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正倾力上演“黑社会治国”大戏
——我的第四次黑监狱遭遇小记
这是我第四次进黑监狱，而且痛楚超过前面三次。
在此前的十余年维权生涯中，我曾先后三次被关进黑监狱，无非是赴京上访，被上海驻京办或街道办人员控制，然后递解上海，关入黑监狱，一般每次大约十天左右，手机可以继续持有。
而最近这次黑监狱，却与以往大不相同。先后经历了暴力绑架、搜身、强抢手机包包和随身物品、囚禁长达20天，甚至过了七一还不放人，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释放。
三年前的2018年6月27日，在化日光天之下，在上海市公安局门口，我被静安区033702号维稳警察毫无人性地踹断左侧四根肋骨。按照法律规定，我的伤势介于轻伤和重伤之间，033702号警察至少构成故意伤害罪（轻伤），按照法律规定，要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年多来我无数次向从下到上各级公安局和检察院（上至公安部和最高检察院）报案、控告、举报、投诉，甚至尝试诉讼，但所有的努力都是泥牛入海，033702号罪犯至今逍遥法外。在我四根肋骨被畜生警察踹断三周年之际，我再次到帝都上访维权。
6月17日，我被上海驻京办及虹口区嘉兴街道维稳人员控制。随后，像贩猪仔一样，我被嘉兴街道社保队周队长等维稳官员转交到一男两女陌生人手里，上海维稳官员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其中一个彪形大汉年约二三十岁，凶神恶煞一般，厉声喝令我上面包车。我不肯上，问他们是什么身份。
“第三方。”
“什么第三方？我跟你们没有关系。”我继续追问并意欲离开。
“说第三方就是第三方，问那么多干嘛? 到我们手里，就要听我们的，你个老太婆给我放老实点！”凶神恶煞男马上抓住我，用力抱住我后腰，与那两个年轻女人配合，连摔带搡、连拖带拉就把我塞到面包车里。
被绑架上车后，凶神恶煞男要抢我的包，我死死抱住不放，但是仍被她们抢去。在我的坚持下，才勉强保住了钱、房门钥匙和身份证不被他们拿走，包包、两个手机连同充电器、上访材料等所有物件都被他们抢掠。两个女人对我从上到下搜身，连乳房都要摸，搜身搜了两遍，比对待犯人还要恶劣！
我痛斥他们没有执法权，这是黑社会绑架和抢劫，并声言要去告他们。凶神恶煞男马上回应：随便你去哪里告！中国这么大，你还能找到我们呀？
通过多年的维权经历，我知道他们是与政府或者贪官有某种肮脏关系的黑保安公司的人马。这些执行人身强制的人，没名没姓没身份，甚至连所在公司或单位的名称都不告诉你，这不就是黑社会吗？但就是这样的黑社会维稳，却在上海和中国大行其道多年，而且愈演愈烈。全世界允许黑社会执法的国家，全球恐怕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号称国际大都市的上海，现在是黑社会执法的天堂。
凶神恶煞男所以如此嚣张跋扈，还不是因为从政府那里得到了默认的作恶授权？跟维稳警察的默认无限作恶授权一样，只要不出人命，大可腾挪回旋。即便出了人命，也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不了找个临时工受过。这样的案例还少吗？我在化日光天之下，被维稳打手033702号警察踹断四根肋骨，迄今求告无门，凶手逍遥法外。
我被押送上高铁。6月17日晚上抵达上海，直接被关入位于杨浦区的芭堤雅假日酒店三楼8309号房间（地址是杨浦区闸殷路311号）。这是一处黑监狱，可想而知这里关押了许多访民。与我同一时期赴京的上海访民很多，大多数摆脱不了被关黑监狱的厄运。
我所在的房间有三张床。其中一张行军床被用来顶在门上，防止我逃跑。床顶在门上，只留下很窄的一条间隙，用于进出厕所。进出厕所时，我只能侧身艰难通过。两个女看守一天24小时盯着，其中一个睡门口那张床，另一个睡靠窗那张床，而我住在位于里侧的一张床上。餐食被传入，别指望利用就餐时间逃跑。窗户被钉死，开窗最多一到两寸，让你明白插翅难飞。这里就是一个不叫监狱的监狱。所不同的是，白监狱每周大约有一次放风时间，这里的“黑监狱”没有放风机会。我从被关入到放出，一次也没有被允许出去放风。
在这里必须遵守他们的规矩，就像凶神恶煞男所说的：“到我们手里就要听我们的，放老实点！”如果言辞顶撞或者试图逃跑，就会招致皮肉之苦。我深知这里是法律消失的地方——其实话说回来，在黑监狱之外的中共国，与黑监狱又有多大的区别呢？我左侧四根肋骨不就是在化日光天之下，在上海市公安局门口，在不止一个监控摄像头的拍摄之下，被033702号警察硬生生踹断的吗？而且凶手迄今逍遥法外，罪责全无。在这样的食人魔域，我只能隐忍承受黑狱的折磨。这是一个奇迹迭出的国度，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能被创造出来，当然是关于人权灾难的。
读者诸君勿谓我夸大其词。这次关我隔壁的女访民崔群就被打了。2020年10月23日，上海访民崔福芳在被黑保安押解回沪的汽车上，被黑社会流氓打了八十几个耳光，在车上被虐打的情形惨不忍睹，甚至牙齿都被打松了。回沪后，还被关入位于川沙的黑监狱21天。2020年5月，崔福芳被关入位于崇明的一家农家乐黑监狱，不堪忍受监禁和虐待，甚至夜间从三楼跳下，逃离黑监狱，没被摔死是万幸。在黑监狱，无尽的访民血泪在流淌……
刚被关进8309号两天，凶神恶煞男气势汹汹地前来质问我：“你是不是还有手机在身上？消息是怎么发出去的？”边说边翻箱倒柜地搜查，连我的床垫子也不放过，甚至连女看守的床都被翻开了检查。女看守说，她确实没有手机。即便如此，凶神恶煞男还是将信将疑。
他们不知道，在回沪前我就已经预示性地发了信息。我被强迫失踪的消息应是网友整理发布出去的。
在牢房里，我一天一天地捱着日子。过了七一，以为黑狱就到头了，结果不然。我问看守为什么还不放我？他们回答，这是上面定的，全市都这样，还有一个什么会，要过完才能放人。他们还说，这次手机被抄是全国统一的。
我被关到几近崩溃。7月7日下午，终于被释放。至此，我总共被关押21天。
获得自由后我才知道，如果不是上海苦大冤深的资深维权人士孙洪琴女士和另一位访民朋友分别到虹口区嘉兴街道办和嘉兴街道派出所要人（见视频），我还不知要被关押到几时。对富有爱心的苦难姐妹的帮助，我内心充满感激。
万文英 2021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