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公开划分势力范围，台湾问题反而更危险(下)
陀先润
很多人看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后，第一反应是“世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了”，接着得出一个看似理性的结论：既然各管一摊、彼此默认，那么台海反而会更稳定。美国忙着南美，中国自然会专注亚洲，红线清晰、边界明确，冲突概率下降。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也极其天真的判断。
势力范围一旦被公开承认，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边界是否清晰，而是使用武力的心理门槛被整体拉低。当大国不再需要用“普世价值”“国际规则”来掩饰自身行动，而是直接诉诸“这是我的地盘”，那么冲突的约束机制就不再来自规则，而只剩下力量对比与时机判断。
而台海，恰恰是一个最容易被误判的地方。
在规则仍然被尊重的时代，台海问题的危险性主要来自“擦枪走火”；而在势力范围被默认的时代，危险性反而来自“战略计算”。当世界接受这样一种逻辑——美国可以在其势力范围内用执法、接管、重建的方式处理不服从者——那么中国必然会认真评估另一件事：在自己的势力想象中，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被默许的，什么是可以一次性解决的。
问题就在这里：势力范围不是条约，它没有清晰条款；它更像一种心理共识。而心理共识最不稳定的地方，正是边缘地带。
台湾问题正是这种边缘问题。它既不是典型的主权国家，也不是单纯的内部事务；它长期依赖一种“模糊均衡”存在：不独立、不统一、不触发战争。这个均衡之所以能维持，并不是因为哪一方仁慈，而是因为各方都被规则约束着，不敢轻易突破。
一旦规则被削弱，模糊反而会变成诱惑。
当美国公开用行动展示“势力范围可以用行动兑现”，当国际社会对此反应有限甚至开始适应，中国内部的判断机制就必然会发生变化。不是立刻发动战争，而是开始重新评估风险结构：如果世界已经接受“强国在势力范围内处理问题”，那么台湾究竟被视为不可触碰的禁区，还是一个尚未被清算的历史遗留？
这正是危险所在。势力范围的逻辑并不会自动带来克制，它更容易带来一种错觉：对方已经默认你的核心关切。而战争史反复证明，几乎所有重大冲突，都不是在规则最严密的时候爆发的，而是在规则被认为已经失效、但后果尚未被完全理解的时候发生的。
更糟糕的是，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同样面临误判。美国可能认为，通过公开划分势力范围，可以减少全球负担、集中资源、避免到处救火。但这种退缩式的确定性，反而可能被解读为一种交换：你动你的，我动我的，只要不直接冲突。
问题在于，台湾恰恰是一个双方都无法轻易“不直接冲突”的地方。
如果南美的行动被视为“默认模板”，那么台海的任何升级，都将不再是规则破裂，而是“势力范围摩擦”。这将极大降低动用强制手段的心理阻力，也会让所有参与方更倾向于相信：对方会退让，因为对方也不想全面战争。
这正是误判的经典前夜。
因此，真正的危险不是美国是否还会明确支持台湾，也不是中国是否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双方都开始在一个规则被掏空的世界里进行理性计算。而理性计算，在缺乏共同约束的情况下，往往通向最不理性的结果。
马杜罗事件的真正影响，并不在南美，而在于它向世界示范了一种新常态：不必再为越界感到不安。只要你足够强，只要你能控制后果，你就可以先做，再解释。
当这种常态被内化，台海问题不会变得更安全，只会变得更像一场等待条件成熟的算术题。
而历史告诉我们，把战争变成算术题的时代，从来都不是和平的时代。
从委内瑞拉到台海：强权政治回潮的技术路径
陀先润
很多人仍然习惯把当下的国际变化理解为“立场对抗”“意识形态回潮”或“价值观之争”，但委内瑞拉事件真正暴露的，并不是立场，而是一整套已经成熟、并正在被复制的技术路径。强权政治并不是突然回归的，它是被一步步“技术化”的。
第一步，是把战争降级为行动。
过去，战争必须被命名为战争。它需要宣战、需要动员、需要承担长期政治责任。而现在，战争被切割成一系列“有限行动”：抓捕、清除、打击、接管、协助过渡。这些词汇本身并不新，但当它们被系统性地用来替代“战争”时，战争就不再是一个整体事件，而是一组可以被单独执行、单独解释、单独宣传的模块。
在这种语境下，问题不再是“你是否发动战争”，而是“你是否执行了一次必要行动”。行动被默认是中性的，只有目标才需要被道德化。这是强权政治技术化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把国家拆解为个人与集团。
当一个国家被整体视为对手时，规则仍然有意义；但当国家被拆解成“领导人”“核心集团”“犯罪网络”时，主权就被迅速空心化。抓的不是国家，而是“某几个人”；控制的不是政权，而是“过渡秩序”；干预的不是内政，而是“清理风险”。
这种拆解方式极具效率，因为它绕开了最难回答的问题：谁赋予你干预一个国家整体命运的权力？只要叙事成功，这个问题就会被替换为另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保护这些人？
第三步，是把合法性转移到结果上。
在传统国际秩序中，合法性来自程序、授权与共识；而在强权政治回潮的技术路径中，合法性来自结果本身。只要行动“成功”，只要局势“暂时稳定”，只要没有立即失控，合法性就会被事后补写。
这种逻辑对技术官僚和安全部门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把复杂的政治责任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是否完成目标、是否控制局势、是否避免外溢风险。一旦指标达成，关于规则的争论就会被视为“事后道德化”。
第四步，是降低模仿门槛。
当强权行动被模块化、个人化、结果化之后，它就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专利，而是一种“可学习方案”。不需要全面战争能力，不需要全球同盟体系，只需要在局部具备足够优势，就可以启动同样的逻辑。
这正是强权政治真正危险的地方：它不再依赖超级霸权的绝对实力，而是依赖一种被验证过的操作模式。一旦模式被证明“可用”，它就会在不同地区、不同冲突中被反复调用。
第五步，是把模糊地带变成实验场。
委内瑞拉、加沙、红海、乌克兰边缘地区、台海周边，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点：主权、控制权与国际共识本身就处于灰色状态。它们不是秩序最稳定的核心区，而是规则最容易被试探的边缘地带。
强权政治从来不是从最坚固的地方突破，而是从最模糊的地方推进。一旦在这些区域建立先例，规则就会被重新理解为“可被阶段性暂停的东西”。
台海之所以危险，并不在于它即将爆发战争，而在于它正逐步被纳入这种“技术化强权”的适用范围之中。一旦各方开始用行动模板而非规则文本来思考问题，冲突就不再需要明确决策，只需要“时机成熟”。
第六步，是让世界习惯。
最关键的一步，永远发生在行动之后。没有全面制裁，没有一致谴责，没有制度性追责。世界会表达担忧、呼吁克制、要求调查，然后继续运转。市场会适应，外交会调整，舆论会疲劳。
当这种过程重复几次之后，强权政治就不再需要被辩护，它会被默认。
这正是我们正在目睹的现实。不是因为世界突然变坏，而是因为一套新的操作逻辑正在取代旧秩序，而大多数国家发现自己既无法阻止，也不愿为阻止它付出代价。
从委内瑞拉到台海，并不存在一条直线的因果链条，但存在一条清晰的技术路径。它不以战争为名，却不断逼近战争；它不否认规则，却让规则失去约束力；它不追求全面控制，却在关键节点上不断前推边界。
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哪一次行动是否越界，而是当越界变成一种可复制的技术时，世界是否已经失去了回到规则的能力。
而历史反复证明，一旦政治完全被技术接管，战争往往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