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清零的一生，被驱逐的良心
李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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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的冬天不算冷。对好莱坞山庄和西木区的房主来说，这个季节的烦恼，也许只是修剪树篱、打理草坪。对 73 岁的园丁阿尔贝托·卡布拉尔（Alberto Cabral）来说，冬天和夏天并没有太大区别——只要还能动，就要去干活。这个在 15 岁时从墨西哥来到美国、在洛杉矶生活了近 60 年的老人，一直在这些社区做园艺工作。他照看一栋栋房子前的草地，修剪花树，跟房主打招呼，渐渐成了街坊眼中“永远在那儿”的熟面孔。现在，他要“回家”了。不是退休，而是“自行遣返”。理由只有一个：他是无证移民。
被“清理掉”的，是一个人的一生
今年 1 月 7 日，卡布拉尔在老客户鲁比·利马斯（Ruby Llamas）的家门前像往常一样干活时，突然被联邦移民局（ICE）的特工包围。利马斯回忆，那些特工动作很硬，他不断说：“请不要碰我，我受伤了，我不会反抗，但请不要伤害我。”特工后来稍微放缓了一点，但还是利索地把他带走。
报道里有一个细节：卡布拉尔已经 73 岁，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前不久刚摔伤下肢和尾椎，还有开放性伤口，却“从未停止任何工作”。一个这样的老人，被一群装备齐全的特工在院子里团团围住。这一幕，很难用“维护法治”来解释，只能说明在某种行政逻辑里，他不是一个年迈的工人，只是“要处理的目标”。
卡布拉尔随后被关进洛杉矶市中心的拘留中心。当局给了他一个“选择”：可以自行遣返。所谓“选择”，放在这套制度里，其实只有一个方向——回到墨西哥。于是，他答应了，准备去蒂华纳，以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为理由，离开他呆了将近 60 年的城市。留在洛杉矶的，是 他97 岁的老母亲，和 70 多岁的女友格洛丽娅·布兰科（Gloria Blanco）。卡布拉尔是她们的主要照顾者，也是一家的经济支柱。现在，这个家庭突然被掏空了。
对移民局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案件号的结案。对他所在的社区来说，却像是有人被硬生生抹去了。利马斯说，她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掏空了”；这个为他们家干了十年的园丁，已经成了朋友的一部分。法律可以在几天之内“清理掉”一个人，但无法清理掉他几十年的劳动和关系。这就是这个故事最刺痛人的地方：制度对底层人的处理方式，往往只认“身份”，不认“人生”。
在很多人的日常语言里，“无证移民”常常和“违法”“负担”“占便宜”这些词挂钩。一个没有身份、没有高文凭、不会跟政府打交道的老人，很容易被想象成“怎么也不肯走的人”。但具体看，卡布拉尔的形象恰恰相反。他一辈子在别人家门口修草、剪树，七十多岁还在坚持干活；即便身体多病、伤口未愈，也“不缺席任何工作”。他既没有占用福利，也没有惹出治安问题。这个人的“价值”，很难用今天流行的经济指标来衡量，却实实在在支撑着附近几条街的生活秩序。
问题在于，当一个社会习惯用财富、收入、购买力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时，这种劳动就变得“看不见”。高收入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证明自己“对社会有贡献”，而那些在炎热午后推着割草机跑一整天的人，反而被塑造成“拖累”。移民制度在这里起到的，往往不是修正这种偏差的作用，而是进一步放大。办身份，意味着要会填表、会找律师、懂程序，还要有足够的钱、足够的运气。利马斯的那句“他文化程度较低，对这类人来说要处理这些文件程序是一大挑战”，其实点出了一个残酷事实：对很多底层移民来说，移民法就是一座看不懂的迷宫。
于是，社会形成一个奇怪的层级：谁有更多时间和资源去打官司、翻文书，谁就更有机会被承认为“合法”；而那些真正支撑城市运转的人，反而被挤在最不稳定的位置上，随时可能被“清理”。这种用财富、学历、文件能力来衡量“谁值得留下”的逻辑，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歧视。它把社会最需要的人，放在最容易被牺牲的位置上。
底层当成攻击对象，是走向衰败的开始
从洛杉矶的这一条新闻往外看，很容易看到另一个更大的图景。任何社会都有底层的人民。有人扫街，有人收垃圾，有人做园艺，有人做护理。在美国的大城市里，很多人可能只注意到高楼里的程序员和投资经理，但真正让城市运转的，是一整支隐形的队伍：清晨五点清理街道的人，白天在工地上搬砖的人，夜里给写字楼擦玻璃的人。很多人都是移民，也有不少是像卡布拉尔这样没有身份的人。
经济学如果只盯着 GDP，很容易忽略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些人的劳动，是所有“高附加值”行业得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人修剪院子，餐馆老板不可能每天从早忙到晚；没有人帮忙照顾老人，医生和工程师也不可能心安理得地去上班。
弱势群体并不是社会的“附属品”，而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只是这股动力藏得很深，不在统计表的“高科技”那一栏，而是在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里。一个健康的社会，至少会在道德想象上承认这一点。会承认：即便一个人没有身份、没有存款，只要他在付出劳动，照顾老人、养家糊口，他就有尊严，值得被体面地对待。当这条底线被悄悄撤掉，当底层人被当成可以随时清除的“风险”，那么这个社会的衰落就已经在路上了。
历史一次次提醒，人类社会最危险的时刻，不是贫穷，而是把焦虑和愤怒集中投向最弱的人。在经济失衡、贫富差距扩大的时候，统治者有两条路。一条是承认结构问题，去调整税制、福利、教育、劳动保护，慢慢修补撕裂的社会结构。另一条则是把矛头指向一些“看起来好欺负”的人：移民、少数族裔、穷人，把他们描绘成“秩序的威胁”“福利的窃取者”。后一种做法有一个很大的诱惑：简单、快捷、情绪上很“解气”。但这种“解气”往往是用最脆弱的人来买单。
在卡布拉尔的故事里，可以看到这种逻辑的缩影。移民局选择在一个普通工作日，把一个伤病缠身的老人围住并带走，法律程序也许完全合规，但表达出的信息很清楚：这类人是可以被随时清除的“问题”。至于他照顾的 97 岁母亲和 70 多岁的伴侣怎么办，至于他几十年为社区所做的劳动算不算数，几乎没有出现在任何官方口径里。
当底层人被当成攻击对象，这个社会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弱者越不安全，就越不敢发声，越不敢组织，越不敢要求体面的工资和保障；资本和权力就越容易压低成本，榨取更多剩余。结果，整体劳动阶层的处境不断下滑，中产阶级也慢慢感到不安，整个社会陷入一种长期的焦虑。这种焦虑不会让经济变好，只会让更多人去寻找新的“替罪羊”。今天是无证移民，明天可能是已经拿到身份的移民，后天可能是某种“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群体。历史上的很多帝国，在衰落前都有类似的轨迹：对内用尽强力，对外寻找敌人，却始终不愿面对自身结构性的失衡。
“慈善”填补不了制度暴力的空缺
表面看，卡布拉尔是“自愿”回墨西哥的。当局给了他一个选项：可以自己选择离开。但在拘留中心的墙内，一个 73 岁、身有疾病和伤口的老人，面对的是怎样的现实？他要在复杂的法律系统里为自己申辩，要找到律师，要证明自己有资格留下，要经历漫长的等待和不确定。
和这些相比，“回去”似乎成了压力最小的那个选项。所谓“自愿”，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强力执法和不公制度共同造成的结果。
美国移民体系的复杂与混乱，已是共识。程序冗长，排期漫长，费用高昂，规则不断变化。对高学历、高收入、英语流利的一部分人来说，这是一套可以被勉强掌握的技术性挑战；对一个文化程度不高、长期做体力劳动的老人来说，这几乎是另一种语言的世界。当制度把大部分机会留给口才好、资源多的人，留给懂得在系统中“找路”的人，底层人的“自愿”，往往只是没有别的路可走。
在这起事件中，社区也有温暖的一面。邻居们震惊、难过，利马斯觉得像失去了家人，于是发起 GoFundMe 募款，希望帮他的家人支付医疗和生活支出，让这位老人离开后还能维持一点基本体面。
这是当下美国社会一个很常见的场景。重病患者支付不起医药费，于是网上筹款；家庭遭遇突发事故，没有保险，于是网上筹款；现在，一个被遣返的园丁也需要靠网上筹款，才能保证家中老人不至于马上陷入绝境。
这种民间互助，很值得珍惜。但也应该看到，当慈善被用来填补制度暴力留下的空缺时，它也在默默承担本不该由普通人承担的责任。一个社会如果越来越依赖临时性的募款来解决本可以通过制度预防和修正的问题，说明制度本身已经在多个层面失灵。
每个社会都要回答的同一道题
卡布拉尔的命运不会决定美国的走向，却像一面镜子，照出美国社会此刻的一些深层问题。首先，这是一个如何对待“老移民”的问题。很多美国人更习惯在移民争论中谈“边境危机”，谈最近几年涌入的人，却很少讨论那些已经在这里生活几十年、与社区深度缠在一起的人。对这些人，只用一句“你是无证的”来处理，是一种道德上的偷懒。
其次，这是一个如何理解“贡献”的问题。几十年的园艺劳动、照顾老人和伴侣、成为社区的一部分，这些都被日常话语排除在“对社会有贡献”的范畴之外。相反，一个凭借金融操作赚到百万美元的人，却被默认为“成功”的象征。这样的价值排序，本身就是一种对劳动的轻视。
再次，这是一个如何理解“衰落”的问题。衰落并不总是经济意义上的崩盘，不一定表现为立刻的金融危机或战争失败。很多时候，衰落是从对弱者的冷漠开始的。一个社会越来越习惯于从结构中“剔除”那些最脆弱的人，而不是想办法托住他们，这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就会慢慢松动。当某一天，更多人发现自己也被归入“可以牺牲的一群”时，也许已经来不及了。
卡布拉尔的故事发生在洛杉矶，与美国当前的移民政策、执法风格、政治氛围紧密相关。但它提出的问题，其实是任何社会都绕不开的：当底层弱势群体被视为攻击的对象，当一个人的价值主要用财富来衡量时，这个社会到底在朝哪里走？
弱势群体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他们清洁街道、维护建筑、照顾老人、抚养孩子，让一切常态化的生活成为可能。他们的辛勤劳动，是所有“创新”“创业”“高科技”这些漂亮词汇的基础。如果社会只在需要他们劳动时记得他们，而在算账时只记得他们“没有身份”“没有收入”，这不仅是不公，也是愚蠢。因为一旦这批人被消耗殆尽，或被长期压在恐惧之中，整个社会的活力都会一点点被抽空。真正强大的社会，不是没有底层，而是承认底层的价值，愿意用制度去保护他们的基本尊严，让他们不至于动辄被当成“问题”清理掉。
洛杉矶这位老园丁被遣返的新闻，也许很快就会被下一波新闻淹没。但对关心美国走向的人来说，这类故事应该被记住。因为它们在提醒我们：一个国家怎样对待那些最弱、最不起眼的劳动者，往往决定了它在历史长河里，是在上坡，还是已经在下坡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