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援藏”资金，中国经济变化和税制看西藏经济问题
茨仁卓嘎
国际藏学研究当中，最冷门的研究领域当属西藏的经济研究，首先是藏学家多为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等纯文科出身，其次是真实的经济政策资料难以收集。给这一课题的学术发展带来了一些阻碍，世界藏学家队伍当中，似乎只有荷兰人安德鲁M.费舍尔做的不错。笔者利用一些境内干部报告给我们的内参，可以从这些材料中一窥中共治下西藏真实的经济状况。
首先是西藏自治区内部的牧民比例越来越少，近日，中共官媒报道说，西藏自治区对农牧民圆满完成了“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说明2021年，绝大多数西藏自治区牧民已转为了城镇居民。这一趋势也可以从以往的统计数字看出来，据有关数据显示，西藏自治区2016年农林牧渔总产值增长率为12.6%，而2017年增长率骤降到4.4%。环比下降8.2%。在中国五个民族自治区当中，唯有西藏出现了这种下降且是骤降至近原先1/3的情况。中国不是总宣传藏族牧民过上了幸福生活吗？中共前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不是鼓吹“西藏的形势很好，社会政治局势持续稳定，经济仍然在快速发展，西藏的广大群众是站在我们党和政府一边”吗？既然自治区GDP是增长趋势的，为什么农牧民总收入的增长率会下降？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使得全区从事牧业的民众总数下降，大量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剩余未搬迁群众部分收入仍然在增长，但转为城镇人口的民众已停止为牧业贡献GDP，所以农林牧渔(西藏除了俊巴渔村有渔业，其余地区没有渔业，所以忽略不计)增长率会骤减。
为什么当局会不断搬迁农牧民呢？它绝不是为了“让藏族民众过上好日子”，当局从不说城镇地区有什么营生会比牧业收入高，这才是关键点。其次，这是当局逐步排除胡耀邦西藏经济政策影响的计划。
文革结束后，藏区遭到惨痛的创伤，胡耀邦先生为了重新挽回民心，制订了西藏牧民免交牧业税的政策，在八十年代赢得了藏人的支持，至今被许多藏人怀念。对牧民进行“易地扶贫”，实质上就是减少不缴税的藏人人口，增加需要缴税的城镇人口。这种措施，是重新从藏人头上“薅羊‘毛”，从一定程度上补阙西藏因高压维稳产生的维稳资金财政缺口。
而且，由于西藏宗教政策上有“三个不增加”底线，即“寺庙总数不增加，僧尼人数不增加，佛事活动数量不增加”，有藏人希望出家为僧，但没有地方可以学经，必须是既有寺庙出现僧尼缺口，主要原因是某寺庙有僧人还俗，老喇嘛圆寂，或者因某位僧尼成为政治犯被剥夺僧尼资格，才能被予以补录。据西藏主管党建工作人士信息说，数年前，甘孜亚青寺出现的强拆和抓回尼姑事件，原因就是自治区有寺而不收新觉姆(尼姑)，觉姆因此被迫在邻近省的亚青寺出家，即便这样，依然被自治区统战部人士跨省带回。农牧民搬迁安置点，一是在驻村工作队的监控之下，利于管控，二是，根据三个不增加底线，安置点禁止新建藏传佛教寺庙，这样牧民就不能在当地过宗教生活。必须去有寺庙的城镇。无形中隔远了传统的上师与信徒之间联系，实质上是侵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自由。
最后，根据2010年中国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给各内地省份制定的援藏资金比例是占各省GDP的千分之一，由于中共误判经济形势，当时还制定了“援藏资金稳步增长”计划，而且定于到2020年，再决定是否援藏下去。结果我们看到，中国GDP增长速度下滑，笔者认为，中国各省出现的财政亏空，使得“援藏”因资金不足而无法完成既定任务，怎么办呢？中国想到了2016年起在西藏成立公共职业技能实训中心，把未能上高中的庞大人口转化为廉价劳动力。中共在西藏为防止儿童去寺院，早已制订了“12年义务教育”政策，从职业技能实训中心收容大量藏人学生，就可以看到，西藏的真实教育水平是多么烂!初中升学高中的比例有多么低下!
中共不敢承认的一点是，流亡藏人的平均教育水平高于境内藏人，文盲率远远低于境内藏人。早在九十年代，中共就严禁境内党员干部子女去印度藏人学校享受免费教育，然而屡禁不止。中共应该扪心自问，2008年以前，为何大量境内藏人“用脚投票”？难道不是因为把大把资金用于投建藏区红色供应链而不是真正改善民生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