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知荣辱之时，就是共匪完蛋之日
苏明
前几天网上出现了一则新闻，说的是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前的草坪上，有一群中国的大妈在跳广场舞。看到这条消息后，确实感到心里七上八下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有朋友劝我说，对于这种事不必说话。理由很简单，跳广场舞的这群大妈基本上就是一群无人格、无灵魂且又不知所谓的无耻之徒。
这位朋友对这群大妈的评论实在是精准之极，早就听说跳广场舞的这群人的相互关系十分混乱，而且相当肮脏的丑闻不断传出，已经成为中国民众不齿的对象。更有人揭露出这群人其实就是文革期间的那帮红暴徒的残余，由于在共匪领导下的暴民造反的痞子运动中，没有捞到政治或经济上的任何利益，形成了心理上的任何利益，形成了心理上的一个永久的阴影。于是不遗余力地发掘他们认为可利用的机会，去发泄或化解他们心理上的阴影，并试图捞到些他们曾经是没能捞到的利益。因此也就不难知道这群跳广场舞的大妈是些什么人了。
这种人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就见到过不少。文革的中后期，农村也经历了计划生育运动，整党的吐故纳新运动，批林批孔运动等等。每次运动开始，每个村子里都有几个人跳了出来，天天找工作组的人去汇报，把村子里每家每户的隐私，添油加醋地夸大一番，得到了工作组的信任和依靠后，就在村子里耀武扬威一阵子。待到运动结束后，他们仍然是村民最看不起的人，被村民叫做运动红。这种人村村都有，不少的人还是从闹土地改革时开始的运动红。终他们的一生，都是挣工分，吃着半饥半饱的口粮的贫下中农。
在这种人的心理中，认为动乱的运动就是他们提高身份的机会。为了表现自己，就必须对别人造谣、污蔑、栽赃、打倒，甚至害死，才能使他们出头。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共匪政权给他们好听的称呼，只是为了利用他们，切身利益就都被共匪拿走了。试问一下，广大的中国老百姓，有过谁是从共匪政权中得到过实际利益的？一起打天下的共匪，尚且内斗、火并得血肉横飞，又怎么可能把利益让给老百姓呢？
这帮把广场舞跳到外国的大妈，或许是在弘扬中华文化。其实可能性不大。一群不懂得何为女人四德和从一而终的大妈，又怎么可能懂得什么是文化，什么又是传统？再不然就是响应共匪大外宣的号召，让世界知道什么是共匪的软实力。黔驴技穷的共匪知道，马主义、毛思想这套暴力的软实力世界是拒绝的。
消灭贫穷的社会主义被共匪搞成了制造贫穷，受到了世界的谴责。中华传统提倡的是四维八德，而中国早在二十年前就被世界定性为贪污腐败第一大国和假冒伪劣第一大国。在这种情形下，再去宣扬共匪是如何伟光正，岂不让世界笑掉大牙？把万世师表的孔夫子也搬了出来，在世界各国开了几百家孔子学院，可是能够明白和讲授四书五经的人却没几个。弄得孔子学院变成个识字班，弄得共匪也觉到不好意思，于是开始教给学院的人包饺子，炒酱爆鸡丁，扭大秧歌。
我相信孔夫子是不会扭秧歌的，而且也没有吃过饺子。中国人吃馄饨是从宋朝开始的，从馄饨演变成饺子是后来的事。我更相信的是共匪派来孔子学院的老师，既不懂四书五经，更读不懂已经翻译成英文的《中庸》和《孙子兵法》。更何况孔子学院已被多国政府关闭，因为孔子学院进行的不是学术交流，而是在宣传共匪的意识形态。
共匪长期造就出来的犬儒、捂毛、篾片、自干五、小粉红的素质太差，除了喊喊口号以外，就连一句正常的话也说不出来。利用它们去骗中国老百姓已经骗不了了，更何况共匪的愚蠢话和做法，反而引起一些自干五、小粉红的批驳。连国内公众视听的阵地都站不稳的这支捂毛、篾片队伍，当然就更上不得国际舆论的台盆了，于是广场舞大妈就勇敢地接受了大外宣的重担。
我始终记得，这帮大妈在文革期间跳的是忠字舞，是向世界三大魔头之一的毛泽东表忠心。就是这个毛魔头，仅在它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那场十年半的文革浩劫中，就造成了三千七百万中国人死于非命，七千多万人无端受到触击，连同家属共四亿多人倒霉。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几个数字已经广泛地被国内外的人民记住了。这群大妈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不想知道？不去反思，可以说是不求上进。把文革中喝下的狼奶的暴力思维，变成了现在的这种不管不顾的、无视文明和进步的习惯，把最低级、最见不得人的下里巴人的东西拼命地表现出来。就如同我前面提到的农村里的运动红们，在运动过后的平常日子里，也眉飞色舞地唱《十八摸》，而且唱得有声有色。随着大妈跳广场舞的音乐的音量提高而扰民，被投诉的事时有发生，可偏偏就是这群大妈喜欢这种高分贝的不招人待见的音乐。
说来也可怜，享誉世界的西方古典音乐对这群大妈来说是对牛弹琴；那么中国的古典音乐《月儿高》、《春江花月夜》，他们又感到太过阳春白雪，实在受不了；那么我们的地方音乐如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等等，他们又体会不到其中意境。
虽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但在音乐方面始终拿不出什么去贡献给世界。尤其这七十多年，就更加可怜。《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社会主义好》、《唱支山歌给党听》之类的东西，连中国人都不接受，更何况国际社会了。一首《茉莉花》的歌少了些暴力，可是这支歌是起源于青楼文化，与扬州妓院中的妓女调情时唱的小曲。男人或许会哼唱两句，但女人是绝对羞于唱这种小曲的。
七十多年唯一被世界接受的是1958年两位上海的作曲家写出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被德国的不来梅交响乐团作为保留节目去世界演奏，可怜两位中国的作曲家却双双惨死在文革浩劫中。这群跳广场舞的大妈的表现，正反应出我们民族中残存的暴力意识在共匪的暴政统治下复活，尤其配合了习蠢货的复辟红色恐怖和当一尊搞个人独裁的企图。
去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说过，共匪不等同于中国人民。这句话立时成为了世界名言。也就是说，共匪坏，而且还是个跨国犯罪团伙，并不等于中国人民也坏，也去跨国犯罪。这句话把中国人民从共匪的邪恶名声中解脱了出来，肯定了中国人民是优秀的人民。
今年美国总统拜登说，要把习蠢货和共匪团伙分别对待。这句话说的是，共匪虽然是给跨国犯罪的团伙，但指使人就是习蠢货，一切的坏主意和罪恶的勾当的主使人是习蠢货。所谓擒贼先擒王，进步文明国家首先要打击的是习蠢货，然后再去消灭共匪这个政权。美国国会也相应地提出了一个动议，那就是凡是真诚弃暗投明的共匪高官，可以获得五百万美元的奖金和美国的身份，以此瓦解共匪这个政权。
这样一来，就有了习蠢货在6月18日带领一帮共匪的高层，再次上演了举手宣誓和永不叛党的丑剧。但是根据澳大利亚的情报部门的调查显示，就在最近已经至少有五个共匪高层叛逃了。这就说明即便是共匪高层在世界反共的大趋势下，也都急于和习蠢货以及共匪政权撇清关系，不想和共匪这条沉船一起沉入大海。犬儒、捂毛、篾片、帮凶无法停止沉船的覆灭，难道这群广场舞大妈能够修理好这支即将沉下去的破船吗？
国内国际反共灭共大趋势如此，尤其国内已经有了智士、勇士拿起武器，用武力抗击共匪。国际上对共匪的制裁惩罚一个比一个严厉，共匪的人大常委会的十四个副委员长都被实名制制裁了。所谓的令世界瞩目的高速中国经济增长，已成了昨日黄花。中国重返地摊经济的困难时期景象，更不必提身处四面楚歌，八方制裁的共匪政权了。
我永远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良知和道义的那条底线是打不破的。不要说共匪毒化中国人七十年，即便是七百年，共匪也打不破中国人民天性中的这条底线。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匹夫在天生的血液和灵魂中就有仁义礼智信的责任感和义务感，适时地做该做的事。正派的女人信守温良恭俭让的戒律，同样也做份内该做的事。
除此之外的中国人，就只有孔夫子所说的“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生怨“。孔夫子说话是很客气的，他把这种人称为博地凡夫。意思是只要这些人守本分，会思考，愿意读书上进的话，也能成为圣贤。但是道家学术思想就严格得多了，直接称呼这种人是愚夫蠢妇，甚至在文字中用倮虫去称呼这些人，根本不把这些当作是人来看待。这种人除外的所有的人，只要上进读书，都可以成为真人，至人和神人。
这里再引用《弟子规》中的十二个字：”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稀。“虽说流俗众，但是流俗的众人中，面对暴政欺压不反抗，不抗争，反而还去高喊”幸福、强大、自豪和骄傲“，那就不是流俗了，而是人中的败类，要从人类的这个大家庭中剔除。至于他们是什么，我们不必去评论，只是不把他们当人看待就可以了。
在这个共匪一百年的疯狂期间，各式各样的人都跳出来，都要做一番表白，当然立场各异。由于共匪的严控，正义的声音几乎根本听不到，恰恰说明共匪治下的中国社会是多么的黑暗。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话语权，更有自由言论的权力。
喉舌采访了各式各样的抬轿子、唱赞歌的人，其中不少的人宣称自己已有三十年或四十年的党龄。还有些人穿上了文革期间的三块红的军装出来表白一番，说的都是口不对心的胡言乱语。因为当了一辈子的人，终于有一次机会上电视，也算是对得起列祖列宗了。却没有想想，祖德家训能否饶得了他？
我一生中背着的一个最大的污点，就是曾经加入过共匪。18岁多我当兵不到一年，因参战立功被宣布为党徒，从此每个月6块钱的津贴就变成了5块钱9毛5分了。算起来，我当过兵，打过战，立过功，仅这一经历就比习蠢货强多了。若论党龄的话，我是19岁成为党徒的，至今有52年党龄了，也比习蠢货长。我相信我的名字至今仍然在习蠢货洋洋得意的九千万党员名单上。所幸的是，我只是个党徒，而不是党棍。
我从未当过书记，但我却考上了大学，完整地学习了一个专业。以后发表了十三篇论文，其中有三篇是发表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上。如果说扛两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习是比我强。但是我的十三篇论文是干净的，既没有抄袭剽窃，也没有人代写，所以我的知识和学问是真实的。正是因为如此，我开始了反共。离开军队之后，我就不再交党费了，也没有参加任何的活动。89六四大屠杀后，我更坚定了我的反共的意志，感谢加拿大政府收留我至今。共匪政权被国际社会孤立，被当作是跨国犯罪团伙对待，完全是共匪自作自受的结果，与中国人民无关。如果有中国人为共匪打抱不平，那就只能证明这种中国人和共匪一样，同属于无人性、无人格、无灵魂的土匪、流氓和地痞。
早在四十多年前文革结束后，就有不少的有识之士提出，共匪搞了一场十年半的文革浩劫，中国人民有没有责任？最后的结论是中国人民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政权干出了作死式的疯狂举动时，人民就应该起来去拨乱反正。无论打出了什么样的名义去瓦解这个政权，还国际以太平，还人民以安生。
政权疯狂了，部分的人民就跟着起哄、折腾，当然就造成了人间的悲剧。共匪反复多次的疯狂，人民也就习惯于跟着起哄折腾，中国人民难道不该负这个责任吗？共匪是穷了也疯狂，富了就更疯狂。部分中国人也同样，于是近二十年来在世界各国的中国人被叫做中国猪的称呼就普遍了起来。被骂为中国猪的中国人似乎也找到了回骂人家的理由，那就是骂人家是种族歧视，看不起中国人。
有机会去到外国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表现出我们文化的优秀，和人文的礼仪，让外国人知道我们是来自于礼仪之邦的人，还要让外国人感觉到一个中国草民的言行是与共匪的举动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然后再去说我们的几千年文化和孔孟之道，才会使外国人尊敬我们而不会骂我们是中国猪。
每个人的体面和尊严是要自己去做出来才能得到的。广场舞大妈和朝阳大妈的被人轻贱的称呼，正是因为他们的作为才得到的。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有的良知、道义底线尚存的中国人，发挥各自的专长，采取自认为有效的做法，铲除共匪，为建立一个有未来的中国做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