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暴政披上主权外衣：从“神法高于人法”看美国抓捕委内瑞拉总统的正当性/艾地生

当暴政披上主权外衣：从“神法高于人法”看美国抓捕委内瑞拉总统的正当性

艾地生

当“美国抓捕委内瑞拉总统”的消息进入公共视野，几乎可以预见舆论场会迅速分裂。一边高喊“严重侵犯国家主权”“国际秩序将被破坏”，另一边则质疑：一个长期制造人道灾难、镇压人民的统治者，是否真的还配得上“主权保护”这四个字？

这场争论之所以反复陷入情绪对立，原因并不复杂——我们太习惯于只在“人法”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却刻意回避一个更根本的尺度：正义本身。

如果我们承认法律的终极目的不是维持秩序，而是维护正义，那么就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当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系统性践踏生命、自由与尊严时，他是否仍然享有不可侵犯的法律豁免？

一、“合法”并不自动等于“正当”

在现代国际政治话语中，“合法性”往往被简化为一个技术问题：是否符合国际法程序，是否得到联合国授权，是否尊重主权边界。但这种理解，本身就隐藏着一个危险前提——只要符合既有规则，无论结果多么邪恶，都应被接受。

自然法传统从根本上否定这一逻辑。

从古希腊哲学到基督教神学，再到启蒙时代，自然法始终强调：存在高于一切成文法的正义原则。如果法律本身成为作恶的工具，那么对法律的服从就不再是美德，而可能是共犯。

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不正义的法律不是法律，而是暴力。”
这句话放到今天，依然刺耳却清醒。

因此，问题从一开始就不应是：

美国有没有“资格”抓人？

而应是：

被抓捕的这个人，是否仍然具备被法律保护的道德前提？

一个在公共讨论中经常被有意模糊的事实是：总统、元首、国家领导人，并不是天然的正义化身。

在自然法看来，政治权力是一种被授予的责任，而不是一张免罪证书。洛克早就指出，政府存在的唯一正当理由，是保护人民的生命与自由。当政府反过来成为压迫工具，它就已经进入了“对人民的战争状态”。

换句话说，当一个统治者：

那么，他所代表的已经不是国家，而是对国家的劫持。

在这种情况下，还反复强调“国家主权不可侵犯”，本身就是一种道德错位。正如奥古斯丁尖锐指出的：如果没有正义，国家与强盗集团之间，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

许多人担心，如果承认对他国领导人抓捕的正当性，就等于为强权政治打开潘多拉魔盒。这种担忧并非毫无理由，但它忽略了一个关键前提：自然法并不承认无条件的干预权，它承认的是无条件的正义。

自然法对干预设置了极高门槛：

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二战后国际社会才逐渐形成“反人类罪不可豁免”“纽伦堡原则”“普遍管辖权”等共识。这些原则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主权至上论”的否定。

纽伦堡审判最重要的一点，不在于它审判了谁，而在于它明确告诉世界：
“国家命令”“合法身份”“主权保护”，都不能成为对抗正义的盾牌。

从自然法视角看，美国抓捕委内瑞拉总统是否正当，关键不在于美国是否“道德完美”，而在于几个更冷酷的问题：

第一，被抓捕者是否实施了严重的自然法罪行？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讨论就已经不再是“是否尊重主权”，而是“是否追究罪责”。

第二，委内瑞拉是否仍然存在能够制衡统治者的司法机制？
如果司法早已沦为权力附庸，那么要求正义在国内实现，本身就是空谈。

第三，这一行动是否客观上指向制止不义？
即便美国的动机并不纯粹，也不能因此倒置因果，把矛头从施暴者身上移开。

必须承认，美国并不是自然法的化身，它自身也曾、也正在制造不义。但执行者的道德缺陷，并不能自动为暴君洗白。

五、真正危险的不是“抓捕”，而是道德麻木

在现实世界中，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某个强国是否越界，而是整个国际社会是否已经习惯于用“秩序”“稳定”“程序”来为长期的不义辩护。

当我们对暴政说“至少它是合法政府”，
当我们对受害者说“这是内政问题”，
当我们把主权当作一切罪恶的防火墙，

那么，法律就不再是正义的工具，而成了冷漠的借口。

“神法高于人法”并不是一句宗教口号，而是一种古老而严苛的提醒：没有任何制度、身份或边界，可以凌驾于生命与尊严之上。

如果一位总统的统治已经构成对人类基本正义的持续性践踏，那么他在道德上早已失去一切豁免。对他的追责，无论来自国内还是国际，在自然法意义上都并非僭越，而是迟来的清算。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谁有资格审判暴政”，
而是——如果连暴政都不再被审判，这个世界还剩下什么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