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巨人 上台的常常是狂人和蠢人
张杰
每一个巨变的时代都在呼唤巨人。能够顺应历史的呼召，推动历史进步的人将计入史册，彪炳千秋，如华盛顿、孙中山和戈尔巴乔夫等等。但吊诡的是历史的呼唤，也常常会招来悖逆历史潮流的狂人和蠢人。
今天的中国与30年前的苏联很相像，历史呼唤着巨人。30年前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顺应历史的呼召，终结了世界上最大的极权主义政党，让饱受奴役的苏联人和东欧迎来了灿烂的民主自由。但中国没有这样的幸运。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曾南下深圳，大家以为他将开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但他却关上大门对中共官员痛惜苏共的覆灭，满脸悲情地说：无有一人是男儿。
刘晓波和张祖桦在《零八宪章》中写道：“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诚哉斯言。
其实，中国并不是第一次与历史擦肩而过。100年前的清末也曾被时代呼唤，但太皇太后慈禧没有听见。现在，让我们穿越历史的时空回到清朝的暮年。
署名“日知新”的网友在公众号中发表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时代呼唤着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他这样写道：
洋务运动进行了近四十年后，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慈禧召见盛宣怀，问了一些大而无当的问题，如“时事艰难，外国人欺我太甚，如何是好”？“练兵总要筹饷，如何是好”？
当盛宣怀说到“臣迭次奉旨经手所办铁路、矿务、轮船、电线、铁厂、银行以及学堂，多想要详细奏明”时，慈禧突然发问：“何谓学堂？”
这一问，肯定是让盛宣怀意想不到，也打乱了他的思路，回答的言辞就有点慌乱：“是教习洋务之学堂，曾经奏过在天津、上海两处开办的。”
盛宣怀于1895年、1897年先后创办了天津大学堂和南洋公学，都是经过朝廷批准的；这一年中国人自办的学堂已有175所，遍布于全国。而大清帝国的最高决策人、主持了洋务近四十年的慈禧，竟然还不知道“学堂”是什么东西！
虽然洋务派所办的大事都要慈禧点头，但军机处拟的那些“上谕”并不能真正代表慈禧本人的观点，更不能代表慈禧对洋务的认识水平。
光绪八年三月初六，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为招商在上海试办机器织布局》折，慈禧批示道：蚕桑为天下本务，机器织布害女工者也，洋布既不能禁，奈何从而效之乎？此事当审慎。慈禧的意思是说，蚕桑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机器织布危害传统纺织，洋人的布匹尽管无法禁止，我们也不至于要仿效洋人吧？慈禧的口吻，和那些顽固派攻击铁路、机器“夺小民生计”的论调完全一样，流露出传统小农对机械化大生产的恐惧。
关于慈禧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有人认为她是顽固派的首脑，有人认为她在洋务、顽固两派之间搞平衡，也有的说慈禧“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指挥者、决策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首领”。
时至光绪八年，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创办民用工业也叫喊了好几年，慈禧仍然死抱着这样陈旧保守的观念，远远落在时代的后面，也落在洋务实践的后面。
上海织布局从1878年开始筹办，至此集商股、购机器、开工建厂等前期工作已初步就绪，生米基本做成了熟饭；李鸿章此时上奏不过是要朝廷确认十年专利和税收优惠而已。
李鸿章创办开平矿务局、修建唐胥铁路、续建开平铁路等,以及后来的张之洞建铁厂，都是先斩后奏，报告朝廷只是补办一个手续。
有学者强调“这些大型军民用洋务企业都经过了慈禧的亲自批准，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和基础”，以此证明她对洋务运动的领导作用，不免有些牵强。
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一个封建国家企图实现早期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必然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它要求有一个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决策层来领导，以坚定的信念、过人的胆识、顽强的毅力去冲破阻力。
然而，时代呼唤着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
慈禧二十六岁时以小皇帝生母的特殊身份，登上了大清帝国权力的顶峰，与洋务运动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她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生涯中，虽然批准、支持过洋务派提出的一些新措施，但大多是借风使舵、顺水推舟，从来不曾主动提出过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变革祖宗的成法，基本上是凌驾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利用矛盾操纵驾驭。
纵观其一生，在立光绪、戊戌政变、利用义和团、立宣统等重大关键决策上，一贯是以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为其终极目的，既不顾国家利益，也不顾清王朝的安危存亡。
她精于叔嫂斗法、母子争权的小权术，而昧于国际形势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绝对没有纵观世界大势和总揽全国大局的战略思考，更没有吸纳西方文明的内心愿望和魄力，她仍然是一个深谙帝王术的传统型的守旧的专制统治者。
光绪七年慈安暴亡后，慈禧一人专权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
光绪十年，慈禧为了完全彻底地实现个人的专权，也为光绪亲政后继续垄断权力预作准备，乘中法战争之机突然将军机处大换班，把奕赶下了政治舞台。此后任用的醇王奕譞、礼王世铎、庆王奕劻，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清王朝还能撑多久？曾国藩虽然是所谓“同治中兴”的头号功臣，但是在剿灭太平军的大功告成之后，他对清王朝的命运仍然是颇为悲观的。据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载，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聊天,忧心忡忡地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
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则认为：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大意是说，因为皇权的统治还很厉害，要不是核心先烂掉，还不会土崩瓦解。按他的预计，将来的灾难，是中央政府先垮台，然后各地四分五裂。
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几天之内受到慈禧的四次召见。他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和观察清王朝的核心人物，也对王朝的内情和形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彻底的失望：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了他原来的预计，王朝内部根本没有力挽狂澜的人物。
他坦承对时局、朝政已经失望，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对比今朝纵观习近平执政八年，对内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政治后空翻，重返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打压自由言论，迫害维权和政治异议人士，致使社会万马齐喑；拆教堂、庙宇和清真寺，烧毁圣经、古兰经，抓捕牧师和信众；压制民营企业，强推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第二次公私合营；强制修改大学章程，取消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迫害维吾尔族、藏族和蒙古族，实施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撕毁香港一国两制承诺，强推港版国安法和取消香港民主选举；武力恐吓、经济逼迫台湾。八年来，中国已经千疮百孔。对外抛弃邓小平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外交政策，实施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对邻国炫耀武力；对弱小民族金钱收买；对抗文明世界的普世价值。面对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对抗，不知反省，相反强硬反击。新冠病毒爆发之初掩盖疫情，任由病毒传播到世界，已造成举世惨祸。面对内忧外患的危局，居然妄称世界的时与势在中共这一边，东升西降是历史走势，其愚蠢颟顸真令人叹为观止。
习近平本可以像戈尔巴乔夫一样终结中共极权暴政，成为一代伟人。但他的性格、学识和认知决定了他只能走向历史潮流的反面。这是时代的不幸，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我们猜不透造物主的心思，他创造天使又让魔鬼存在，他大爱无疆又让灾难降临。大清王朝的飞灰烟灭让我们明白慈禧的使命是终结大清王朝，习近平的恣意妄为让我们明白中共红朝末日将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