禁止私有耕作，公社化后个人财产转为公有。如我家的牛、驴、车、犁 、耙、石磨等全部被没收充公，彻底沦为无产者农奴。致使农民原有积累（如种子、农具）被集体化掠夺，平均主义分配进一步稀释剩余价值，严重挫伤能干者的积极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产量下降。
2、工业与商业财产掠夺（1950年起）
三反五反运动（1951-1952）
“三反”针对党内贪污浪费，“五反”针对私营企业主，指控“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强制“自首”和上缴财产，许多企业被低价或无偿收归国有。致使数万私营企业主财产被没收，城市中产阶级财富蒸发，推动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但导致商业瘫痪和自杀潮。仅上海一地，四个月内就有876名企业主及其家属自杀，包括跳楼、喝毒药、上吊等形式。时任上海市长陈毅曾幸灾乐祸地说：“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
公私合营与工业国有化（1955-1956）私营工厂、矿山和商店被强制“赎买”或直接国有化，业主仅获象征性补偿。致使工业资产总值约80%被转移到国家，企业家财富被系统性剥离。
3、大跃进与饥荒时期掠夺（1958-1962）公社化强制农民上缴全部粮食和劳力，国家以高指标“统购统销”，剩余产品被“支援工业”。农村家庭储备粮被掠夺，导致大饥荒，農村大地餓殍遍野，竟出現父食子女易子而食人間慘劇。估计3000-4500万人饿死，民众微薄积蓄化为乌有。
4、文化大革命时期掠夺：（1966-1976）破四旧与财产没收。红卫兵运动摧毁“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没收知识分子、干部和“走资派”家庭财产，包括房屋、古董和存款。数百万家庭财富被洗劫，文化遗产损失巨大，社会精英阶层经济基础被摧毁。
批斗与抄家。针对“阶级敌人”的抄家行动，财产直接充公或被群众瓜分。据统计约1亿人受冲击，财产总损失相当于数万亿人民币等值。
5、改革开放后持续掠夺政策：（1978年起）土地徵收與房屋拆遷（1990年至今）农村土地被低价征收转为国有，补偿远低于市场价；城市强制拆迁，没收房产和补偿款。导致数亿农民和居民财产被低估转移，引发“征地致富”与“失地贫困”并存。不知有多少人因此自焚跳楼自杀。
高税收与强制征收（1980年至今）：累进税制叠加农业税（至2006年）、增值税等，农民和中小企业负担沉重。民众收入中30-50%被抽取，用于国家投资而非民生。
强制缴纳社保费 ：202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19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不缴纳社保的，该约定无效，用人单位须补缴。这被视为“最严红线”，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确保强制执行。中共对企业的强行掠夺显而易见。
（二）非政策性勒索 除了政策性掠夺人民财富外，还有体制性默许的基层贪官污吏通过非政策手段（如罚款、摊派、索贿等）持续掠夺民众财富，这些行为往往游离于法律之外，但根植于权力不对等。历史记录显示，此类腐败自建政起屡禁不止。
1、历史早期腐败勒索 三反五反中的索贿与罚款（1951-1952）
官员以“自首”为名索要贿赂，企业主被迫“捐款”避罪。导致私营经济主被勒索数亿，典型如刘青山、张子善案，貪佔民財17亿元（1952年币值）。
2、文革期间基层索贿（1966-1976）红卫兵和地方干部以“揭发”为由敲诈财产，抄家后私吞。总共数万起敲诈案，民众家庭积蓄被零散掠夺。
3、改革开放后腐败勒索：（1980至今）行贿索贿泛滥（1980-2000）。1979年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后，由于只进行经济改革，官员的权力不受制约，民众赚到的钱被贪官污吏用各种名目掠夺。据旅居美国的历史学者辛灏年披露，安徽芜湖“傻子瓜子”老板年广九所赚的钱百分之七八十被掠夺。官员利用审批权索要回扣，如土地开发中“潜规则”收费。典型案例如辉瑞制药在中国行贿官员以获处方认可（2012年曝光）。每年腐败金额超万亿，民营企业被迫支付“保护费”。农村和小企业受害最深，腐败案超百万起。
罚款式“创收”（1990年至今）即乱罚款。地方以“超限运输”“环保违规”等名义滥发罚单，一辆货车两年内可收58张罚单，总额27.5万元。致使中小企业被罚至破产。2021年4月10日阿里巴巴因涉嫌垄断行为被罚款182.28亿元。2023年地方债压力下，此类勒索加劇。
（三）“官方默许的诈骗团伙掠夺民財 民间许多诈骗团伙之所以屡禁不止泛滥猖獗，实际是政府官员受了贿而暗中默许的结果。我有个同行（教师）跟我说：他的一个金融系毕业的学生找不到理想工作，就利用专业知识组织庞氏骗局诈骗团伙，也想拉他加入。他问了一系列问题，他学生一一回答。“如果犯事被抓咋办？”回答是：“第一步花钱摆平，若不行就用钱买个‘替死鬼’，让他去坐牢承担一切责任，确保其他人都没事儿。” 他劝学生不要干这种事，学生说：“干别的赚钱慢而少还有赔钱的可能。”在中共国，这样的诈骗团伙多如牛毛，东南亚电诈园就是无数诈骗团伙中的典型，据说与中共高层有密切关系。不少人靠干这坏良心事儿一夜暴富，住豪宅、开豪车、换妻、吃香喝辣，逍遥法外；无数人被骗得倾家荡产、沦为赤贫而哭告无门。
小結 上述政策性榨取和非政策性掠奪形成系统性掠夺链条：早期革命性没收奠基，后期通过税收、征收和腐败性抽取、诈骗。民众财富从土地、生产资料到日常积蓄被层层转移，导致民众始终赚不到大钱，没有或很少积蓄甚至背負負債，至今仍处于贫困状态。
中共的限制性政策使民眾始終掙不到大錢，其掠奪性政策和法外榨取使民众财富得而复失。最终结果是极少数人暴富，大多数人贫穷，很少積蓄，沒有積蓄，甚至背負負債。李克強說：“中國有六億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許成鋼說：“中國有5.4億人每天收入不足5美元”。中國消費低迷內需不足的原因就在於人民手裡沒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貧富嚴重懸殊）的悲剧在中共国从未间断地上演着。
利用各种阴招使人生不如死
中共及其党魁的不仁除不叫人致富掠奪人財產，还表现在使反对它/他的人生不如死。纵观中共及其党魁的行径，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它/他既不让反对者好活也不让马上死亡，而是利用极不人道的阴招让反对它/他的人受尽折磨和屈辱而生不如死。
一，“文革”期間 国家主席刘少奇等无数人被头上戴高帽脖子上挂牌子或重物批斗羞辱。张志新被强奸、割舌，都是从精神上对人进行摧残羞辱，讓人生不如死。
二，让法轮功群体中的顽强不屈者“生不如死”。联合国文件（2001年）：“马三家劳教所警察把几把牙刷捆成一束，插入女法轮功学员阴道来回搓转，造成大出血。联合国特别报告：
“2000年10月，马三家监狱警卫剥光18名女法轮功学员衣服，扔进男囚牢房，任男犯轮奸。罗干（时任政法委书记）知情。”是對善良女性的最大羞辱！
三，讓维权律师高智晟生不如死 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从2005年起为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辩护，被吊销律师证、遭多次绑架。2007年被判3年，惨遭酷刑：牙齿被敲掉、电击生殖器、牙签插生殖器、带刺木棍通肛门等折磨羞辱。高智晟自述“生不如死”。出狱后继续失踪。2017年习近平时代再次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至今音讯全无。家人流亡美国。
四，众多女性遭中共上至党魁下至村支部書記等官员蹂躏侮辱而生不如死或死于非命。上层知名者如孙维世和上官明珠等，下层普通女性如李佩霞和铁链女李颖等。被中共大小官员糟蹋的女子的数量和详情，民間傳說和媒体披露不胜枚举。恕不赘述。
自始至终 多种手段杀人
中共的不仁除了不让人致富而处于贫穷状态、侮辱人格不让人有尊严而生不如死之外，还表現在各個時期用多种手段残忍地大规模地杀人。佛教把“杀、盗、淫”作为最主要的恶行，而杀人又是主要恶行中的首恶。中共这个魔鬼党却把杀人当作自我存在的必要条件，采用五花八门的手段屠杀党内外所有它认为妨碍它意识形态灌輸和政权稳固的好人。
一、井冈山时期（1927-1934年）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与肃反清洗。这一时期，中共在江西苏区等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和“肃清反革命”运动，针对地主、富农及国民党残余势力展开暴力。死亡人数估计数十万，主要针对党外“阶级敌人”，但也波及党内“AB团”等（反布尔什维克团）嫌疑分子。手法以原始暴力为主，残忍性在于公开处决和集体动员，制造“人人自危”的恐惧。
主要手法有：1. 枪决/公开处决；2.用石头砸死；3. 群众批斗殴打致死；4. 酷刑逼供致死（如水刑、鞭打）5. 活埋；6溺毙；7. 财产没收致饥饿而死；8. 强迫劳动累死；9 焚烧房屋燒死；10.剝皮致死；11.點天燈燒死。
残忍程度：高强度肉体摧残结合心理恐吓，强调“革命暴力”的正当性，许多受害者被指控为“间谍”后遭立即处决，尸体往往不予掩埋，以示威慑。典型例证如下：
AB团肃反（1930-1931年）：在江西苏区，中共怀疑党内存在国民党渗透，发动“肃AB团”运动。手法包括逼供信（用辣椒水灌鼻、老虎凳压腿、“仙人弹琴”<1>等）。对酷刑不能屈服者就处死，估计处决4-10万人，其中许多是无辜红军战士和干部（多是有知识敢直言批评毛泽东搞特权的人），如王兴田（红二十军政委）被拷打后枪杀，全家株连。残忍在于“株连法”：一人“叛变”可杀全家，制造党内猜忌相互揭发。
海陆丰暴动（1927-1928年）：早期土地革命中，农会组织“打倒土豪”，手法包括鞭笞、焚屋和枪决。受害者如地主黄爱少妇被公开剥衣游街后活埋，死亡数百人。这不仅是经济掠夺，更是性暴力与羞辱的结合，深刻暴露“革命”对人性的扭曲。
山西肅反（1930–1031）殺戮對象是黨內異己。全省抓捕數千人，普遍使用酷刑，手法殘忍多樣，有活剝人皮、點天燈<2>、釘竹籤、火刑、活埋等。山西特委書記劉淪濤也被錯殺。死亡人數達幾萬。
二、延安时期（1935-1947年）：整风运动与党内清洗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延安推行“整风”，表面整顿学风党风，实则清除异己（如王明派系）。针对党内干部和知识分子，死亡人数约数万。手法转向心理操控，残忍性在于“诛心”：通过自首和互斗摧毁人格。
主要手法有：12. 煮沸（活煮）：脫光受害者投入沸水鍋中煮死；13.逼迫自杀；14. 药物注射（早期实验性）。
残忍程度：从肉体转向精神摧毁，许多“宁死不屈”者被逼自杀，残忍性在于“党内自相残杀”：昔日战友互揭“黑材料”，制造永恒猜忌。多样性体现在“软硬结合”：先用民主讨论诱导，后用暴力收尾。党魁毛泽东亲自操刀主持，针对“特务”嫌疑。手法包括“抢救运动”中的逼供（如吊打、灌辣椒水）和隔离审讯。受害者一，王实味（延安《解放日报》编辑）因批评特权被批斗、劳改至死，尸体抛荒。估计数千人被迫自杀。受害者二，潘汉年（1940）：情报头目潘汉年被指“叛徒”，遭隔离审讯和酷刑逼供，关押20年。手法包括睡眠剥夺和心理压力，其妻董慧因株连自杀。这例证深刻揭示清洗的随意性：无实证即可毁一生。受害者三，刘志丹被暗杀（1936）：著名英籍华裔作家张戎与丈夫乔·哈利戴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披露，毛泽东暗中指使殺手在視察戰場時從背後擊斃了威望高于自己的刘志丹。
三、北京时期（1949年后至今）：连续运动与现代维稳。建政后，中共发动“镇反”“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击法轮功”等，致使数千万人死于非命。
主要手法：15.人為製造大规模饥荒餓死；16.劳改营/集中营折磨死；17.人吃人/极端暴力；18.撕裂嬰兒；19.開水燙死；20用繩子勒死；21.坦克碾壓；22. 器官活摘；23.性暴力/轮奸；24. 投毒/医疗虐待。
残忍程度：巅峰于文革的“人性泯灭”（如食人），当代则“隐形残忍”：通过科技（如监控）实现“无声消失”，深刻性在于“常态化”：暴力从运动式转为日常维稳，社会整体麻木。典型例证（按运动分）：
土改运动（1949-1953年）：暴力分田，估计470万地主非正常死亡。手法包括批斗游街（鞭打、刀割生殖器）和枪决。
镇反运动（1950-1953年）：处决71万人。手法：快速枪决和逼供。例：重庆白公馆监狱，数百国民党残余被集体枪杀，许多遭电刑前强奸。
反右运动（1957年）：55万人划为右派，劳改致死数十万。手法：思想改造营（隔离+批斗）。例：储安平（《光明日报》总编）被批斗后失踪，家属遭经济封锁。残忍在于“阳谋”：先鼓励“鸣放”，后全盘翻脸。
大跃进与大饥荒（1958-1962年）：人为政策致3000-5500万饿死。手法：浮夸风+强征粮食，导致浮肿病和食人。例：安徽凤阳，村民吃树皮、观音土，儿童被遗弃饿死；干部隐瞒上报，制造“瞒报自杀”。残忍在于“间接屠杀”：非刀枪，而是政策如“全民炼钢”抽空农业，深刻如一部“饥饿的寓言”。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200-2000万死亡。手法：红卫兵暴行（打砸抢+食人）。例：广西大屠杀（1968年），10县9千余人死，受害者被开膛取心、食肝；北京“红八月”，教师卞仲耘被女学生棍棒打死，烫伤后泼开水。残忍巅峰：例：湖南道县事件（1967）杀人手段残忍，包括枪杀、刀砍、活埋、沉水、火烧、勒死、摔死婴儿等，村民刘金定被剥皮抽筋，全家灭门。残忍在于“诉苦大会”：受害者被迫跪煤渣，子女目睹父母惨死。非正常死亡达9093人。所死的大人物和知名人物， 党内如刘少奇被批斗致死，林彪被称是用导弹击落坐机而死。党外如老舍的作家藝術家被批斗羞辱而投湖、上吊自杀。
六四事件（1989年）：坦克镇压学生运动，死亡数百至数千人。手法：机枪扫射+坦克碾压。例：王维林（坦克人）象征抵抗，但许多学生被军车碾死，幸存者遭劳改。残忍在于“现代机械化”。
当代法轮功迫害（1999年起至今）：估计数十万死亡。手法：上百种酷刑（电棍、火刑、活摘器官等）。例：江泽民下“打死算自杀”口頭命令，学员如刘凤钢被注射毒药致死；器官活摘案，数千法轮功学员在手术台上失踪。残忍在于“系统化屠杀”：医院、军队、司法系统等共同参与。這種被定性為“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邪惡”行為後來蔓延到中國社會的其他群體，如新疆維吾爾族，最普遍的是青少年兒童群體，全國各地無數的青少年兒童無故消失，有的找到屍體後發現器官被摘取。眾所周知的是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的胡鑫宇。從中國器官配型時間之短快，相關人士推測在中國有一個龐大的國家器官庫隨時供應國內外高管權貴之所需。
李克强之死 年仅68岁的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23年10月27日凌晨0时10分在中国上海市“突发心脏病”猝死。被疑是被投毒謀殺。類似案例還有前空軍司令劉振武、前總參謀部砲兵部部長溫建、火箭軍前司令李玉超等（8–12）人。彰顯中共的殺人貫穿於自始至終從未停止過。
小结 暴力屠杀的深刻遗产 中共利用运动杀人的手法总数达24种以上，残忍程度从井冈山的原始野蛮，到延安的精神凌迟，再到当代的科技隐杀，体现了“革命”逻辑的异化：暴力不仅是手段，更是意识形态的核心，旨在通过恐惧重塑社会。典型例证如广西食人或大饥荒的“人吃人”，深刻揭示人性在极权下的崩坏——受害者从“敌人”到“同志”皆难逃一劫。这段历史非遥远记忆，而是当代中国社会信任缺失、言论恐惧的根源。真相寻求要求我们反思：权力无监督时，“为民”如何沦为“屠民”？唯有公开档案、赔偿受害者，方能疗愈这道集体伤疤。
总論 中共这个被共产主义毒害的魔兽政党，彻底抛弃了传统文化的基本伦理，完全丧失了以“仁”为核心的“五常”道德规范。它自己已墮落成魔鬼而不再是人，也根本就不把人当人。物质财富上，它限制人致富掠夺人財產，叫人在贫穷困苦中煎熬度日；精神心灵上，它折磨人侮辱人，让人没有尊严生不如死；肉体上，它摧残人杀害人，剥夺人的生存权。江泽民将共党对付对手的这一套概括为“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中共简直就是野兽魔鬼。这样的政党，谁要是忠于它，为它效劳卖命就是愚迷而没有良知，九上将对中共的不忠是情理之中的事。本质上是他们从百年红祸中发现了“共产主义的不真”。1928年误以为“共产主义是真理”的夏明翰被枪毙前痴迷地写下了“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诗句。曾迷惑了无数的人。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共产主义的本质已被铁的事实戳穿，它到底是什么呢？美国总统川普在11月7日签署的<<反共产主义周公告>>里，对它的本质、虚伪性、危害性作了精辟的概括：“共产主义是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意识形态之一。仅在20世纪，它就通过大规模处决、强迫劳动、蓄意制造饥荒以及压制个人自由，夺走了超过1亿人的生命。从苏联的古拉格劳改营到柬埔寨的杀戮场，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当代的再教育营，共产主义暴政的残酷之手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疤。” “共产主义的核心谎言——国家最清楚、集体控制胜过个人良知、通过强制可以实现平等——已被每一个拥抱它的政权彻底证伪。它承诺乌托邦，却带来苦难；它宣誓进步，却酿成停滞（倒退）；它宣讲兄弟情谊，却播下分裂与死亡的种子。”
认清了中共流氓土匪特征和邪教魔鬼本质，看到壞事做絕的它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精神上生不如死的处境，所有的亲共者们，应该知觉亲共是不明智的、愚蠢的，与中共合作是可耻的、危险的。
看清被共产主义思潮控制的政党统治的人民物质匮乏、没有人权生不如死、生命权没有保障、随时都有被谋杀的悲惨命运，曼达尼及其追随者们完全应该赶快从共产主义的梦魇中走出来与之彻底决裂而不应该再抱有任何幻想而飲鴆止渴。唯有由制度保障自由民主、靠自己的勤勞智慧獲得財富和幸福的民主宪政体制才是人间正道。
注释：
1、“仙人弹琴”：是中共独创的一种酷刑，用细铁丝一头穿受害者耳朵一头穿生殖器拉紧弹拨，进行羞辱性极端疼痛折磨。
2、“點天燈”：當時北方極其殘忍的一種死刑。身上潑油點著火後用繩索拉到很高的空中，遠看像天上的燈火一樣。
姚囯付
2025.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