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凯南》
孟泳新
一，引言，评述者的视角。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国际关系学界与新闻学界出现了一阵子不小的“凯南与遏制”的旋风。大致可分为学界(主要是国际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文的)的和新闻学界（主要是由新闻学家、各类报刊时事评论家、还有少数的政治家著文的）二大类文章。学界的文章主要目的是为各自国家最高政治决策人献计献策的，当然也有给本国舆论宣传提供“理论”上的解释。我也顺着潮流，留意起这样的一股旋风；但我的视角更注重于中国民主运动如何地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斗争。
先讲一段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的言说。
以《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为题取得博士学位的张小明教授在《史学集刊》2020年第4期，（2020-08-20）发表的《“遏制”概念与冷战史研究范式》中写道：“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把从杜鲁门到里根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政府所执行的国家安全战略或者大战略都称为“遏制战略”。虽然遏制苏联的思想最早是由凯南提出和阐述的，凯南本人也在1947—1949年间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参与美国一系列重要对外政策(包括杜鲁门演说、马歇尔计划、从中国脱身以及对日政策等等)的制定，但是凯南的遏制思想显然不等于、也不可能等于美国政府的遏制政策。不仅如此，从哈里·杜鲁门到乔治·布什美国历届政府所执行的遏制政策也一直处于调整和变化之中。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凯南其实主要是充当美国政府遏制政策的批评者，尤其批评美国政府所推行的遏制政策过于简单化和军事化。凯南甚至在1989年7月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他对布什总统说，“我知道我的观点跟哈里·杜鲁门政府以来的历届政府都不合拍”。回顾东西方冷战史，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无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对苏联政策提供一个理论依据或者分析框架，尽管不同的决策者对于遏制概念有自己的不同理解，这是凯南所能起到的主要作用。但是，凯南只是一个有思想的外交家、决策参与者、智囊和历史学家，不是主要决策者或政治家。他本人虽然一度参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也试图在政府中发挥更大作用，并两次出任大使(苏联和南斯拉夫)，但是他不可能左右美国的对外政策走向。从学理上说，遏制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应该具有逻辑性和前后一致性，但是在现实中，遏制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却是多种多样的，通常以“遏制政策”冠名的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政策也总是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化之中。”
“凯南在“长电文”中指出，在苏联媒体公开报道的苏联共产党的路线方针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
“凯南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为苏联的不安全感提供合法依据而已，是苏联所披上的一层外衣以及所使用的扩张势力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长电文”说得很清楚，苏联行为的主要根源是传统的不安全感，而不是意识形态。
但是，凯南在“ X ”文章中，却花了很长篇幅来讨论苏联的意识形态，似乎把意识形态视为苏联行为的主要根源。......凯南还声称，意识形态为这种不安全感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得到俄国历史和传统的支撑，即“意识形态教导他们，外部世界是敌视苏联的，最终推翻境外的政治势力是他们的历史使命。俄国的历史与传统的强大之手支持了他们的这种感知”。与此同时，和“长电文”一样， X 文章也指出，苏联领导人所强调的意识形态观点，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着根本的对抗矛盾，其实是毫无根据的，这是因为“莫斯科强调面临着外部世界对苏联社会的威胁，并不是因为真有来自国外的敌视的现实，而是为了给维持国内独裁制度制造借口”。也就是说，在认为意识形态是为不安全感提供理论依据这一点上，“ X ”文章和“长电文”的思想又是相当一致的。但是，“ X ”文章所使用的夸张性语言和表达方式，的确会让读者得出凯南把意识形态视为苏联行为的主要根源的结论。这也是后来凯南极力纠正“ X ”文章引起误解的部分原因。其实，纵观凯南一生的言论，尽管他本人思想是反共的，但他始终是把不安全感视为苏联行为的主要根源。”
一般人看了这段文字后，由于原先各人的已有的知识水平与分析能力的限制，必然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里需要我略微地介绍有关国际关系学科中最基本的知识。
国际外交史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长期以来有两个不同的学派，一个叫现实主义学派，另一个叫观念主义学派；（请诸位读者对此分类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谁对谁错”的偏见存在。）现实主义者侧重于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 ,认为冷战是美苏之间的权力斗争 ,是二战结束和纳粹德国的崩溃在东欧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观念主义者则认为 ,冷战主要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即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意识形态 ”和“国家利益/权力 ”的二元分析框架是外交史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严格地说，应该是美国外交史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而各国因其国家的地位的不同而不同。）解释美苏冷战起源的主要理论取向。
“然而，凯南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他主要把苏联当作一个追求传统目标的民族国家。凯南认为，苏联领导人同历史上俄国的统治者一样，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境遇的原因，怀有极端的不安全感，为此敌视外部力量，维持国内“独裁”，而马列主义则为这种不安全感和维护国内“极权主义”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和合法外衣，并且充当击溃对象、满足安全需要的手段。”（引自张小明《试论凯南的“遏制”与杜勒斯的“解放”》《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遏制”与“解放”都是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实施的主要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战略。凯南是“遏制”的鼻祖，杜勒斯则是“解放”的主要鼓吹者。”（引自张小明同文）“而作为虔诚的基督教长老会教徒和律师的杜勒斯，则更多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所谓的苏联“威胁”。他把苏联看作一个追求意识形态目标的非传统国家，强调美苏之间的斗争是两种制度、思想信仰不可调和的较量。”（引自张小明同文）正如他在1953年1月15日于国会作证时说的，“......仅仅就地限制俄国的政策本身就是一个不高明的政策，而且它还是一个必然失败的政策，因为一个单纯防御的政策绝对敌不过一个侵略的政策。如果我们唯一的政策是原地不动，我们将被击败。只有保持着解放的希望，另有利用一切的机会，我们才能终止这个笼罩着全世界的恐怖的威胁，这个威胁强迫我们去作如此可怕的牺牲，使我们对未来存有那么大的恐惧。”（引自张小明同文）
另外，随着“中国崛起”伴生着的“中国威胁论”这几十年来成为了世界性的热门话题。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在《诸君》月刊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因而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但该文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1992年以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一些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甚至某些政界领导人开始对中国国力的上升表示担忧，并从各种角度、在各种场合提出并宣扬“中国威胁论”。而“中国威胁论”主要论据集中于“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生态威胁论”;“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中国文明威胁论”等等多个方面。
张小明早于1997年在《国际政治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威胁论的奇怪逻辑》.“ 因此，中国是“非民主”国家本身就已经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必然逻辑。”极力地反对“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中国智库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2019年8月21日发表了《时殷弘：冷战、国际关系与遏制战略》一文，该文系7月18日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于铁军教授对谈文字稿，下面我还要提及。在这次对谈会上，张小明的同事于铁军教授公然讲，“现在我们常常说“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里于铁军教授讲的“我们”当然指的是中国主要顶尖的国际战略家们和中共主要外交战略顾问们。这就可以看作为杨洁篪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上突如其来的发飙 “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全部背后的真实原因所在。
这就可以看出，在2020年8月张小明又一次地借助凯南的盛誉撰文，再次批判，大众不要误解了凯南先生，“尽管他本人思想是反共的，但他始终是把不安全感视为苏联行为的主要根源。”故因此“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不能成立。其实，误解的确切地说应该是张小明本人自己。请看下面介绍的王立新的文章中讲的，“凯南承认自己并不是依靠客观的标准，也没有这样或那样的证据，而是依靠“看法”(opinion)、“判断”(judgment)和“信念”(faith)。苏联未来的变化或许会受到可能存在的“政治发展规律”的制约，但更重要的是会受到俄罗斯“国民性格” ( nationalcharacter )和“在人类事件形成过程中起巨大作用的偶然事件的影响”。这其实就是对人性和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凯南进一步分析称：任何一个以人性的邪恶和弱点为基础的制度都不可能是真正稳固的。这种制度指望依靠人的堕落来维持，就像一个抢劫者那样是靠人的惶恐焦虑、仇恨本性、容易犯错和易受心理操控来生存的。这种制度只能反映创立它的那一代人所特有的挫折和苦难，显示那些因软弱或愚蠢而沦为其工具的人的冷酷无情。”
这说明了，国际关系的“理论太重要了”，但国际关系问题的解决决“不能完全交给(国际关系)理论家”来解决。
下面我就介绍第二篇文章，那就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立新教授发表于《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 （2020-01）《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兼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与互补》。王立新教授写道，“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都研究国际关系史，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再现和解释过去，并从历史中汲取教益，再现和解释过去本身就是历史学的目标。这一目标也决定了历史学家重建过去的主要方式是叙事，通过叙事对过去进行描述和解释。而国际关系理论家研究历史则是为了寻找证据以构建和提出理论或修正既有理论，而非为过去提供更好的解释。也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对理论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国际关系理论家看来，理论本身就是目的，历史事实的选取和历史过程的描述是为论证理论服务的；而在历史学家眼中，理论本身并不是目的，理论只是帮助其解释历史，特别是因果关系的工具，从属于历史解释，是为历史叙事服务的。用杰克·列维(Jack S．Levy)的话说，“两个学科之间的差异不在于一个学科是理论性的，另一个学科不是理论性的，而在于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理论。政治学家构建和检验理论，而历史学家使用理论或一系列理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组织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解释”。好的历史解释需要理论的深化，而好的理论需要历史经验事实的证明。从叙述方法上，历史学将理论嵌于叙事之中，并不把描述和解释截然分开，通常是先提出问题，然后运用史实和理论工具对该问题进行解释；而国际关系学将叙事嵌于理论之中，通常是先提出理论，然后通过史实描述来证明该理论。” “外交史家和国际关系学家应该相互借鉴，“历史太重要了，不能完全交给历史学家；理论也太重要了，不能完全交给(国际关系)理论家”。”【Jack S．Levy, “Too Importantto Leave to the Other:History andPolitical Science in the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33.】
问题又出现了，王立新教授讲的，国际关系问题要由“外交史家和国际关系学家应该相互借鉴来共同解决”，可以吗？我的回答，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仅仅交由外交史家和国际关系学家，那也是万万不可的！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周桂银教授在《乔治·凯南的外交思想》（《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中写道，“凯南的前半生，主要是在实践(驻外经历和参与决策)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现实主义观点；后半生，则是从理论上（通过历史研究和政策评论）致力于其观点的阐释。无论是作为美国外交的实践者，还是作为国际政治的理论家，凯南就其一生所逢的每一重大问题都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观点或富有创见的建议，它们构成了凯南之系统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作为理论家和实践者的经历，既使凯南成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巨匠之一，又使他在战后美国外交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如果脱离了凯南的外交思想之形成(1926一1946年)、发展(1946一1950年)和完善(1950年至今)的阶段性,脱离了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概念及其权力政治说、地缘政治论和均势外交观,那就无从把握凯南外交思想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凯南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其哲学思想,但他在不同时期的著述、建议、演讲、评论和证词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分析的全景。
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家甚至哲学家，凯南的思想又有其独特之处。这一方面是其自身之经历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他对欧洲传统的保守主义特别是对１９世纪欧洲经典外交的迷恋。其一，凯南的性格自小就与他人、群体和社会格格不入，这使他后来成为一个叛离的外交精英，代表了一种反抗者的异议，并充分反映在他就遏制理论所表现出的与杜鲁门主义相异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这种反抗性异议是一个孤独者对国际政治和外交问题的冷静思考，说明了现实主义的所谓客观性。其二，凯南对欧洲的历史和思想有一种怀旧感。他不仅欣赏近代欧洲各国的文学艺术、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还十分崇拜近代欧洲的外交及外交家。
凯南思想中最根深蒂固的是他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敌视。他提出遏制政策的原因之一乃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出于对苏联强大的惧怕心理。１９６６年批评美国政府对越南的政策时，凯南并没有忘记攻击越南共产党和越南游击队。凯南自己说，他反对共产主义是出于“基督责任”。在这里，凯南提出了西方对人类应该负起一种“监护人之责任”的说法。所谓“监护人之责任”，就是西方努力避免冲突特别是大规模核战争的爆发，以保护人类的文明——自然环境、文化艺术成果和基督教价值观。”
周桂银教授甚至于直接地称凯南是哲学家，说明了凯南在他的外交思想之形成期外交思想之形成(1926一1946年)期间，细心的观察和努力地思考，将外交实践经验上升到外交理论，再由外交理论上升到政治哲学（请注意，与周桂银不同，我在这里特别地指出的，是政治哲学）的层面，然后再在政治哲学的指引下，能在片刻之间就交出一份令世界瞩目的长电报。
凯南原本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区区一个代办，无权直接越过大使致信华府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46年2月22日，在外交领域打拼了20年仍碌碌无为的凯南终于等到了属于他的机会。当天，美国驻苏联外交使团临时代办乔治·凯南(George-Kennan)正卧病在床。由于大使正在办离任手续，凯南暂时顶替大使处理华盛顿发来的电报。当天他需要答复的一封电报是财政部询问为什么苏联人不想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八个月来这样的电报司空见惯：战争部询问为什么苏联人高层谈判没诚意；外交部询问为什么苏联人不想援助欧洲战后重建。在一九四六年的美国政界看来，苏联仍是坚定的盟友和伙伴，虽然几个月来似乎在撒娇闹着小脾气。尽管电报如雪片一般纷至沓来，但实际上再华盛顿没人指望驻苏外交官能对这些让人烦心的小脾气发表什么真知灼见，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办事员：参议员访苏他们负责安排行程，杜鲁门想给斯大林捎口信他们负责填表。政策早在华盛顿的各个部门制定好了，只是例行公事地发个电报给驻苏使馆，等着例行公事的回话，彼此走个形式，然后上交总统办公室。
但时年42岁的乔治·凯南并不想公事公办的文牍主义的既定程序中消耗自己的余生，他在20年的外交生涯中疲于奔命、兢兢业业却碌碌无为，不出意外的话，再熬几年将凭着资历派驻某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当个大使，然后退休回国颐养天年。不甘心就这样默默无闻的乔治·凯南在床上读完财政部的电报，叫来秘书多乐茜·海斯曼小姐( DorothyHessman)草拟回复，他盯着多乐茜的笔看了一会儿，“今天可得让你的手受罪了”。于是，正在发烧，重感冒引起鼻窦发炎、牙龈出血的他，哑着嗓子口述了一封八千字的回电，篇幅之长让习惯了上司谨慎作风的多乐茜大吃一惊，因为她所熟悉的外交工作原则之一是严谨、简约、扼要，如此之长的电文在外交史上实属罕见。
在这里我举出了这个故事印证了周桂银教授“凯南是哲学家”的断言，由此可知，一个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的解决必需要通过多个学科（外交史、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政治学、政治学以及政治哲学）的人才共同合作才能得以完成；换句话话，一个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的解决只能由同时具有多个学科（外交史、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政治学、政治学以及政治哲学等等）知识的人才方能解决之。
今天，是以什么样的视角来评述凯南呢？这是评述凯南的每一个撰写人事先应该清清楚楚确定了的事。这个问题也与如何地评价凯南先生、或者说如何地评价凯南先生在国际外交史与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密切相关的。前面我已经提到的中国智库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2019年8月21日发表了《时殷弘：冷战、国际关系与遏制战略》一文中，该文系7月18日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于铁军教授对谈文字稿，时殷弘教授写道，“前后延续半个世纪的冷战塑造了“二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自“冷战总设计师”乔治·凯南首次缔造了遏制战略......”。张小明教授说，“以前的总统都没有完全理解凯南的意思，只有到里根时才完全理解了，所以实现了遏制的目标，最后导致苏联垮台。”按我们的话来说，凯南是位开创并建有筚路篮缕之功的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近来世界上再次出现的纪念凯南功绩的热潮。
从学科和学理的角度看，凯南的功绩－冷战与遏制实质上是属于政治学及政治哲学、历史学世界历史学及外交史以及历史哲学、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关系学的交集领域。但是我仅仅只是把凯南的研究看作为我的研究领域的一个次要、从属的位置，因为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探索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史与思想发展史的真相上；故我写作的这篇凯南评述，仅仅作为我一个系列文章的第一组文稿。
据新浪网2021年03月30日发表了新闻报道《基辛格：美国必须学会如何与中国相处》 ，基辛格在这场网络研讨会上与英国前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对话时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人指责中国威胁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但是基辛格以为不然。“如果你想象的世界是基于争夺优势统治地位，那将是一场无休止的竞争，秩序的崩溃就将不可避免。”
基辛格表示，美国应该意识到，美中应学会相处以维持和平，就新的国际秩序达成谅解，毕竟国际问题没有最终解决方案，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给其他一系列问题打开大门。“每个政体的国家都应得到合法承认，并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如果想推翻规模相当的国家的政治结构，将可能是危险的。”基辛格提醒美国，美国现在必须决定是否可能与规模相当的国家打交道。
在基辛格的最新谈话中有个核心思想，就是要想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政治结构，将可能是危险的。
为了对基辛格这一个核心思想进行我的评说，我将在第二组文稿中，将从军事战争理论学及政治学、政治哲学、历史学及历史哲学与法律学及法哲学的视野角度(请注意，基辛格仅仅只是从国际关系学、世界历史、外交史、军事战争理论学的视野角度出发，我将用比基辛格更宽的、特别是增加了基辛格所不具备的历史哲学、法律学及法哲学、康德哲学及中国古典哲学这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叙述我的结论意见。)来，结合着比较凯南思想，来讲述张君劢先生的《国内战争六讲》历史意义；这是第二组文稿中一篇；另外，就是介绍梁启超著文《非“唯”》一文，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思想“唯物论”，并讲述梁启超著文《非“唯”》的历史意义。
二，凯南生平简单介绍
１９０４年，凯南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一个富裕的中产之家，这是一个典型的WASP，即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父亲是一名律师，他的家族来自英格兰和爱尔兰，18世纪移民美国。
凯南出生两个月后，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后来娶了一个德国女人，凯南也在8岁的时候被送到德国上学。在纯粹的语言环境中，他学会了德语，这是他掌握的诸多外语中的第一门，日后他还学会了俄语、法语、波兰语、捷克语、葡萄牙语和挪威语。
１９１７年后相继受教于圣约翰军事学校（１９１７－１９２１年）和普林斯顿大学（１９２１－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５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１９２６年，凯南成为美国首批公开选拔的人才进入外交机构，经培训被派驻欧洲。他日后回忆说，毕业选择是他一生中关于职业问题的唯一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1927-1928年，凯南先后在瑞士的日内瓦、德国的汉堡和柏林、爱沙尼亚的塔林及拉脱维亚的里加等地的美国领馆或使馆任职。后来一度曾想辞职回普林斯顿任教，因为美国官方有意让他在职进修培养成语言专家。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凯南进入柏林大学，攻读俄国语言文学和历史；选择俄语，部分原因是美国政府需为和苏联建交做准备，另一部分原因是凯南有一个远方叔叔，也叫乔治·凯南，是一个俄罗斯方面的专家，曾在1891年出版了专著《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
１９３１－１９３３年在里加的美国大使馆任职，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通称为“里加仔”）。凯南日后成为苏联问题专家，拉脱维亚的里加是一个重要起点。里加是当时西方接触苏联的门户，美国在此专门设立了一个苏联研究中心。凯南1931年被国务院派为驻里加使馆三秘，主要负责研究苏联经济问题。那时的凯南通过阅读苏联报刊及与苏联移民的接触，通过对苏联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舆论宣传的系统分析，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当时人称“里加仔”。此后，到1937年，凯南一直呆在苏联任职，走访了苏联各地。
凯南是如此喜欢从下层了解一个国家，乃至于日后他终于成为驻苏联大使后，因为抱怨没有随便接触苏联民众的自由而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仅仅在任上干了4个月。
１９３３－１９３７年，凯南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任三秘和二秘，
１９３８－１９４４年先后供职于国务院苏联科、美国驻布拉格、柏林、里斯本的使馆和驻伦敦的盟国欧洲顾问委员会。
１９４４－１９４６年，凯南相继作为顾问和代办再次任职于美国驻苏使馆。
１９４６年４月，凯南奉调回华盛顿，任国防大学副校长，
１９４７年５月出任新组建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进入美国外交决策核心，参与制定了马歇尔计划、复兴日本计划等政策。
１９５０年，凯南因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发生分歧后辞职，后到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任职。
１９５１年秋，凯南返回外交机构，并出任美国驻苏大使（１９５２年５－１０月）。
１９５３－１９７４年，凯南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其间，他除了再次应召出任驻南斯拉夫大使（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外，曾先后执教或作客于芝加哥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１９７４年，凯南以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荣誉教授之衔退休。
１９５０年以来，凯南主要从事外交和外交史研究，并就重大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发表意见，以一个历史学家和外交政策评论家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
三，凯南的政治生涯
我的《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仅仅发表到第二部分《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东方亚洲的实施成功》。就以斯大林整个隐蔽战略可以分解为斯大林西方战场隐蔽战略和斯大林亚洲战场东方战场隐蔽战略二个部分而言，就足以明确地解释了凯南的政治生涯出现的“连续着提升、重用”与“遭受到降级、废弃”的两段不同经历的全部本质原因所在。究其原因:凯南对斯大林整个隐蔽战略认识出现了成功与失败的两重性，一方面识别了斯大林在西方战场上所采取的隐蔽战略，这就是凯南的政治生涯的连续着提升、重用阶段来说明之；但另一方面，凯南又为斯大林隐蔽战略（主要在亚洲战场东方战场特别是中国）所瞒骗，为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了错误的战略政策。这就是凯南的政治生涯的降级、废弃阶段来说明之。因为“连续着提升、重用”与“遭受到降级、废弃”这两个阶段在时间段上出现了一个相互交叉的现象。
“凯南的政治生涯的连续的两段不同经历”的起点是在1946年2月22日时任駐蘇聯副館長的凱南向美国国务院發了一封長達數千字的電報，进而在发表于1947年7月《外交》杂志上首次地提出了“围堵苏联帝国主义”的政策，同时也宣布了反法西斯联盟的最终破裂。这项政策阻止了共产主义思想和斯大林主义的蔓延，将它們限制在當前范围内。也因此開啟了長達四十多年的冷战密雲。
据陶文钊《中美外交史》写道，“杜鲁门主义的提出表明，反对共产主义已成为美国的国家意识。此后不久，凯南以他八千言的电报为基础写成的题为《苏联行为探源》的文章经国务院有关方面许可，署名“X先生”在（1947年）7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指出：“美国任何对苏政策的要旨在于，它必须是一种长期的、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地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的政策”，“根据苏联政策的变动和部署情况，针对其一系列不断交换的地理和政治目标，灵活机警地运用反击力量加以遏制”。【George Kennan:American Diplomac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pp.119—120.】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重视，以致“成为报刊宣传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漩涡中心”。如果说，杜鲁门主义是美国最后发出了冷战的宣言书，那么，凯南的文章就是提出了进行冷战的遏制战略。”
1947年和1948年兩年間，凱南在马歇尔將軍擔任美國國務卿期間得到重用並對美國的對外政策的行程做出重要貢獻。
但到了1949年艾奇逊成為美國國務卿後，凯南的影響力開始下降了。
下面就集中地分析其后面一段的经历以说明凯南又为斯大林隐蔽战略（主要在亚洲战场东方战场特别是中国）所瞒骗，为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了错误的战略政策这一方面。
据陶文钊《中美外交史》写道，“1948年9月8日，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提出了一份名为《重新审查和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其中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它把美国政府绑在了一条道上，使之没有别的选择，没有活动的余地……在现时中国的形势下，潮流是反对我们的，我们需要有改变航向的自由，或者甚至抛锚停泊，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航向。”这一段话比较准确地描述了美国决策者在华政策方面的处境和心情。文件接着提出，美国的政策应是“尽可能防止中国变成苏联这个政治—军事大国的附庸”。【FRUS ,1948,Vol.8,pp.146—155.该文件即政策设计室第39号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号文件。】”
1949年2月4日由凯南主持制定的《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编号PPS/39号）文件交由杜鲁门批准正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文件，在1949年底这前，一直是指导美国对华政策的纲领文件。PPS/39号文件把美国对华政策目标从原来的“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国取胜”转变为“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即为学界称为“楔子”战略。
1948年10月11日，凯南在对海军学院学生的演讲中说：“我今天无法告诉你们铁托主义是否将在欧州蔓延，我几乎可以肯定，它将在亚洲蔓延。”【袁明、哈里哈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48页】
凯南毫无根据地将中国共产党视作为铁托主义的判断，或者说凯南严重地受到斯大林的蒙骗，我有证据说明这点。在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谈话的时侯就认为，中国共产党并非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似指中国共产党人是冒牌的共产党，就像人造黄油和真正的黄油那样。【赫伯特 菲斯：中国的纠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159】1945年斯大林在与美国特使霍普金斯谈话中也表示，他觉得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并将成为中国统一的承担者。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没有蒋介石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完全中国的统一。【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M））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482】
凯南错误地将中国共产党视作为铁托主义的判断,不仅构成了他的八千字电报以及他的政策思维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或者说像流行病毒一样严重地传染到他的顶头上司及美国政治决策人，到1950年3月15日国务卿艾奇逊在旧金山发表演讲中称，“中国尽管有悠久的令人骄傲的历史，却被迫纳入苏联政治制度和苏联经济的附属。”【Secretary Acheson,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An 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Commonwealth Club of California of San Frrancisco,Calif,on March 15,1950,Departmentof State Bulletin ,vol.22,No.560, March27,1955,p468.】
3月下旬，艾奇逊在外交委员会上仍然表达了离间中苏关系的愿望：“无论谁统治中国，即使是恶魔统治中国，如果它是一个独立的恶魔，那也比它是一个莫斯科傀儡或将中国置于苏联控制之下要好得多。”【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一1972）》第1卷（上）第205，200页】
而实际的历史事实又是怎样呢？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指出“我们要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发表文告说明这点。”【《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0页】这表明中共正式确定“一边倒”外交战略。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地表述他的“一边倒”思想，以战略论战的口气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P1472-1473)】7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通过陈铭枢给司徒雷登【FRUS1949VOL.XⅢ775】传口信表示，6月30日的文章主要是为了本党所写，主要是为了宣传，试图谈化“一边倒”文章所宣告倒向苏联一边的影响。（此处不是明确地说明了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也是诡计不断的吗！）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出访苏联，1950年2月14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得到了条约的确认。
从1950年1月底开始，杜鲁门要求重新审议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根据总统的命令，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保罗•尼兹主持起草了一个报告，于4月7日提出，杜鲁门批准了这一文件，这就是编号NSC68号的文件。该文件标志了，完全抛弃了凯南的“楔子”战略。这里应该指出，在凯南原来设计的战略的背后或者说战略思想背景，实际上是，凯南错误地认为，是苏联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威胁了美国的安全，美国应该同独立于苏联控制的共产党合作以共同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野心。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林晓光教授，他在《冷战鼻祖、遏制之父——乔治·凯南》一文中第一个提出了凯南政治生涯分为“默默无闻到风生水起，格格不入到分道扬镳”的这两段经历。
但对此两段不同经历的原因之探究是如此写道:
“乔治·凯南在政治外交领域的春风得意及其对最高决策层的影响力以马歇尔的退休告终。与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在政治理念与外交风格等各方面都格格不入的凯南被迅速地边缘化，不得不于1950年辞职。”“说到底，凯南虽然是一个政治外交方面的现实主义者，但他常常有文学家、艺术家那样不切实际的天真想法，而这样的性格如果对于学者来说无伤大雅，那么对于政客就可能是致命的。在几十年的政治外交生涯中，凯南始终没有学会在政坛生存、在官场游弋所需要的手腕、心机和权术，也不会揣摩上意、按照上司的要求“修剪”自己的思想。因此，尽管凯南被称为影响美国战后外交的“智者”、“冷战鼻祖”、“战略思想家”，但却不得不辞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职务”，而改任驻外大使。“强调意识形态对立和制度对抗的冷战之风起云涌的国际政治变化中，理想主义者乔治·凯南空有抱负和理想却始终无所作为。
1953年，被成为“冷战斗士”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致力于加剧军事领域的冷战对抗。希望缓和美苏关系的乔治·凯南与之话不投机半句多，故此被解雇。”
其实，我在这里点出了凯南二段不同的政治生涯经历的真正本质原因正是因为，一方面凯南识别了斯大林在西方战场上所采取的隐蔽战略，为美国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政策，这就是凯南的官场政治生涯的连续着提升、重用阶段来说明之；但另一方面，凯南又为斯大林隐蔽战略（特别主要的是在亚洲战场东方战场特别是中国）所瞒骗，为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制定了错误的战略政策。这就是凯南的官场政治生涯的被冷落、遭解雇的阶段来说明之。
四，凯南在世界外交史上的历史功绩评议
良知派的前辈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中有句话值得我们后来人所回味:“今夫合众一国，澳大一洲，南洋一带，苟微华人，必不有今日。今虽获兔烹狗，得鱼忘筌，摈之逐之，桎之梏之，鱼之肉之、奴之仆之，然筚路篮缕之功，在公论者，终不没于天下。”就是说，在我们今天讨论怎样正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的原则问题，要特别地注意那些有慧眼率先识破隐蔽战略并为人类开创并建有筚路篮缕之功的人，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许并不那么的高贵，也许他们在别的什么方面有些不足之处，但历史应该牢牢地记住他们为人类历史发展开创并为人类建有筚路篮缕之功，历史应该牢牢地记住是他们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建立的伟业，他们是真正的伟人！
有了这样的评判人物的历史功绩的原则之后，我们才能正确地评议凯南的历史功绩。
（1）凯南的电报表明，他（1904一2005）尽管作为历史学家出身但是一个具有一定的政治哲学的观念的外交家，特别表现在对待共产主义苏联的本质的认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