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奇人奇事之电话骚扰
毕汝谐
2006年某一天,我没来由地想起文革年代的两个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
男的姓王,女的姓徐。
(哦,我的上帝,毕汝谐这辈子没来由地想过、做过多少好事、坏事、不好不坏的事情啊。)
我恨他们,却又不是非常恨他们,程度适中。文革年间,他们两个组织、主持过批斗我的群众大会,
王工宣队员却又出乎意料地对我网开一面。批判会一开始,
有个王八蛋率先提议要彻底清算毕汝谐拍婆子的罪行,全体革命群众热烈响应;
嗯,我甚至看到很多人眼里那种如饥似渴的盼望(我坚信他们都是手淫患者);
我由是臊得低下了头,两颊发烧;这时候,这个王工宣队员却出乎意料地说:
生活作风的问题,我们不整;大家揭发批判毕汝谐的反动、落后的言行吧。
我如蒙大赦,松了口气。我简直不相信一个普普通通的工宣队员竟然有这么高的政策水平;
我觉得他的水平比倪志福还高呢,不进中央,太可惜了。
闲着也是闲着;我想对他们两个进行适可而止的报复。
我通过北京一个铁哥们查出这两位工宣队员(哦,前工宣队员!)的家庭电话。
某天下午两三点钟,这是纽约时间,也就是北京时间清晨两三点钟,我打过去越洋电话,
一言不发,形成骚扰;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座机电话没有静音功能,也不可以灵活地拔除电话线。
深更半夜,电话一响起来就很吵人;徐女吃不消了,很快就改换了电话号码。初战告捷,我很满意,
从此专攻王男;谁知这位先生油盐不进,是块难啃的骨头。
王男毫不示弱,每次接听,总是恶声恶气地质问: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一回踢上铁板了。是的, 铁板 铁板 铁板 。
一个在文革期间能够说出生活作风问题我们不整的工宣队员,绝非等闲之辈!
而且,我相信王男猜出此人就是当年的毕汝谐;当年,王男总是居高临下地问我:
你学毛选有什么心得呀?我随便拿起毛选的某一篇文章,肆意发挥,滔滔不绝,令他惊诧不已。
而且,王男也知道我恨他,因为我看他的眼光是抱有明显敌意的,彼此心照不宣。
相隔四十年,我与王男展开了一场电话马拉松之战。我隔三差五在纽约时间下午两三点钟打过去,
王男积极接听;有时候是他的老伴儿接电话,嘟嘟囔囔地抱怨说:好不容易才睡着,
哎呀,又被你吵醒了,你到底是谁呀?
我自然一声不吭。
王男以非凡的韧性,对抗我的马拉松式的电话骚扰。
他只能忍受忍受忍受,就像四十年前我只能忍受忍受忍受。可是,旷日持久,
我已经感受不到报复的快感了,反倒觉得我的生活平添了一种负担。
我与王男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互相折磨的模式,却不得不如此耳。
到了最后,我在心里苦苦哀求:老王,老王(不打不相识;我已经这样亲切地称呼他了),
你赶快换个号码吧,换个号码,咱俩的恩恩怨怨就了结了。
但是老王就是不肯换号码。非善茬老王碰上了非善茬毕汝谐,针尖对麦芒;他一直坚持着接听电话,
用文革时髦语言来说:一直坚持着与我对着干。我简直拿他没有办法了。当然,他拿我也没办法。
我想起杰克伦敦短篇小说热爱生命,那个半死的淘金人与垂危的饿狼的抗争;
狼是动物中最有耐心的(小说里有句话:这条老狼的耐性真惊人啊),可是淘金人也表现出惊人而又可怕的耐心。
就这样,从2006年到2008年,几百次电话骚扰!我烦死了,腻死了!我在心里苦苦哀求:
你赶快改了电话号码吧,咱们俩的恩恩怨怨就一笔勾销了!你好歹给我一个台阶吧,
你别再接电话了,我打几次,也就不打了。
但是,老王不屈不挠,死扛到底。
我受不了了!我还有好多正经事呢,耗不起了!
最后,我竖起白旗,打退堂鼓了。
最后胜利属于王男。他赢了,我输了。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毕汝谐说:工人阶级了不起。
人到晚年,每日三省吾身;睚眦必报——这样做是好还是不好呢?
如果拘泥于世俗的迂腐观点,睚眦必报自然不好。
然而,从心理学角度看问题,报复行为也具有积极影响。报复行为其实是一种精准的回应,
有助于解放自我。
文革年代,我只能听凭男女工宣队员的主宰, 如同俎上鱼肉 ,完全不具备反击的能力和机会;
我只能被动接受驴唇不对马嘴的批判,被动接受愚蠢而蛮横的填鸭式的洗脑,以至于我的内心极度脆弱;
长此以往,被压抑的报复心理,很可能导致恨意倒灌,伤害自己(例如抑郁症)。
从心理层面看,睚眦必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这种负面情绪;被伤害却选择宽容,
完全不符合毕汝谐这样一个北京土话叫格涩、英语叫special的奇葩人物的行为规范,
毕汝谐是文化革命造就的恶之花!
人性自私,往往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强行忍让,有可能导致心灵创伤,
甚至严重的自我否定。
心理学研究发现,适度的报复行为,对生活中所遭受的各种打击予以回应,
有利于我们释放压力,避免陷入困境。
所谓睚眦必报的积极意义,是报复心理、报复行为对于心理和身体层面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