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谎言与罪行”之四
中国共产党抗日的真相
春生
中国共产党专制派一向宣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这是无耻谎言!本文以历史事实揭露中国共产党抗日的真相
中国共产党北上投靠苏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发动侵华战争。
当年11月7日，尚不到两个月，在苏联共产党策动支持下，中国共产党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机之机，公然地进行武装叛国，在江西成立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3年10月17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军，开始攻打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各个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共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国军的围攻中遭受重大损失。1934年5月，博古在瑞金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续战略方针，并确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1934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伪政府发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编造“红军长征是为北上抗日”的谎言。历史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北上“并非是”抗日”，实际上是要投靠苏俄。
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录：“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此重要的会议，根本没有北上抗日的议题。
那么所谓的长征究竟要干什么呢?
顾雪雍先生是亲历八年抗战的新闻记者，曾在国共两方从事抗日宣传，对双方均无政治偏见。他根据亲见亲闻，结合众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参考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延安代表弗拉第米诺夫的《延安日记》撰写了抗战记事《被掩盖的抗战真相》。
顾雪雍在文章中谈到：“‘红军长征是为北上抗日’——事实是：江西红军战败后突围西撤，西部省份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大部队难以存活，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接到斯大林指示：如果你们生存有困难，可撤退到外蒙边境或新疆，苏联可给援助，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定北撤。毛泽东对战友说，我们退到外蒙，将来再打回来。为了宣传，打出了抗日的旗号。在北撤途中，他们看到报纸上报道说陕北有刘志丹、高岗的共军在根据地活动，有的将领高兴地说：‘我们有救了！’于是他们就到陕北安营扎寨了。毛曾派部队向外蒙和新疆挺进，以接受苏联军援，但遭国军和军阀部队阻拦未能成功”。
杨奎松也曾谈到：“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决定撤出江西中央苏区之日起，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及情报机关内部，就迅速开始提出和酝酿着一个用于直接援助中国红军的跨国界的行动计划了” 。
“8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再度举行会议，讨论由张闻天提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所作的北上决定的必要性，并直截了当地强调了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意义。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也集中提出了背靠苏联的问题。他解释说，西北地区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然后特别强调了‘苏联在这地区影响大’的问题。他说：‘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做准备。……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8月6日。《毛泽东年谱》（上）未收录这方面的发言内容。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5—466页” （杨奎松《读史求实》）。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长征一开始是逃窜，然后是要北靠苏俄。为了掩盖北上投奔苏俄的汉奸意图，中国共产党打出抗日的幌子。
这个意图在中国共产党组建西路军西征活动中暴露无遗。
1982年2月27日，陈云说对李先念：“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 。
1983年初，李先念将收集到的29份有关西路军的历史电报稿送到陈云处，“1月5日，他委托秘书给李先念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李先念，送来的29份电报稿已经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他特意让秘书转告李先念：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之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200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2014年04月10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登《陈云李先念等1983年谈西路军问题：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抗日的
顾雪雍先生谈到：“毛泽东爱国吗？他也爱，可那时他爱的不是中国而是苏联国。日寇占我东北后，毛泽东给党内提出的主要任务，首先是‘武装保卫苏联’，因为共产国际认为日占东北是向苏联进攻的前奏，第二位任务是推翻国民政府，最后的任务是抗日。他把抗日看成是次要的事，显然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是不相符的。抗战开始后，毛规定抗日战争总方针：‘一分抗日，二分应付（应付国民党和苏联的批评责难）七分发展（发展根据地和军队）’并要求各级严格遵守不得违反，说明他依然只准花最小的力量去抗日。党内有爱国心的将领不满意他轻视抗日，林彪首先打响平型关伏击战，接着彭德怀打响‘百团大战’，他们立刻受到毛的严历批评，甚至把此事当作彭的罪行而不断批判。在毛的心目中，抗日是有罪的。为此他告诫将领们：‘你们不要以为抗日是爱国，那是爱蒋介石的国。我们共产党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是苏联’。他又发挥他这个思想说：‘我们要让日本多占地，形成日、蒋、我三国志，这种形势对我们最有利；糟糕的是日本占领我全国，那也不要紧，可以借助苏联恢复失地嘛！’他的这些指示，不是和汉奸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异曲同工吗？（汪主张先亡国再慢慢设法复国）。毛的指示，由以后事态的发展作了证明。自1940年‘百团大战’后，中国共产党部队再没有与日军打过一场较大的仗，却发动了大规模内战，抢占国民政府在敌后的众多抗日根据地，再发展到‘联日反蒋’，实现他的‘三国志’谋略” （顾雪雍：被掩盖的抗战真相）。
顾雪雍在文章中引用了曾在延安四年的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弗拉第米诺夫《延安日记》中的证言：
“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毛泽东赞成民族统一战线，却用全力使统一战线解体，毛对抗日势力的分裂负有主要责任……国共分裂是一个不祥的现实，这自然有利于侵略者。毛破坏全国联合抗日的政策，等于给日本增加了几十个师团的实力”。
“我到新乡贺龙部队去了一次，众多的贺龙部队包围了一个驻有少量日军的村子，我问士兵为什么不消灭这些日军，士兵们回答：上面叫我们不要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八路军就这样与日军和睦相处着……八路军的宣传是针对国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也是针对国军，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行动几乎全部获得成功”，“我到前线去后，深信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无意对日作战，他们把战争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机。他们让日本人与国民党对抗，如果日军击败国军，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破坏，八路军便立即渗入到那里，如果必要的话，便干掉统一战线的战友来攫夺政权。毛泽东在来犯的敌军前退却，寻找机会使国军与日军冲突。在国难当头时，这样一种手段是不忠不义而有过之”。
“中国共产党解放区有一幅离奇古怪的景色，所有单位都与日军后勤部队做买卖，到处可买到日本货。还有鸦片买卖，我在中国共产党120师部的一座房屋内看到正在加工鸦片，送到市场上去。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是以生产鸦片为特色的，成百公顷土地种着罂粟，这是一个可耻的事实。政治局要求扩大生产鸦片，派任弼时领导这一工作，鸦片是特区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品” 。
对于中国共产党生产鸦片，顾雪雍先生评论道：“当时日寇正在占领区实行‘毒化政策’，大小城市遍布吸烟馆，日寇鼓励中国人吸鸦片，吸得人们骨瘦如柴，倾家荡产，丧失了抗日的意志和体魄；日寇企图用‘毒化政策’的慢性杀人手段来消灭中华民族，而毛泽东却与日寇配合来残害同胞，这是他害国害民的又一罪行” 。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陕西洛川县城附近一个村庄内举行“洛川会议”。
在《我的回忆》第二十一篇抗日战争中，对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张国焘曾经有如下记录，“他（毛泽东）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他主张八路军应该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避免正面战场作战。
中国共产党大肆宣传的大型战役仅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 “平型关大捷”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太原会战的一部分，百团大战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唯一一起大规模的对日战斗。“毛泽东同志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毛泽东同志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见《聂荣臻回忆录》，第507页至508页) 。
在正面战场上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国民党军队。领导艰苦抗战的国民党的军队对日军大规模会战22次。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承认，“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大力发展武装力量，由抗战之初大约5万人，到1945年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00多万人。
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惨重。国民政府陆海空军队在抗战中伤亡约300多万人，其中阵亡约100多万人。
1965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中华民国五十四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写到：“我们政府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厄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悔祸投诚...收编了它陕北的残余匪军，和江南各地的股匪。初不谓共匪毛贼狼子野心，竟玩弄其邪恶的‘两手’，方其投降宣言，墨渖未干，正当日军全面入侵之际，乃即公然扬言，要‘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
2015年9月2日，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台北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时，也曾批评中国共产党“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
中国共产党联日反蒋
中国共产党为保存自己的实力，消减国民党的力量，竟然与日军共谋对抗国民党军队。
“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最近发表中文版新着《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以确切翔实的史料证明：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为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派遣间谍潜伏日本外务省，把从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卖给日本。该书认为，中共非但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还与敌人互通款曲，利用抗战壮大中共力量，为日后打败国民党军队做准备”。 “潘汉年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卖给日方国民党的军事情报的同时，也向岩井请求，中共和日军之间的停战！” ，“岩井委托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汉年支付2000港元作为收购情报费，加上由潘汉年筹办多种定期出版的刊物费等，每次另支付潘汉年1万港元”（《历史黑幕：从抗战期间中共与日军关系看》）。
以上事实，在《潘汉年 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中都有披露。
潘汉年“定期向日方汇报重庆、国军、英美动向，同时把日方情报交流原始电报传回延安。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由于岩井与潘的合作关系，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员得到岩井领事馆的护送，潘汉年移往上海并取得日方签发的特别通行证。随后岩井英一协助潘与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会面。潘汉年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建立合作后，日本外务省开始由机密费中拨款，向中共提供总额超过25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后来潘汉年提出双方停战的要求，岩井英一便让影佐祯昭与其会面建立与日军直接合作的基础” （《潘汉年 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
根据王明回忆，“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而胡均鹤则是前日占区和汪精卫的谈判代表”(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90页)。
“潘汉年以游走新四军和日占区的商人胡越明的身份介绍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会见中，他们各自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就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达成初步共识“（《潘汉年 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
“日本都甲大佐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卫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破坏铁路交通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161页，ISBN ）。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中国重庆狂轰乱炸，没有轰炸延安。日本人进攻湖北、湖南、广西，没有进攻陕西。这是中国共产党军队与日军精诚合作的结果。
“对于与日伪机关合作，中共解释说是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此次会面被国民党情报人员获悉，随后国方以此宣传并攻击中共，导致毛泽东亲自发文为潘汉年辟谣此次会面“（《潘汉年 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
抗战期间，毛泽东制定了“联日反蒋”政策，饶漱石和潘汉年负责执行任务。勾结日伪是汉奸行为，为了掩盖自己卖国夺权的汉奸行径，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牺牲饶漱石和潘汉年。1954年，潘汉年被毛泽东定罪为“国民党特务”，批示：“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 。
1955年，饶漱石被开除出党。1965年8月30日，因潘汉年案件，饶漱石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65年，饶漱石被假释出狱。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饶漱石又被重新收监。
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者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在14年的抗日斗争中，伤亡惨重。日本侵略者为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立奠定了基础。为此，毛泽东多次感谢日本的侵略。
“1950年代，毛泽东在接待来华访问的日本客人时说：‘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30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120万。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对于毛泽东的上述说法，学术界有过不同解读。但不论如何解读，大体都承认这种说法的确出自毛本人”（文|胡馨以 编辑|史毋意 监制|张鹭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怎样扩充兵力?》） 。
“根据《毛泽东外交文选》记载，毛泽东对日本人多次说‘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谈话：‘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2012-06-06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故事网《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侵略”？》）。
日本侵略军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趁机建立根据地，扩充军队，最终占领了中国大陆。为此，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者。更为可耻的是，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竟然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这是中国共产党编造的无耻谎言。中国共产党为了打败国民党统治中国，消极抗战，积极发展军事力量，犯下了勾结日军，联日反蒋的卖国罪行。国贼毛泽东竟然毫不顾忌地感谢日本侵略者为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民众不会忘记！
2021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