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连神都必须服从权利：中国宗教打压为何无法消失
程筱筱
现在的中国人不是“无信仰”，而是被训练成：连神也必须听话！
在英文世界里，有一个问题长期被反复提出：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看起来是无神论者？
许多西方人的答案简单而直接——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教育。
仿佛只要按下“意识形态”这个按钮，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就自动获得了解释。
但这个解释，太省事了，也把因果顺序讲反了。
如果把中国社会的信仰经验向历史深处回溯，就会发现一个更不舒服、却更关键的事实：
现代政治让中国人变得“不信神”、“不敢信神”。中国文明很早就形成了一种结构——神必须服从人间秩序，任何超越性的权威，都不能高于世俗权力。
一、同一场洪水，不同的“最终裁决权”
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时，“洪水叙事”常被提及，这个对比并不肤浅，反而极其精准。
在《圣经》中，大洪水的起点是上帝的审判。人类因堕落而被惩罚，诺亚因顺服而被拯救。洪水何时降临、何时退去，完全取决于上帝的决定。人类能做的，是忏悔、服从、等待赦免。神在掌权一切！
而中国人更熟悉的版本，是“大禹治水”。洪水同样是灾难，但解决方案不在天上，而在人间。
禹不是通过祈祷换取宽恕，而是通过疏通河道、日夜劳作，把问题“解决掉”。
这不是文学偏好，而是信仰结构的根本差异：
• 一个体系中，终极裁决权属于上帝；
• 另一个体系中，人被默认必须、也应该，自己承担最终责任。
这也解释了一个常被误读的现象：
西方人看到中国社会“拜很多神”，却很少看到那种“唯一、绝对、不可动摇”的信仰忠诚，于是得出结论——中国人没有信仰。
但更准确的说法是：
中国社会不习惯向任何超越权威无限下跪，哪怕对象是神。
二、拜神，更像一种“办事逻辑”
如果真正观察中国社会的宗教实践，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现实的细节：
在很多情况下，拜神更像是在“办事”。在西方宗教传统中，祷告是一种关系行为。成功了，人感谢神；失败了，人反省自己是否偏离了信仰。这是一种“人格神—信徒”的关系结构，信徒不仅向神求结果，也是全然交托到神的手中。
而在中国社会，信仰更常呈现为一种交易结构：愿望实现了，就去还愿；没实现？很少有人觉得是“我得罪了神”，更常见的反应是——这家不灵，换一家。
甚至有一些今天看起来近乎荒诞、但逻辑高度一致的做法：
久旱不雨，就把龙王像抬出来晒太阳，让它“看看人间疾苦”；
你灵，就继续供；你不灵，就让你难堪。
这不是对神的亵渎，而是一种深层心理共识：
神可以被尊敬，但必须“有用”；信仰可以存在，但不能凌驾于现实制度秩序之上。
当信仰长期被塑造成“功能型工具”，它就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稳定、能够对世俗权力产生约束的宗教共同体。
三、当国家决定“接管信仰”
理解了这一点，再回头看当代中国对宗教的系统性打压，就不再是“突发事件”，而是一条清晰的连续逻辑。
现代政权并非只是“消灭信仰”，
而是接管信仰：
• 你可以信，但你信什么、怎么信、信到哪一步，必须由世俗权力批准；
• 你可以敬神，但神不能拥有高于国家的权威；
• 你可以祷告，但你的忠诚对象必须是政权。
于是，宗教信仰被要求“爱国化”、“中国化”、“跟党走”、听党指挥”；
讲道要备案；聚会要审批；信仰内容要“符合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被真正视为威胁的，并不是某一条具体教义，而是任何不受完全控制的“终极忠诚”。
家庭教会之所以始终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并不是因为人数多少，也不是因为是否占据主流位置，真正的原因在于，它所承认的，是一个高于国家权力、不可由任何政权裁决的终极判断与良知标准的真理。而正是这种不受政治控制的信仰与良知，在极权体制中，被视为不可容忍的存在。
四、为什么家庭教会的冲突注定不会消失
真正的宗教信仰，一旦存在，就不可能永远沦为工具。当它触及良知、审判与永恒真理之时，
便必然在某个时刻，与世俗权力发生张力与冲突。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所有试图把信仰完全收编为政治附属品的政权，最终面对的都不是“信仰消失”，而是两种结果之一：
• 要么信仰被掏空，只剩形式；
• 要么信仰转入地下，以更顽强、更坚决的方式保存其独立性。
中国宗教问题的核心，不是信什么，而是谁，有权作出最后的判断。
结语
中国现代社会的困境，并不在于有没有信仰，而在于是否允许一个不受权力裁决的信仰存在。
当连神都必须服从权力，权力一旦受到威胁失控，剩下的就只有强制。
这也是家庭教会长期遭受系统性打压、宗教领域紧张局势反复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环境中，国家权力对社会各领域实施持续而全面的控制，问题不在于宗教是否激进，而在于它是否承认官方体系拥有最终裁决权。一旦信仰坚持“神在掌权”，而非“权力在掌权”，它便会被纳入风险管控的对象之中。
信仰承认神的主权，而现实要求一切主权被收回；在中国，连神也被要求“听话”。连神的权威也必须被制度性地驯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