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
张杰
记得我在芝加哥访学时，常发微信朋友圈批评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一日，我批评网信办屏蔽言论，封锁网络。一个国内仲裁机构的朋友批驳我说，中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我说那么多微信、微博文章被屏蔽是事实啊。他说因为这些文章违反了管理规定，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美国也会禁止一些言论。
我有一个维吾尔族的朋友，她在内地一个大学当教授，一日，她电话我说，她到外地讲学常在火车站受到羞辱检查，如要她脱鞋检查，而其他人都不需要脱鞋。现在她到北京住不了宾馆，就因为她是维吾尔人。我的另一位也是来自新疆的汉族朋友则认为，政府这样做并不错，因为新疆维吾尔族人有很多恐怖分子。现在技术达不到细分每个人，只能一刀切。尽管维稳措施不近人情，但现在新疆没有刑事案件是事实。
去年1月，武汉因疫情被突然封城。我的一位朋友对中国政府的做法大加赞赏。我告诉他我的一位邻居和朋友都因封城无法就医而死亡。疫情期间限制市民行动是必要的，但应该有度，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但有朋友反驳我说，中国的感染率和死亡病例远远低于美国，这就说明封城是成功的。生命都没了，要自由有什么用？个别人的死亡换来了大多数人的平安，值得。
起初，我常据理力争，告诉他们，人要有同理心，你愿意自己的言论被屏蔽吗？愿意像维吾尔人一样被歧视、关押吗？愿意保全别人的生命而去死吗？但后来，我发现这样的辩论毫无意义，因为他们的思维与我的不一样。但仅仅是思维方式不一样也罢了，人有不同的思维，不能以自己的想法取代别人的想法。奇怪的是，他们的行为与思维又是相反的。如他们诅咒美国，但又千方百计让自己的子女留在美国；他们的房屋被政府强拆，他们不仅没有去理解政府，相反义愤填膺。一个人思维与行为相悖，让我不由怀疑他们是否真的这样想。嘴上说的不同于实际做的，这岂不是精神分裂吗？
有朋友说，你也不要较真，这就叫中国逻辑。改革开放后，明明邓小平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但偏偏说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明效法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偏给它一个名词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逻辑更是大行其道。一边抓捕维权律师、政治异议人士和宗教人士，另一边高调宣扬依法治国；一边不顾民生艰难疯狂对外大撒币，另一边高调宣扬人民至上，还说要“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一边强推港版国安法，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另一边高调宣扬“一国两制”；一边气势汹汹要武力统一台湾，另一边高调宣传骨肉同胞、血浓于水。
韦大林先生的文章《什么是中国逻辑？》，或许对我们理解“中国逻辑”有帮助。他写道：逻辑要求概念、理论必须是不能自相矛盾的，行为必须是符合情理的，言行必须是一致的。违反逻辑就会出现荒唐的结果。但中国的许多事情明明违反逻辑，却十分畅行无阻，既叫好又叫座，原因是它们符合“中国逻辑”。
在一些庄严的大会上，开会时唱《东方红》：“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闭会时却又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因为它符合“中国逻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是人民（纳税人）养育了党和政府，如果党和政府的工作有了成绩，只是尽了社会公仆应尽的责任；如果他们有了失误，应当接受人民的批评，诚恳地向人民道歉。但是，我们听到的都是媒体在忙不迭地歌颂党和政府的“辉煌成就”和“大好形势”，人民在“感谢党感谢政府”。人民冒犯了党和政府，就会受到严厉处罚；党和政府伤害了人民，说过一句道歉的话吗？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诬陷和迫害，是国家权力破坏宪法，残害公民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反右派”开了“以言治罪”的先河，使中国人从此不敢说真话、不会说人话，直接导致“大跃进”的狂热和浮夸，埋下了后来大饥荒和“文革”的祸根，是中国20年历史倒退的开端。据官方的说法，全国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文革”结束后，“右派分子”除章伯钧等6人外，全部获得“改正”。官方坚持认为，因为确实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55万人基本上全打错了的“反右派”运动仍然是正确的，只是数量上“扩大化”了，因此不能“平反”，只能“改正”。政党、主义高于人的生命和权利的“中国逻辑”，是多么冷酷无情。这使我想起了杀人魔头斯大林的一句名言：“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死1000万人只是个数字。”
“实事求是”据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精髓，“实事求是”当然也包括讲真话。一直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一定是一个人人都讲真话的国家。而事实却告诉我们：在大多数国家，都是讲真话比较容易，既不需要勇气，也不需要牺牲。而讲假话则需要很大勇气，因为你骗人要承担后果，搞不好就要身败名裂。可中国正好相反，讲假话很容易，张口就来，天天讲月月讲，脸不红心不跳。而讲真话需要极大勇气，甚至需要冒坐牢的风险。事实确实如此，一介书生储安平批评共产党搞“党天下”，说了真话，家破人亡；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大跃进”“得不偿失”，说了真话，身败名裂；国家主席刘少奇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是真话，遭诬陷后惨死。更不要说林昭、张志新等人的悲惨命运了。要求讲真话的“实事求是”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实际成了最大的一句假话。
福建省的一位县委书记说：“我们现在广大的干部，政治常识非常差，政治水平非常低。我们那个县的县委宣传部长，曾经在干部政治测验时出过这样一道题：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什么？这个宣传部长提供的标准答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当时就把它打了个叉。不对，标准答案应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人民代表大会敢就什么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吗？”有人对这位书记说：“你这个说法不对啊，宪法上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书记看完宪法后摸摸脑袋说：“你从本本出发，我从实际出发”。显然，这位书记的话是对的，《宪法》说了假话，中国的“本本”与“实际”常常相差十万八千里。
林彪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也是毛泽东最好的学生，知毛莫如林。林彪当然懂得什么叫中国的“实事求是”，他从严酷的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出一条“中国逻辑”，就是“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林彪还真的说了一句中国人都在奉行的真话。
中国人都有GDP（国内生产总值）情结，以GDP连续40多年增长而自豪，以GDP跃升世界第二而荣耀，这也是一种“中国逻辑”。其实，GDP只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内财富总量，与经济结构是否合理无关，与经济质量、效益的高低无关，与环境生态的好坏无关，与财富如何分配无关，与财富的所有权无关，与是否具有持续创新和发展的能力无关，与国民是否快乐幸福无关，更与一个国家是否真正繁荣强大无关。如果大部分财富流向了少数人，如果人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水、空气和食物都有毒了，如果缺乏核心竞争力，如果民众的生活质量、文明素养和幸福指数并没有多少提高，如果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保障，GDP的增长对大多数中国人有多少意义呢？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强大不是体现在它有多少GDP，而是体现在国家是否有公平正义，是否尊重公民的生命、健康、劳动、创造、自由和权利，是否建立了能够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公民自由权利的民主宪政制度。
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不是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而是中断了俄国通过立宪会议实行民主宪政制度的道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联”，推行的实际上是一种比沙皇统治更黑暗，与“社会主义”、“劳工翻身解放”都毫无关系的“党权国家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一结论”竟然成了“中国逻辑”，终于使中国走上了党权国家的不归路。
赫鲁晓夫撕开苏联（斯大林）专制统治的黑幕，表明俄国人已开始觉醒，没想到中国人比俄国人更钟情于“党权国家主义”，不依不饶地大批赫氏的“修正主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彻底埋葬了苏联的“党权国家主义”，是对“十月革命”的拨乱反正，也顺应了世界潮流和俄罗斯人民的意愿。然而习近平悲痛万分，感叹“无有一人是男儿”。
俄国人迷路，中国人跟在后面走，俄国人走出迷途，中国人继续在迷途上走。
西方文明既有民主人权的理念，也有专制极权的信条。中国人说“绝不搞西方那一套”，而中国正在搞的来源于马克思、列宁的“党权国家主义”，不还是“西方那一套”吗？中国逻辑“绝不搞”的其实只是“民主人权”那一套，尽管中国的《宪法》上也写着“民主、人权”的字样。
官场腐败禁而不止、越反越腐的示范效应正在悄然扭曲中国社会对贪腐行为的评判标准，形成了贪腐行为的“中国逻辑”。很多人不再以贪为耻，以贪为罪，而是以贪为荣，以贪不到为恨、为憾。能贪得到、贪得多说明他本事大、能力强、有地位、有权力，让人们又羡慕又嫉妒。很多人恨贪腐，其实内心深处恨的是自己没有贪腐的权力和机会。对于社会来说，不怕有人贪，就怕人人都想贪，都在惦记着什么时候也能贪一把。
有人去面馆吃牛肉面，因为面里没看到一块牛肉，就气得问老板，牛肉面怎么没有牛肉？老板十分淡定地说：“别拿名字当真，难道你还指望从老婆饼里吃出老婆吗？你什么时候看见人民大会堂里面坐过人民？”
韦大林先生的文章分析得很全面，点出了中国社会当前困境的主要原因，那就是用中国逻辑来拒绝现代政治文明，用诡辩来掩盖自己的荒谬。人类之所以能够沟通、交流，是因为人类具有相同的思维逻辑，相同的人性。中国人与世界同处一个地球，本应融入世界文明，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是融入世界的结果，但今天却说“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既然中国要成为世界文明海洋中的一叶孤舟，世界自然也不再跟你玩，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