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总是好事吗？孙中山观点的引言与问题意识
王苡儒
这是「三民主义系列」的第八集，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自由是不是总是件好事呢？会不会有『过度的自由』反而带来问题？」这听起来也许很奇怪，因为在现代，多数人都把自由视为普世价值，认为越自由越好。然而，当我们看看一些当代的威权国家，他们的领导人却常常强调所谓的「国家自由」，或是宣称「人民是有自由的」，但同时又对个人自由加以诸多限制。
例如有些政权口口声声说，自己实现了「人民的自由」，却严格箝制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现在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不禁让人产生疑惑：这些政权所说的「自由」跟我们在现代民主意义下，所理解的自由是否一样呢？或者，这些政权的统治者是在偷换概念，用集体的自由来掩盖个人的不自由？
二十世纪英国著名的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就曾区分过两种自由的概念：一种是「消极自由」，也就是个人不受他人或政府干涉的自由（freedom from interference），另一种是「积极自由」，强调的是实现某种集体目标或自我主宰的自由（freedom to do something）。简单来说，消极自由讲的是「我不被干涉地做我想做的事」，积极自由讲的是「由我们自己来掌控我们的命运」。有趣的是，许多极权国家所宣称的「自由」，往往更接近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例如以「人民当家作主」之名，行高度极权统治之实，所强调的是国家集体的解放，或是民族的独立自主，而不是每个公民可以免于压迫、自由选择生活的那种自由。这样的「自由」真的算是自由吗？在这种状况下，自由会不会变成一种统治者的话术，用来限制而不是增进人民的权利呢？
其实关于「自由是不是可能有过头的一面」这个问题，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有中国的革命先行者，也就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深入探讨过了。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讲演中，在「民权主义」的第二讲里头，就专门谈了「自由」这个概念，讨论自由与民权（民主）之间的关系。孙中山不只是提出「国家要得自由，个人不可太过自由」这样发人深省的见解，甚至直言中国人其实从未真正失去过自由，甚至可以说自由多到变成一盘散沙。
哇！听到这里，也许很多观众朋友，跟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话时一样惊讶：国父竟然说中国人自由太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难道不支持自由吗？还是说他对自由有不同于我们现代一般人的理解？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走进国父所处的时代背景，介绍他演讲中的关键论点，并结合中国和西方思想史，以及政治学的观点来解析国父的自由观。我们也会看看他的观点是如何受到几位西方重要思想家，例如：弥尔、鲁索、托克维尔等人的观点的影响，国父的自由思想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同时，我们会把国父的观点放在当时中国军阀混战、社会失序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看看是什么样的乱世，会让国父觉得中国人「自由太多」反而成了问题。
二、时代脉络：军阀割据下的「过度自由」与五四思潮的冲击
首先，我们来看看国父发表《民权主义》，自由观时期的历史背景。1924年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如同我们在先前介绍的就是军阀混战、中央失序的局面。辛亥革命虽然在1912年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理想中的民主共和并没有真正扎根。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政府四分五裂，各地军阀各据一方，中央政府形同虚设，整个国家就像被分裂成了好几块。
国父当时就处在这样的乱世中，他返回广州重组国民党，试图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不得不寻求苏联的援助来壮大力量。在这种局势下，他发起了《三民主义》系列演讲，向国民党党员和社会大众阐述他的主张。可以说，国父的这些演讲不只是学术理论，更是为了整顿政局、激励民心的一场宣传战。因为孙中山非常清楚：如果没有一套新的理念，来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就无法凝聚力量对抗军阀，无法推动中国的统一。
在同一时间里，我们也要注意到当时盛行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还有五四运动所带来思想风潮对国父的影响。1919年，因为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中，把山东权益转给日本，而爆发了五四运动，全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浪潮，高喊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民主自由。这场运动对当时中国的文化菁英，以及青年学子的政治观点带来很大的冲击：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迅速传播到中国，成为进步青年的时髦口号。孙中山本人也受到启发，体认到如果要团结中国、抵抗列强，必须同时激发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并吸收西方民主政治的经验。他甚至提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而中国革命是第二步」的看法，认为中国要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经验，但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路。
然而，这股民主自由思潮虽然在知识界高涨，对广大普通民众的影响却相对有限。对绝大多数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自由」这个词仍然是很陌生的舶来品。国父在演讲一开头就提到：「中国人对于自由两个字，实在是完全没有心得，因为这个名词传到中国不久。」知识分子或许从书本里、从留学生那儿听过自由，但对乡村里的老百姓来说，你跟他谈什么是自由，他可能一头雾水，完全摸不着头绪。这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一般人根本没有「被奴役」或「争自由」的切身经验，因为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主要痛苦，不是来自传统皇权的高压统治，而是军阀混战和贫穷动乱。用国父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民对于皇帝袛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受间接的痛苦。」这段话很关键，它道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色－「皇权不下乡」，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挺「自主」的，只要按时缴税，朝廷平时其实不太管你。
在清朝时代，大多数平民百姓和皇帝或朝廷并没有直接冲突，甚至对皇帝没什么怨恨。这跟欧洲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国父指出，欧洲在罗马帝国瓦解后漫长的封建时代，君主专制一路演进得越来越厉害，统治者无孔不入地管制人民，导致人民在思想、言论、行动各方面都受压迫，痛苦万分。他举了个华侨在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爪哇）的例子：中国人到荷兰殖民地，一上岸就被关小黑屋检查、限制行动，晚上出门还要持特别通行证。这种对个人自由的种种箝制，大概就是当年欧洲专制统治下老百姓的缩影。于是，欧洲人民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痛苦」，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为自由而战的革命。
反观中国，在秦朝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除了短暂残暴的秦始皇）大多采取一种「不干涉」的统治哲学：不搞连坐株连，只要不直接威胁皇权，平民百姓做什么皇帝通常「不理会」。在皇帝的眼中，最重要的是江山稳固、皇位千秋万世，至于人民的福祉，他们根本懒得管。这所导致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其实过着自给自足、不受政府过多干预的生活。中国传统社会甚至流传着一首先民的「自由歌」来形容这种状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意思是太阳出来我就干活，太阳下山我就休息，打口井自己喝水，种自己的田自己吃饭，皇帝的权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孙中山特别引用了这句古话，强调中国自古以来虽然没有「自由」这个词，却早已有了十分充足的自由的实质。
因为自由多到像空气一样普遍，人们反而不觉得它珍贵，就像我们平常不会留意自己呼吸的空气一样。只有当空气突然被抽走时，人才会意识到空气的重要。国父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在中国，普通人平日享有的自由（不受政府管束的自主）实在太寻常了，以至于大家不觉得「自由」有什么了不起。反倒是贫穷和战乱带来的痛苦，对民众来说更为真实。所以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发财」这两字远比「自由」更有号召力，因为救得了穷苦才能解决眼前的切身痛苦。
总而言之，1920年代初的中国处在一种很特殊的状态：一方面社会极度混乱、军阀林立，可以说无政府、无秩序，某种程度上每个军阀都各行其是。但是另一方面，知识界又在高谈阔论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希望中国人争取自由、争取权利。孙中山敏锐地意识到这群知识菁英不够务实、可能带有空谈的色彩，他认为，西方那一套直接「争自由」的革命模式，不见得适合当时中国的土壤。因为中国的问题根本，不在于缺少个人自由，而是在于：国家积弱、四分五裂。如果一味鼓吹个人自由，大家各顾各的、继续维持过去的一盘散沙，中国就永远无法形成合力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富强。可以这么说，国父看出了「过度自由」可能带来的流弊：在军阀割据的乱世，如果还是强调人人各自去追求自由，反而会陷入更大的无秩序，阻碍建立统一稳定的国家。这就是他对「自由」持保留态度的历史原因。我们接着可以带着这个背景，再来看看他在《民权主义》第二讲中是如何论述自由概念。
三、自由的意义：孙中山如何转化西方的自由理念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国父是如何定义和阐述「自由」，以及他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中借用了哪些观点。他在演讲中一开始就指出：在欧美近代历史上，人民奋斗争取的核心就是「自由」。他举例说法国大革命高喊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而中国革命的口号是「民族、民权、民生」，两者其实颇有对应关系。例如，孙中山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就相当于法国大革命喊的「自由」，只是中国人争的不是个人自由，而是整个国家的自由（也就是民族独立自主）。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用意，他试图将西方人熟悉的「自由」观念转换成中国革命关心的「民族独立」议题，以贴近中国实情。
不过在进一步讨论「国家的自由」之前，国父先花了不少篇幅来谈「个人自由的界限」。他特别引用了英国思想家约翰・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经典论述：「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才是真自由。」意思就是：每个人行使自由时，都不能妨碍他人也享有同样的自由，否则那就不算是真正的自由了。弥尔的观点，其实就体现了典型的自由主义精神：个人自由并非绝对无限，而是要以不伤害他人为界。他告诉人们，在19世纪的欧洲，自由主义者一开始极力鼓吹自由的神圣，把「不自由毋宁死」当成革命口号，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也渐渐发现自由必须有所节制。弥尔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英国人在他那个时代给自由确立了一个范围，限制了过度的自由，承认自由并不是不可触碰的绝对圣域。透过这样的引述，国父其实在强调两点：第一，西方人也意识到无限制的个人自由会带来问题，需要立法或道德来加以约束。第二，中国人并非不懂自由的价值，而是中国早就有很多自由了，只是没有用「自由」这个名词来表达而已。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提到一个人－严复。他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刚刚国父引用的弥尔名言，就是通过严复的翻译传入中国的。弥尔写的《论自由》（On Liberty）经过严复翻译成中文，题为《群己权界》，早在1903年就出版了。注意这个中文译名本身就很有意思：「群己权界」指的是「群体与个人之间的权利界限」，把弥尔论述的核心点出来：自由的重点在于划定群体（他人、社会）和己身之间权利的边界。严复的翻译被学者萧高彦称为是一种「文化政治转译」的典范。他所做的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把西方的自由观念融入中国并进行一次转化：强调社会与个人如何取得平衡。孙中山显然读过或至少了解，严复所译介的弥尔的自由思想，所以在演讲中如数家珍地引用这句「群己权界论」来左证自己的观点。弥尔认为完全放任的自由，最终会侵蚀他人的自由和社会秩序，因此需要有一定约束。
这种想法其实和法国思想家鲁索的某些观点也有点契合：鲁索在《社会契约论》中讲「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强调人天生有自然自由，但真要生活在共同体里，就得服从「公意」以换取安全和秩序。国父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个人有天然自由但须服从公众需要」的思路，主张把中国人原本松散的个人自由，转化为有组织的「民权」力量，形成团结的国家。他在演讲中用了「散沙和石头」的比喻：一盘散沙中的每粒沙子当然活动自如，可是凝结成坚固的石头后，每粒沙就失去自由，但整块石头变得强大。他以此说明，自由和团结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中国人继续像散沙般各自自由散漫，就无法成为强有力的整体。他认为，只有牺牲部分个人自由，把大家凝聚起来，中国这个国家才能真正自由、强盛。
除了弥尔和鲁索，孙中山的自由观其实还能和托克维尔等西方思想对话。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曾经担心过民主社会过度强调个人主义和平等，会导致社会的原子化，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子，反而削弱公共精神。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没错，孙中山对「一盘散沙」的忧虑正是和托克维尔这里的想法类似，也就是，中国人如果只顾自己自由，不讲公德和团结，就像托克维尔说的会陷入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无法形成真正的民主政治。
另外，美国建国者之一的麦迪逊（James Madison）也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提出警告：纯粹的多数人统治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约束，可能沦会为暴民政治。这其实是担心民主的另一面－过度的自由和民主若没有受到节制，也会摧毁自由本身。国父对中国当时局面的分析，某种程度上受到这些西方思想的影响。他一方面看到自由的可贵，但另一方面也强调自由不能凌驾于秩序和团体之上。
那么，孙中山究竟主张一种什么样的自由观呢？用前面提到的英国思想家伯林的语言来说，他的自由观更偏向「积极自由」的立场，也就是重视集体的目的与自主的自由，而非个人任意不受拘束的那种自由。国父在演讲中明确说到：自由「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 」这句话可以说是孙中山自由观的经典浓缩版。他认为自由这个概念在中国，不能像欧洲那样应用在每个人身上，不然只会导致各自为政、失去秩序。相反地，国父认为必须把自由运用到国家这个层面－让国家摆脱外国的压迫、并获得独立自主，这才是最迫切的自由。换言之，在孙中山的想法里，国家的整体自由（也就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优先性要高于个体的自由。听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如果一个社会这么强调国家、集体，不就忽略了个人的权利吗？这样走到底，会不会让一个社会走向我们今天熟悉的极权主义的模式？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地方，我们稍后会在当代反思部分详细讨论。不过我们要先强调，他并不是单纯地要压制个人、搞独裁，而是有一套理论来平衡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
四、国家自由 vs. 个人自由：孙中山的国家理论与制度思维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孙中山自由观背后，其实隐含着他的国家理论和制度设计的思维。他并非不重视民主和人民权利，只是他主张的实现方式有别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他理想中的政权设计，是要同时「维持强大政府」又「让人民拥有统治权力」。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但孙中山提出了一套融合中西的方案来化解这个张力，也就是他独特的五权宪法和训政思想（不过这部分我们在上一讲已经介绍过，在此不赘述）。
重点是，他认为中国不能照搬西方那种，全面放权给人民的制度，因为中国欠缺的是组织和训练，有个他提出的主张是「权能区分」，可以拿来解释，也就是说，人民在理论上拥有「主权」（孙中山用「政权」的概念，也就是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力），但「治权」（也就是施政治理的能力和权力）需要由有能力的政府来行使，直到人民经过训练具备足够的治理能力为止。因此，在辛亥革命成功并推翻满清、扫平军阀之后，中国还需要一段政治的「训政时期」，由肩负革命使命的先锋党，来教导人民行使民主的技能，然后再走向真正的宪政民主。这就是国父当年「先军政、后训政、再宪政」的三阶段理论的缘起。可以看到，他虽然强调暂时限制部分人民的自由（例如他也赞成未满20岁的年轻人、在校学生、现役军人暂不享有完全的政治自由），但终极目标仍然是为了让全体国民获得更大的集体自由与民主权利。
如果用伯林的概念来分析，孙中山比较看重的是集体自主的「积极自由」，也就是说，他想要的是全体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当家作主，不受帝国主义欺凌的自由。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层面的「消极自由」势必要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和牺牲。国父自己就直白地告诉年轻的学生和军人们：「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学生牺牲一些自由，才能专心念书增长本领，日后报效国家。军人牺牲部分自由，才能服从命令、英勇杀敌，使国家摆脱奴役。反之，如果学生军人都只顾讲自由、散漫放纵，学校就没有校规，军队就没有军纪，还成何体统？在他看来，适当的纪律和服从不是专制，而是为了更高的自由这个目的服务。因为没有规范和秩序，民主政治根本建立不起来。
国父的这种观点，其实和中国传统强调的「先有国而后有家」、「小我服从大我」的思想相通，也能和西方近代的社群主义的价值观产生共鸣。社群主义认为个人是嵌入在共同体中的，个人义务和集体福祉，应被看得比纯粹个人权利更重。孙中山虽然不像我们今天说的，明确区分什么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但他的价值取向，显然更倾向于集体福祉与政治秩序。他批评那种把个人权利无限上纲的想法，认为那不符合中国现实，也不是中国需要的东西。举一个他演讲中的例子：他说中国新学生热衷于鼓吹自由，结果在学校内部搞学潮，外面社会却没人响应，只好关起门来闹。因为一般老百姓不明白他们所倡导的自由是什么，只觉得学生不守规矩且爱闹事。在国父看来，西方国家其实从来也不是真的「人人都有完全的自由」，他就拿当时最民主的法国、美国来说，学生、军人、官员甚至未成年的人，都仍然受许多规范限制，并非想干嘛就干嘛。所以国父等于是在说，我们不能用理想化的自由尺度来衡量现实社会，更不能生把西方那套自由至上的理念硬搬到中国，否则只会带来乱象。
需要强调的是，国父对自由的保留，并不等于他反对民主或者主张独裁。刚好相反，他毕生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让中国人真正站起来做主人。只不过在他设计的路径中，先要有强而有力的国家作后盾，人民才能逐步实现当家作主的权能。这也可以理解为他对民主理论的一种贡献：自由与民主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但在时机和秩序上要有先后考虑。自由是民主的前提，但自由也需要制度来保障和限制。没有秩序和团结的所谓「自由」，只会破坏民主的实现。所以，孙中山的回答其实是：中国可以实行民主，但方式不是一味照抄西方，而要在保持团结和秩序的前提下逐步扩大人民自由与权利。这样建立起来的民主，结合了东西方的优点－既有强大的政府效率，又有最终人民掌权的正当性。
五、反思与现代的启示：自由与民主的张力
说了这么多国父对于当时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程度的自由，我们不妨把他的观点拉到当代来思考。在一百年前，孙中山提出「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自由」的论点，在今天听来仍然发人深省。现代民主社会固然以自由为核心价值，但如何平衡个人自由与集体福祉或秩序，依然是一个永恒的难题。举例来说，台湾在解严并通往民主化之后，人民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政治参与的自由，各种想法都能自由表达，这当然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然而，我们的民主社会是否也出现了，孙中山当年忧心的那种「一盘散沙」现象呢？当每个人都各抒己见、强调个体权益时，我们是不是也更难形成社会共识？民主运作需要妥协和公众利益，可要是人人只顾自己的自由和立场，却无法理解并尊重不同观点与立场的人，社会会不会变得四分五裂？这些都是在一个极端分裂的当代世界政治当中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回头看看中国大陆的现状。当中共政府近年来高举「维稳」的大旗，严格限制公民各种自由，从网络言论到实体的集会，都实施极高程度的管控。中共领导阶层宣称这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也就是把「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放在「个人自由」之上。这种论调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孙中山的那句话？是的，北平当局某种程度上正利用类似「集体自由高于个人自由」的理由来巩固统治权。
然而，国父如果活在现代，是否会认同今天中共政权的做法呢？我们前面分析过，孙中山的最终目标其实是要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共和，他强调国家自由仅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手段，最终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个人的自由才是目的。而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恰恰剥夺了人民真正的政治参与权。孙中山早年批判满清的专制政权时曾说过：「盖专制国通例，国愈强者，其人民之苦亦愈甚。共和国则反之。」因为专制越巩固，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就越小。今天习近平所号称的中国实行的「全过程民主」，如果没有办法在制度上确保人民有权监督政府、政府对人民负责，那么这种空有口号式的民主必然是假的民主，也违背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精神。
我们再来看一些具体案例。香港和新疆近年的局势，其实正是「国家意志 vs. 个人自由」冲突的当代写照。在香港，为了所谓国家安全，北平当局推出了《国安法》，导致许多港人原本享有的言论、新闻与集会的自由受到极大压缩。北平的论述是「这是为了香港好，为了国家安全」。然而，这对香港普通市民而言，实际上是将香港原本享有的高度自由，极度压缩到国家监控的制度，许多香港人用移民与出走做出了最明确的表态。在新疆，新疆当局打着反恐和维稳的旗号，实施高度严厉的社会管控，维吾尔族民众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权利遭到侵犯，这同样是以集体利益之名限制个人自由的案例。我们不禁要问：孙中山当年强调国家统一、民族自强，可以优先于个人自由，是因为中国积弱并受到列强的压迫，不得不暂时集中力量以达救亡图存。可是身处当今这样一个中国已经非常强大的时代，还继续以国家之名压制公民自由，这究竟是在实现国父的理想，还是只是遂行统治者，或中共统治集团的少数政治菁英的利益呢？
最后，我想邀请各位朋友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自由与民主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一方面，自由是民主的基础，如果没有个人自由，就谈不上真正的民主。然而，在另一方面，自由如果无限上纲，不讲法律秩序与个人责任，民主秩序也可能面临崩解的命运。在我们现代社会，每个人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多的自由空间（特别是在因特网和社群媒体上），但同时我们却也看到了假讯息、仇恨言论泛滥所带来的困扰。这是不是印证了孙中山所提醒的：自由必须与理性、公德相伴，才能促成健康的民主？要让自由成为民主的助力而非阻力，或许现代人也需要一点自我约束与节制。当然，这个约束不应来自专制政权的强迫，而更应来自公民自觉的责任感和健全的制度规范。自由与民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真正成熟的民主既要最大程度保障个人自由，也要求公民愿意遵守共同的规则、为公共利益承担责任。
参考数据：
孙文，1924，《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维基文库中文版：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4%B8%89%E6%B0%91%E4%B8%BB%E7%BE%A9/%E6%B0%91%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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