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强夺地方财权 中国已处在革命前夜
张杰
近日，中国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将由自然资源部门征收的上述四项非税收入，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征收。
其中河北、上海等七地自7月1日开始试点，2022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实施这项征管划转工作。这七个地方是：河北、内蒙古、上海、浙江、安徽、青岛、云南。
在这四项收入里，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大头，其他三项都微不足道。比如，2020年中国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是977.54亿元，连一千亿都不到，和8.4万亿的卖地收入完全无法相比。至于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有网友惊呼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习近平集权再次升级，从军队整编集中军犬，到设立各种改革领导小组集中政府权力，现在又通过上收财权集中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可以说，习近平已经集中了国家所有的权力，当然也集中了中国所有的风险。为什么习近平要上收地方政府财权？强权的中央和弱权的地方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危机？下面，我为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习近平上收了地方权力
在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是一个大问题，一直处在集权和分权的博弈之中。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划分中最重要的就是财政权。
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财政体制一直处于变迁之中，可分为四个阶段：1950年―1979年间“统收统支”，地方无权；1980年―1993年间“分级包干”、“放权让利”，地方有权；1994年至2018年中央地方实行“分税制”，中共吃肉，地方喝汤；2018年后，国税、地税重新合并，中国退回到中央集权，分税制成为历史。
为什么中央要收回地方政府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呢？我们看看数据就明白了。2020年，中国卖地收入是84142亿元，同比增长15.9%；今年前4个月是21383亿元，同比增长35%。2020年，中国税收收入是13.68万亿元。地方卖地收入相当于中国税收的60%，自然是地方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
中央收了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实际上就收了地方的财政权，这样就牢牢控制住了地方的权力。无权的地方政府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仰仗中央的鼻息。中共上收地方财权会带来一个直接的后果，那就是地方失去了发展的积极性。习近平政权为何要出此招呢？实际上，也是事出无奈。因为越来越庞大的地方债务，使中国经济危机四伏。
有经济学者指出，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通过无限度的借债来维持城市建设，而不考虑债务偿还；绝大多数市政府的财务状况都远远不足以支撑这样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投资，也无法偿还如此规模的城市建设债务。去年12月8日，中共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副主任薛虓（肖）干在一个研讨会上说，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越来越大，债务率将要接近警戒区间下限。薛虓干表示，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券债务余额将高达26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按这个规模发债，地方债可能在2021年进入警戒区间。中共国债协会会长、前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也曾表示，2020年年底地方政府债务率会从2019年的82.9%上升到接近100%。该数值在2018年是76.6%。而国际通行的警戒标准是100%～120%。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21年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60166亿元。
有经济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将非税收收入的地方卖地收入收归税务局征收，象征着地方政府已经几乎没有财权了，中央和地方的蜜月彻底结束。以前没有完工的工程要想不烂尾，地方就不得不向中央请款。但地方政府为了减少麻烦，大概率会不再规划新项目，先把手里的做完再说。比如，2016年京津冀规划了3500公里的城际铁路，投资额可能达到6500亿元，2030年完成。其中，北京至唐山的城际段铁路里程149公里，设8座车站，建设工期4年，总投资449亿元，要求2020年完工。但现在（2021年6月）还在施工中，说2022年建成。同时，相对富裕地区公务员收入也将随之减少。举个例子，苏州市政府的公积金就比省直属的明显要高，因为江苏省政府要考虑全省，而苏州市政府只需要考虑自己就行了。
第二，地方财权弱化会加速中国政治危机
中央上收地方的卖地收入是对地方财政的釜底抽薪。地方政府如何实现发展的业绩，支付公务员的费用，维持庞大的维稳支出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各种罚款、管理费，甚至滥收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如此这般，将会进一步加大中国的政治危机。
郭建龙在文章《警察国家必毁于脆断》中通过分析突尼斯和埃及所爆发的阿拉伯革命，得出警察国家因为财政经费短缺将造成政治动乱的结论。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观点。
他写道，维稳必须要有超过社会承载能力的警察势力，为了养活大批警察，又必须让他们自己搞出一定的收入，而警察为了获得收入，必须将许多生意变成非法，再从这些行业中获得薪水之外的收入。政府只能允许警察这么做，并在必要时为警察背书。但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一旦为警察背书，就必须为警察所有的行为负责；一旦有人死去，人们对警察的怒火必然会转移到政府头上。
在维稳经费出现困难的时候。由于警察以维稳为目的，这样的警察执法效率会越来越低下，但是花钱能力却越来越高上。有一天，当政府财政出现困难，即便加上警察罚款收入依然无法保障警察的执法积极性时，社会就会出现脆断现象。这时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爆炸。
中国以维稳为目的建立起了庞大的警察组织，并钳制舆论，防止人们反抗。中国比突尼斯和埃及拥有着更多的人口，更广阔的国土，更要命的是，它有着更强大的政府，也拥有着更加逆来顺受的人民，同时，它的财政如此丰裕，想雇佣多少警察就可以雇佣多少警察。这样的一个超级国家，是否能够依靠维稳而实现长治久安，避免脆断的命运呢？答案是不可能。
首先，中国在很长时间内能够保持稳定，是政府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依靠“往死者嘴里塞毒品”，或者“虚构嫖娼”的方式，将事情掩盖过去。由于人们缺乏怀疑精神，也必然倾向于认可政府的权力。
但是，中国最终还是会出问题，原因不在于软弱的社会和犬儒的人民，而在于维稳机构本身。
维稳机构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会蚕食掉一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力，在最初表现得还不明显，日积月累，即便经济再强大，也总有在维稳的幌子下被吸干的那一天。一旦经济被吸干，政府将无法再获得丰裕的财政；一旦财政无法养活庞大的警察群体，而政府又离不开警察的维稳，就必须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
于是，各种抓嫖抓赌，各种许可证，各种以维稳名义收取的费用，必然呈现几何级数攀升，警察们扰民的程度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
在他们扰民增加的同时，执行能力却在逐渐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无法控制社会的稳定。这就是革命爆发之时。再大的超级国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维稳的道路，哪怕持续的时间再漫长，也必然以脆断为结束，脆断之后的结局也必然更加混乱。
实际上，中国早已走在脆断的道路上。只是这种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让中共当权者抱有侥幸心理，但又时刻恐惧不安。
郭建龙的文章写于多年前，但今天中国政府的财政已经被习近平政权折腾得差不多了，现在又搜刮地方财政，使本来不富裕的地方政府变成了穷光蛋。不仅是维稳的警察没饭吃，就是官员和公务员也朝不保夕了。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中国政府上收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实际上断了地方政府的财路，尽管有利于控制地方债务、发展欲望和腐败，但也沉重打击了地方政府的发展积极性。地方官员为了提升业绩只得回到跑中央部委争取经费的老路，不仅加深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进一步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土壤。财政饥渴的地方政府并不会因为财权的减少而减少支出，也很难减少公务员和维稳的经费支出，无钱和刚性支出决定了地方政府只能就地取材、羊毛出在羊身上，加大对民营企业的罚款，增加罚没收入和滥收费，进一步激化官商、官民冲突。当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权利被侵害，社会群体冲突事件会不断发生，加上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围堵和对抗，习近平政权会更加进退失据，中国的革命就会加速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