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话题短评（二十六）
郑烨
搞清楚“文革”产生的原因才能避免“文革”式的悲剧再次发生，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如今“文革”的“变种”依然在延续，只能说明造就“文革”的原因依然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依然在自我繁殖起作用，依然在恶性循环不停歇，那些痛定思痛“总结”出来的教训，那些连篇累牍“归纳”出来的“经验”，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信誓旦旦，都是些连篇累牍的隔靴搔痒，都没有找到真正的病灶，更要命的是，主导寻找病源的力量恰恰是真正的病根所在和病毒本身，这是一部经典恐怖片的剧情。
麦克风掌握在始作俑者手中，扩音器被幕后黑手牢牢掌控，施暴者的狡辩声嘶力竭、震耳欲聋，行凶者的手中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受害者的控诉随风而逝、无人倾听，普通人的生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中共的立党宗旨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就是打人民，打倒了人民，也就打下了江山。在中共治下，只能看到壮丽的江山，看不到自由的人民，因为人民被压在了山下，被浸在了江底，贸然出现在充满“正能量”的画面中会破坏江山的唯美。
“文革”结束之后，开始“拨乱反正”，“红色家族”被补偿，重新获得失去的特权，“黑五类”被平反，再次回归普通人的身份，看似皆大欢喜，实则是等级社会的恢复和“血统论”的延续。
距离走出冤冤相报的“身份政治”的恶性循环为时尚早，同时却又是一个不得不深思的问题，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走出“文革”的第一步恐怕是身份的平等、权力的平衡、资源的平均。
任何极权统治都需要寻找一个“敌人”才能延续下去，过去是“反动派”，后来是“反革命”“走资派”“黑五类”，如今则是“黑恶势力”“境外势力”，独裁者把自己权势的稳固等同于政党统治基础的稳定，把党派的存亡、政权的存续说成是国家的安全、人民的福祉，让被几十年如一日的愚民教育彻底洗脑的乌合之众变得“同气连枝”“同仇敌忾”。
49建政，“内战刽子手”化身“耶稣基督”成为“救世主”；78改开，“元凶首恶”摇身一变成为降世的“弥赛亚”再次成为“救世主”。“政治僵尸”涂脂抹粉成为“改革者”，“罪魁祸首”任何时候都是正义的化身，都是拯救民众出水火的“大救星”，殊不知，那些水深火热都是它的“杰作”，如今被称为“艰难探索”。
如今东窗事发，加拿大籍的“张碧薇”会不会步美国籍的“金无怠”的后尘？重蹈覆辙的戏码会不会再次上演？一开始是中共官方的全面切割、全盘撇清和极力否认，随后就是不明不白、充满疑点的“被自杀”，相似的开始，同样的结局，相同的配方，一样的味道，充当中共的间谍，身败名裂倒是其次，更有可能成为孤魂野鬼，从“关露”到“张碧薇”，从“金无怠”到“麦大志”被“中国红心”洗脑的“爱国青年”，下场一般都比较悲惨。
近期袁腾飞的某期节目的讲述中穿插了郭德纲的现场唱词，表达了对正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郭德纲的支持，笔者也支持郭德纲现场表演中的“现挂”，相声艺术不应该沦为字字备案的“僵尸文本”。
近期德语媒体《新苏黎世报》发表了一篇评论，说中国不像前苏联拥有独立的意识形态和管理体系，身为国际体系一员的中国如果继续破坏现有世界秩序会被反噬。
此篇评论的作者显然不懂中共的运作模式，中国的社会管理体系跟世界文明系统本就是南辕北辙的两个东西，从1949年中共建政至今都未曾改变，美元要赚、技术要用，管理框架延续的依然是大监狱模式和变种农奴制，把中国崛起需要寄生的国际经贸体系作为中共管理模式存在的基础，以为中共破坏国际秩序就是在破坏自己的根基，那真的是想多了，属于天真的“左派幼稚病”。
在独裁者稳固个人权力和维持党的领导面前，任何东西都不重要，也都可以被牺牲，以为中共会被国际社会和现代文明推动进步的想法跟克林顿及其幕僚在决定接纳中国入世时一厢情愿地认为市场经济会推动中国政改一样幼稚，时间和实践已经证明当时的想法是错误的，如今《新苏黎世报》的评论又来炒旧饭，只能说真正的“中国通”在欧美社会太缺乏了。
中国现有的社会管理模式来自于传统等级观念和苏联技术官僚模式，前几年还借着“一带一路”一个劲儿推广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模式，宣传“东升西降”，评论文章竟然说中共治下的中国没有西方文明的可替代方案，说得跟中国曾经走进过西方现代文明体系一样。
如此弱智的评论也能发出来，可见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连皮毛都未触及，也才会给金刻羽、孙韵、黄亚生、刘亚伟、邓聿文等中共大外宣政论员大行其道的机会。
如今党国为了提高生育率，真可谓绞尽脑汁，医院设立婚姻登记处，银行设立婚姻登记处，地铁站设立婚姻登记处，旅游景点设立婚姻登记处，恐怕以后KTV等娱乐场所也会设立婚姻登记处，党国的确鸡贼，在不增加财政支出给予生育补贴的情况下，独辟蹊径，生怕中国男女找不到婚姻登记处，难道中国结婚数量下降是婚姻登记处太难找了？以“贴心服务到门口”之姿，让婚姻成为生育的“号码牌”，在新婚燕尔的放松状态中，彼此放松戒备顺其自然，干柴烈火难免擦枪走火，等到生米做成熟饭，自然也就达到了“催生”的效果。在极权社会，权力的任性和弱智会同时爆发，任何光怪陆离的场景都有可能出现。
在中国离婚率一路攀升的背景下，即便把离婚登记处单独放在珠穆朗玛峰峰顶，恐怕成功登顶的人也会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川流不息、昼夜不停。
面对兜售“爱国饭”的“网红”，党国以大局为重只算“政治账”和“舆论账”，当年李宗仁回国，执意要把自己收藏的古董卖给政府，周恩来派专家鉴定，发现大多数是赝品，毛泽东听完汇报之后，大手一挥，要多少给多少，别小气，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要纠结“经济账”要算“政治账”，遗毒就这么流传继承了下来。
如今整个中国社会弥漫着尊崇“高情商”的氛围，在很多人的眼中，所谓的“高情商”就是可以随时随地随口用“机智”“急智”的方式、严肃“土味情话”的套路给对方提供“情绪价值”，以此来获得对方的好感和信任，用此标准来确认一个人是否有成功的基础和能力，这个社会弥漫着“小聪明”催生的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商界、政界、婚恋界、社交界莫不如此。
“速度奇迹”只是“中国式成功”这辆车在加满“情绪价值”型号的油之后出现的一马平川和终南捷径。
说实话，在中国，“成功”这个标准的确挺降级的，急功近利的氛围和实用主义的路径成为很多人趋之若鹜的捷径，钱理群教授说过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太多了，他们不是没有高智商，而是把它们全用来耍小聪明了，浮躁的心态没法在任何一个领域内深耕。
整个社会环境都是如此，政界流官短期的“形象工程”，高额彩礼需要的快速资本积累，韩寒、郭敬明、蒋方舟、姜萍代表的“出名要趁早”，都是异化的表现，既有扭曲的原因造成的未能免俗，也有病态结果反推的内卷和焦虑。
喜欢宏大叙事的人一般都是“巨婴”，不关心身边具体人的喜怒哀乐，没办法与身边的人感同身受，反而更容易在宏大叙事中为所谓祖国的强大而满怀自豪感，甚至痛哭流涕，属于典型的自恋型表演型的冷血变态人格。
喜欢下意识“硬钢”的人一般都具有道德洁癖，察言观色的人一般都是讨好型人格，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等级社会造就了一种能屈能伸的适者生存的标准，硬刚的海瑞和彭德怀下场都很悲惨和凄惨，反而是被誉为长袖善舞的周恩来因自己“宁弯不折”广受赞誉。
习近平荣登大宝算得上是成功的上限了吧，那也是依靠高情商的“伪装”，为江泽民、曾庆红提供“易于控制”的错觉，为胡锦涛、温家宝提供“推进改革”的误判换来的，也是一种提供情绪价值的讨好能力。
充满悖论和矛盾的中国俗语也为立场和选择提供了理由和借口，再加之传统中国原生家庭中“重男轻女”的成长环境培养出的“妈宝男”和“伏弟魔”，在进入社会之前就已经扭曲了塑造的性格和互动的模式。
“西贝”老板贾国龙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经历也许是造成其性格特征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