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变天不能没有加速师的得力助推
张杰
2012年11月，胡锦涛和温家宝完成了他们的十年任期，将权力交给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在胡温时代，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有人称胡温时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胡温奇迹离不开江泽民和朱镕基奠定的基础，那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但今天时间仅仅过去了九年，中国就已经物是人非了。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国际形势，中国正在快速地衰败。除了粉红和爱国者声嘶力竭的口号声，整个中国就像关闭了动力系统的火车，有气无力地在惯性中滚动着。中国已经失去了方向感和信心。新冠疫情的突如其来或许是要告诉中国人，闷声发大财和不折腾的好日子结束了。正如中共领导人常说的一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毛泽东的使命是斗争，只把中国人斗得天翻地覆，九死一生；邓小平的使命是拨乱反正，让中国在三十年后，又回到了三十年前；江泽民、胡锦涛的使命是发展，中共经济崛起；习近平的使命是毁灭，通过毁灭自己和中共，让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走进世界文明。但五代中国领导人在位时，并不知道他们的使命，就如同习近平本已是末代之君，但他却鸡血盎然，自以为自己在开创新局。
一朝忽觉春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现在让我们穿越历史，把时光拉回到1908年，也就是大清王朝崩溃的前三年，我们看看当时的光景和那些“加速”与“助推”事件。
有学者指出，在晚清最后十年的改革进程中，没有哪一年比1908年更为关键，呼唤真改革的民意，在这一年第一次以运动的方式爆发出来。朝廷如何应对这汹涌澎湃的民意，直接决定着人心的向背与改革的成败。但很遗憾，大清王朝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假改革、反改革的道路。革命，也终于无法遏制地爆发了。近日网络上流传一篇匿名文章《1908：大清崩溃前三年的“加速器”》，历数了大清王朝的最后三年灭国的四大加速举措。
第一：严禁妄议朝政
1907年12月，清廷下达谕旨，明令禁止“各省绅商士庶”干预朝政。谕旨说：近年以来，各省绅商士庶，遇有内外政事，动辄拿立宪说事，“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以此干预朝廷决策，着实可恶。谕旨明确强调，立宪法开议院这种国家大政，决不是人人都可以妄议的。
这个谕旨的颁布，与1907年大量的“绅商士庶”和“大学堂”学子积极参与收回苏杭甬铁路修筑权的运动，有直接关系。运动的起因，是朝廷在铁路修筑权问题上出尔反尔。本来，江、浙两省绅商所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早在1906年前后就已上奏获准修筑此条铁路，而且部分路段业已开工；英国却横插一杠，以1898年曾与清廷订立过一条借款代筑此路的草约为由，要求清廷禁止江、浙绅商自办。英方的要求获得了袁世凯的支持，1907年10月，朝廷颁布谕旨，将筑路权拱手送给了英国。
江、浙士绅们在这场保护苏杭甬铁路修筑权的运动中，提出“欲收对外争权利之效，请先从事于对内争权利可也。……对外争权利者，治标之法也；对内争权利者，治本之法也”
朝廷虽然宣布预备立宪，但士绅们立宪维权的意识越高，朝廷却越是忌讳；加以此次运动江浙学生非常活跃，北京9所“大学堂”的学生也积极声援，联名要求拒债筑路。朝廷自觉尊严受到了挑战，利益受到了伤害，于是颁布了上述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的谕旨。
如此倒行逆施，引致舆论一片谴责之声。《申报》刊文《论政府欺罔朝廷》，文章讽刺道：朝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政府非但不引导人民皆有政治思想，反而不准民众干预政治；这岂非欲实行专制？若政府真想要搞专制，何妨明说，又“何必用其专制之手段，以肮脏此立宪之美名也哉！”
第二：钳制自由言论
1908年初，朝廷颁布《大清报律》。《报律》共45款，其主要规定大致有：报刊创办前须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并交纳保证金；每期出版前须送交地方行政机关或警察机关审查；禁止刊载“诋毁宫庭”、“淆乱政体”、“扰乱公安”的言论，违者“永远禁止发行”；禁止刊载“未经官报、阁钞发布的谕旨章奏”，违者处两年以下徒刑及二百元以下罚款；国外出版的报刊，违反上述规定者禁止入境，出海关没收后入官销毁。
上述规定中，最核心的地方，是对报纸内容实行事先检查制度。这一制度的具体规定是：每日发行的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政府相关部门审核。倘若这个恶法被严格执行，就意味着报纸上再无可能出现任何批判朝廷的声音了。
1908年的《大清报律》，通篇只讲言论控制，丝毫不提言论保护。朝廷的一意孤行最终促成了报界的联合抵制。最坚决的是北京报界，其联合宣言书称：如果朝廷固执己见，坚持执行“内容事前检查”，则北京报界将采取一致行动，同时停版，并将呼吁全国报界与政府进行交涉或将所有报馆的发行所移到租界。
第三：打压请愿运动
1908年前后，朝野士绅已经比较充分地联合了起来，成立了许多以研究宪政、呼吁宪政、开启民众宪政智识为宗旨的社团组织，譬如政闻社、宪政讲习会、预备立宪公会、国会期成会……等等，并掀起了一场请求开设国会的大请愿运动。
运动由宪政讲习会发起。1907年9月，由宪政讲习会会长熊范舆等人领衔，向清廷呈递了全国第一份要求从速召开国会的请愿书。请愿书中说：中国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外忧”，是因为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内患”。这个“内患”，就是中国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专制政体，“人民无参政之权，国家对于人民，既以干预政务为越权，人民对于国家，亦以不闻国事为本分。是故政府孤立于上，人民漠视于下”，这样的国家，用来镇压国内民众绰绰有余的，但要用来抵御外辱，就远远不足了。因此，“民选议院不立”，不但内患化解不了，外忧也同样无法消除。
但朝廷不但不听取民意，相反颁布恶法禁止请愿运动。1908年3月，朝廷颁布了一份《集会结社律》，该律规定，一切“宗旨不正，违犯规则，滋生事端，防害风俗”的社团组织，均在取缔之列。这一条文的伸缩性巨大，意味着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取缔任何自己想要取缔的社团组织。
《集会结社律》没有任何对结社、集会自由的保护条款，通篇都是镇压之词。朝廷自以为，此法出台之后，那些宪政社团均将战战兢兢而迅速解散，请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也将迅速落潮。但自由从来都是压制不住的，至清廷灭亡之日，全国大大小小的公开半公开和秘密的社团，已有数万之众。
第四：打着改革的旗帜反改革
迫于国内外政治压力，清王朝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中国历史上首部具有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钦定宪法大纲》。
《钦定宪法大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君上大权”，此部分通篇均是“议院不得干预”、“不付议院议决”、“皆非议院所得干预”，皇权甚至于比立宪之前还要强大，立宪之本意是限制皇权，如此搞法，这还算立宪吗？第二部分是臣民的权利义务，其中第二条貌似给予了民众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的自由，但其前缀是“于法律范围以内”，而那些法律是什么样子，前文已经有详细叙述：民众有言论自由，但禁止学生、绅商“干预国家政治”；民众有著作、出版的自由，但《大清保律》有“内容事先检查制度”；民众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但《集会结社律》可以取缔任何让朝廷不爽的社团和集会——越改越专制，这才是清王朝改革的真面目。
作者最后总结说，在四大加速举措的助推下，大清王朝最后十年的宪政改革玩不下去了，终于在1908年明目张胆地登上了专制的马车，一路绝尘而去，清廷也因此在三年之后灰飞烟灭。
我们谈清末加速覆灭的事，目的是说今天的中国。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红朝的兴衰。今天，习近平政权政治倒行逆施，严禁人民妄议中央，钳制自由言论，拒绝听取民意表达，以改革的名义反对改革，其酷烈程度远超过清末。强大而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在反对改革的加速中轰然坍塌，百年中共又何尝能摆脱覆灭的命运。看看今天怒骂曾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美国，镇压为中国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香港，打压为中国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的民营经济。习总加速师虽治国无方，但加速有道，且招招见血，直击命门要害。
任何一个朝代的终结总会出现一个“卓越”的加速师，他的使命就是终结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