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与她的时代（第四十一章至第四十三章）
陶洛诵
第四十一章
我的第一次人生挫折来自小学升中学的考试。这件事情引起我许多哲学思考。在这个世界上，能掌控在自己手里的事情并不多。把本来可以办好的事情办砸在我看来是最不可原谅的。
那道求圆柱体表面积的数学题我丢了几分，使我与第一志愿中学失之交臂。
我只算了园柱形的侧面积，没算上下底。这个错误犯的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一向大大咧咧（用这个词形容自己是很难听的，可我确实如此），马马虎虎，丢三落四。审题时只看了一遍，把“体”想成了“形”。两个小时的考试我一个小时就做完了。这一个小时里我还花费了不少时间在不必要之处，这卷子右边留白的计算处，我的草稿整齐漂亮，横线都是比着尺子画的。
我检查了一遍，没错。我就洋洋得意地坐等打铃，等我发现自己的错误时正是打铃之时，改错已经来不及了......
当我拿到第二志愿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嚎啕大哭！这个回忆让我看到自己像个小泼妇，我在屋子里捶胸顿足，泪花四溅的同时还高呼：“我这辈子白活了！我这辈子白活了！”
我的哭嚎带来了开始挨爸爸打的记录。
他一向不相信学校的教育，从小亲自教我们读书，我不听他的，他说：“怪不得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就随我去了。他听到我高喊：“白活了！”气不打一处来，冲进我的屋子问：“那么多人都没进师大女附中难道都白活了！” “你这错误思想是从哪儿来的？”这已经牵扯到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大是大非问题了，他不能坐视不管！
我边哭😭边想：“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就想进好学校。”他对我的如丧考妣的哭声怒不可遏，猛地对我右肩胛骨打了两拳，我终止了哭声，同时在心里发誓努力三年考上师大女附中。
小时候，爸妈打过陶湘诵，在我眼里，他没有任何错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打他，我没有能力也没想到用自己的身体为他挡打，我只能心疼地陪他哭泣。我妈妈大声斥责我：“打他你哭什么！”
陶江和陶淮从没挨过打，从那以后挨打的只有我一个了。
第四十二章
我一生中最踏实学习的三年是在女十二中度过的。小学以玩为主，高中以思想教育为主。只有初中心无旁骛。但在上初三时，学校带我们到农村参加劳动，我被折腾得大病一场，住进了同仁医院。
放倒我的是一只跳蚤，它在我发育丰满坚挺的处女乳房上叮了一下，紧靠粉红色的左乳头旁边的乳晕上，我的皮肤出名的雪白娇嫩，吹弹可破。太痒了，我狠狠地用指甲划了两下。
我们这些女孩排成一列睡在老乡的大土炕上，个个被跳蚤咬得东抓西挠。
第三天，我这个学习委员和班长张文英发烧起不来床。校医给我们俩服退烧片。
我支撑到回家，一进家门就晕倒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是躺在崇文区同仁医院内科病房里，手臂上插着管子，管子连着吊瓶。爸爸坐在床边，看着我。
爸爸告诉我，看见我晕倒，他的腿吓软了，奶奶哭了，以为我不行了，他勉强拖着两腿跑到五条胡同口的出租汽车站......
若干年后，我的狱友邢泓远在狱中得了肺结核，警察怕她死在拘留所，把她放了！她见到我说：“幸亏我们家有钱，要是别人就死了！”
我现在想起她的话，用到当时我的身上，也很合适，幸亏我爸爸有钱，及时叫出租车，送我到好医院，付得起医疗费，住院费。要是发生在一个穷人家庭的孩子身上，麻烦就大了！
这是63年九月，我第一次接触农村，女十二中让我们初三的学生一开学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结果是我大病一场，十一国庆节我在医院过的。我的白血球十万，医生查不出原因，直到我被迫（一直不好意思给人看乳房）露出左乳，她才恍然大悟。
想不到的是五年多以后，中国大地上掀起“上山下乡”运动狂潮，一千多万名青少年被驱赶到农村参加插队落户，最小的十一、二岁，我们中有多少人生病，得不到及时治疗死亡或落下毛病，至今不知道有没有个数字？
这批人堪称最悲惨的一代，三年人为大饥荒正值发育时期吃不饱饭，求学时期赶上文革又被赶下乡，每一个人的身体上精神上都是历历疤痕，能生存下来已是不易！
第四十三章
我在61年9月1日进入女十二中到64年8月份毕业，我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以刻苦学习为生活主要内容，所谓刻苦就是课前预习一下，主要是数学课，其它课大可不必，这养成我自学的习惯，所以在初三我从医院出来，年轻的数学张老师给我补课，她说：“噢，你已经学到前面去了。”
三年里，我每门功课都是满分，包括音乐，美术，体育。初一时，我考上什刹海业余体校舢板队，顺便学会了跳水。
大饥荒年代物质生活贫乏，精神生活却很丰富，书店里卖着各色各样的文学作品，（87到澳洲后听阿德莱德大学徐家祯教授说中国解放后，文化部曾有过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翻译全世界的文学名著，但后来没能执行）电影院放着各色各样的外国电影，奥地利”冰上的梦“是我的最爱。其次是苏联电影，他们根据俄罗斯白银时期伟大作家的作品拍成的电影，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黑桃皇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意大利的“她在黑夜中”，香港名星夏梦演的“抢新郎”，“新寡”，......
我在微信上发表的文章里说过“电影院是我的第二个学校”。
初一初二我过得顺风顺水，两届的班主任许生华老师和蒋玉华老师都对我宠爱有加，所有的课目老师跟我关系良好。
初三时，尤其是进入1964年，国家从大饥荒里走出来了，大街上却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配合的是电影，一个叫刘介梅的工人形象被批判，说他忘记了在旧社会受的苦，穿裤子要笔挺带缝的。纯粹没事找事，把人思想搞乱！
我们班换上来三个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除了前面提到的数学张老师，还有教农业基础知识的班主任高淑琴，教语文的范老师。
我从医院出来几乎全班的同学都到我家看我，张老师主动给我补课。但高老师没说一句安慰我的话。只要有动员“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会和活动，她必要我参加。她可能看我一心向学的劲头不顺眼。弄得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回家问妈妈：“妈妈，我需要做两种准备吗？”妈妈说：“你考得上高中。”
我忘了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对谁说的：“我妈妈说我考得上高中”这么一句无关紧要的实话让我丢了金质奖章。
我三年六个学期都得优良奖章，毕业时，可以得一个金质奖章（我们那会儿，也就是一张纸）。可是在毕业典礼上，却没发给我。我当时已经接到师大女附中的通知书，得没得那张纸对我无所谓。
妈妈感到非常奇怪，就去问，得到的答案竟是与她有关，她对我说：“你怎么对别人说，我妈妈说，我考得上高中，不用做两手准备。”后面“不用做两手准备”是汇报者加上去的，我那时十六岁，还没上升到对人心认识的高度，但是已经感到说实话带来后果的可怕。
爸妈从小教我们诚实，小时候在儿童电影院看外国电影“说谎的鼻子”，主人公一说谎就长出长长的鼻子，爸爸对我说：“你们不会长长鼻子，因为你们不说谎。“这更巩固了我说实话的习惯。
57年反右斗争，爸爸亲眼所见那么多知识分子因为言论被打成右派，轻则降职降薪，重则开除工职，劳动改造，有人甚至家破人亡。对他心理造成影响，他开始对我们说话严加注意，在如何解决又不说谎又不与社会要求冲突上，他对我说：“坦率不是目的！”
言论自由，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不让人说实话，太不人道了！
文革中，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一个人跳楼自杀，临死前，他看着围观群众，挣扎说：“我是不小心跌落的，毛主席万岁！”
（202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