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牵头“亚洲北约”对抗中国 李克强记者会显示不一样
张杰
3月12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领导人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首次峰会。峰会就新冠疫苗的生产和供应、稀土供应链以及关键新兴科技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有分析人士认为，本次峰会是拜登政府联合盟友针对中国打出的强有力的组合拳中的第一拳。
拜登总统通过视频与日本首相菅义伟、印度总理莫迪、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
12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迈克尔·格林说:“他们承诺将自己的资源整合在一起，为东南亚国家以及亚太地区提供十亿剂疫苗，从根本上击退中国推出的强势战狼疫苗外交。”格林认为，这四个国家在一起是最完美的组合。美国拥有生物科技和疫苗专利以及技术，印度拥有大规模迅速生产医药的能力和技术，日本拥有雄厚的资金，而澳大利亚可以提供疫苗的配送和资金。这是东南亚国家特别乐意看到大国间的合作。
2017年，随着中国军力的增长和在印太地区越来越具侵略性的行为的增加，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沉寂多年后被重新启动。自此受到特别的关注，有人曾将此称为”亚洲版北约”。
我认为，这是拜登总统联合印太地区盟友共同对抗中国的第一步。“与盟友合作”是拜登政府强调的外交主轴。拜登指出：“美国的盟友是我们最大的财富。以外交作为领导方向意味着我们与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意味着在符合我们利益及提高美国人民安全的前提下，以外交方式与我们的敌人和竞争对手进行接触和交流。”
说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首次峰会以及成果，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国。说说大家关心的李克强总理记者会。
去年人大记者会上，李克强一句“中国有六亿人人均月收入只一千元”的话，无意间丢下了一颗超级核弹，震惊了中国。这简直是对习近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嘲讽和否定，它让无数在梦中，在“厉害了我的国”中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还有许多贫困的人，中国远没有达到富裕的程度。有网友认为，李克强的举动好比刘少奇1962年七千人大会发言时突然脱稿的一段插话，刘少奇说三年大饥饿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让毛泽东一下子陷入被动，不得不在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和检讨。
李克强和他的前任比起来，无论是朱镕基还是温家宝，他都要弱势得多，名义上他是中国二号人物，但并没有习李体制，只有习王体制。但在这次记者会上，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李克强。
一是，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记者会上，李克强只有一次提到习近平：“去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相比之下，王岐山带头，在湖南组讲话短短几分钟，习近平，习思想，习核心不停，中共高官也纷纷跟进，形成了吹捧习近平的大合唱。
二是，在新冠疫情溯源问题上，李克强回答冷静客观，与中国外交部的战狼们截然不同。李克强承认，“疫情溯源的确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需要各国加强合作，持续研究。”“下一步我们还愿意继续同世卫组织一道，推动科学溯源工作”。
三是，在美中关系问题上，李克强释放了善意。李克强没有谴责美国，而是希望“中美建交40年，风风雨雨，能越过坎坷向前走”，这符合世界发展趋势和两国利益。李克强强调双方多层次多管道沟通对话，一时达不成共识，也可以继续交换意见。李克强还强调中美两国去年相当高的贸易规模，双方应该“越过坎坷往前看”。
四是，与习近平高调庆祝中国脱贫胜利不同，李克强对记者表述中国的现状时仍然低调务实，“中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会立足于着力办好自己的事。”谈到对外开放，李克强说，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起门来是没有出路的。中国会不断地、主动地扩大开放，这是中国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有利于世界。”
在人大总理记者会，温文尔雅、思维敏捷和不卑不亢的李克强释放了强大的气场，使习近平相形见绌。事实上，李克强与习近平的矛盾是公开的秘密。李克强是中国官僚集团中改革派、务实派的代表。
习李矛盾可谓由来已久，他们的主要分歧首先反映在经济政策上。李克强是“市场和民营经济”派，他主张：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而是通过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去杠杆化，以大幅削减债务，降低借贷与产出比；推行经济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李克强的经济政策主张被外界称为克强经济学。而习近平是“党治、指令型和国有化经济”派，习近平偏好的是前三十年毛时代的经济模式。在依靠谁来管经济和企业问题上，习强调党治党营，政治挂帅。他的批示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对国企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而李克强主张由企业家来管。他的批示是：“推动国企改革，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弘扬企业家精神”。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认为，习李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从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后就已经公开化了，就“你一拳我一脚，相互不买账”。
独立政治学者吴强指出，李克强上任至今一直推动经济自由，减少许可证审批、松绑市场等，但中央、习近平对经济的控制一直在插手加强，“这两者一直相互矛盾，在过去8年严重对立，在地摊经济上最终爆发出来”。吴强指出，李克强去年在全国两会闭幕的总理记者会上，揭露中国6亿人月收入仅一千元人民币，“实际上也在解构习过去八年的扶贫政策的失败”，透过表明城市中低收入者的存在、瘟疫造成潜在严重的大规模失业，然后以鼓励地摊经济、鼓励经济民粹主义的发展，来对抗习近平政治上的民粹主义。
习近平看到了邓小平1992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腐败和权贵资本主义，但他没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民主，而是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那就是政治上实行极权主义，经济上保持适度开放，这样他就使自己陷入到矛盾之中无法摆脱，因为极权主义与开放无法兼容。习近平粗暴、蛮横和狭窄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会一条道走到黑。
十九大后，他疯狂封锁网络，打压维权和异议人士，拒绝改革权贵经济体制，继续维持吸干国民财富的庞大官僚队伍，忽悠民众爱国情绪，为进一步收紧社会控制，掠夺国民资产制造舆论；并深度介入国际热点地区，变本加厉地大撒币，把天文数字的民脂民膏拱手送给不相干的外国势力，醉心于与美国搞对抗，妄图以牺牲民众利益，以对抗的方式加强自己的统治，实现其所谓“两个一百年“，执政到死的迷梦。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对内得罪了所有的政治势力，民心尽失；对外的强势扩张和炫耀武力唤醒了西方文明社会对二战法西斯的惨痛记忆，迫使国际社会联手对抗中国。
李克强与习近平的战斗实际上是中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对抗。由于中国极权政治是黑箱操作，同时改革派与保守派又都在一条船上，这就决定问题的复杂性。从表面上看，习近平一言九鼎，权力稳固，但他最大危机在于没有民心，他提出“党领导一切”、“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斗争观”不接地气，中国仍然行驶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轨道上。
习近平看似大权在握，无人挑战，成了纵横天下的枭雄，但他又时时宣示他的权威，相反透露了他的虚弱。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不会如此高调宣示自己的权威。他们的权威是无形的，不容挑战的，并且有广大民众的狂热拥趸。但这些习近平都没有，他就像一个巨大的纸糊的灯笼悬挂在空中。相反，李克强的低调务实恰恰是民心所向，因为中国人希望国家安宁和经济发展，厌恶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一句话，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斗怕了，习近平的政策让他们感到恐慌、焦虑。目前，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正在将中共带上不归路。但我也要指出，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矛盾是中共党内权力之争，他们在维持共产党长期执政和权贵集团利益上是一致的。就中国民主化而言，或许习近平蛮横、刚愎自用的政策更有利于中共的覆灭和中国民主化的实现，只是中华民族将遭受更大的苦难和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