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与她的时代 第二部 （第九章至十一章）
陶洛诵
第九章
我老舅比我大十二岁，比我妈妈小十岁。现在和舅妈在美国欢度晚年。
我外公外婆共生了七个孩子，只存活了两个，我妈妈经常骄傲地说，她是大
自然淘汰的结果。
老舅的文化底子是在家里打下的。我外公是学哲学的，热爱文学，毛笔字写得好。一生的工作是在家乡开过几年私塾馆和58年大跃进不让吃闲饭，公家分配他到废品收购站收废品。
老舅怀着温馨的感情回忆他童年的一幕，他写道：
我的启蒙老师是父亲，我五六岁时夏天晚上躺在大院里凉床上，妈妈摇扇子给我赶蚊子，父亲念唐诗给我听，什么“床前明月光” “春眠不觉晓”等五言绝句，妈妈边摇扇子边教我数星星：“瓜星、紫星、七旮七旯、东起西落“，要我不换气地数，看一口气能数多少遍，我数四五遍就发不出声音了。
我最喜欢的四句诗“秋夕”的“冷烛灯光银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仰面看着满天星在眨眼睛，身上被扇得凉凉的，凉床一些露水冰凉的，我对这四句记得特清楚。妈妈说起露水了，背起我回床上去睡。
正式读书时，“三字经”我读过，“百家姓“ ”龙文鞭影“ 一类启蒙的书我都没念过，念的其它课文都是父亲选自“史记” “古文观止” “诗经”等书，并亲自抄写在本子上拿来教我。他先讲课文给你听，自己下去背诵，在规定的时间内背给他听，在背诵前先对照句子讲解课文，讲不对背不出是要挨揍的。
这些年我看各家选的古代散文选，其中多少都有我读过的篇章。
老舅在家跟外公读书时，我妈妈已经到立煌县上“立煌女中”，拿到初中高中的毕业文凭。
老舅成长于兵荒马乱之际，读到小学四年半就辍学了。我妈妈二十一岁嫁给我爸爸时，他也跟着来到安庆，因为数学底子差，考圣保罗中学和汇文中学皆落榜。
我爷爷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期间，写信给同学郭沫若，请他给我爸爸安排工作。爸爸被安排在北京编译局当编辑，老舅就随着我们全家来到北京。我爸爸每月的工资是350斤小米。还有爷爷从广西大学寄来的60万元（一万元相当一块钱）在当时，生活算相当好的。
老舅在邻居大哥指点和担保下，考上北京电业管理总局学徒工，那期招了50个人，老舅等10个人被分配到南苑变电所学习，变电所与南苑飞机场是一墙之隔。在南苑学习时老舅每星期都回家。51年是镇压反革命时期，一次去南苑路过天桥遇到枪毙反革命的场面，一次就毙80多人。被枪毙的人跪着，后面站着一战士，红旗一摆，枪声齐鸣，一个不剩。然后有专人用铁丝棍挨个捅，检查看死没死。
老舅又在南京技术训练班学习一段时期后，52年初分配了工作，山西大同发电厂。
老舅对学习非常感兴趣，他没事儿自学物理数学，工作期间，煤校招生，要有初中水平，他以同等学历参加考试，被录取，不脱产，参加了两年的夜校学习。毕业后，工作上该他干的他都干，什么赃、油都不怕，只要能学到技术还主动去干，有时衣服都能淋下油来，每月工资加奖金共80多元，是他一生中最有尊严的时期。
1958年3月27日，刚上班不久，厂子里的小吉普开到组里门口，保卫科干事王其昌下车来到班上，与任何人没打招呼，直接走到老舅面前，掏出扑克牌大小的一块纸，让老舅签字，说厂子决定送他去教养，老舅问为什么？老王说不知道，他是奉命行事。
1978年，经过三年教养，主动辞职务农，文革被遣返回乡的老舅与人贩鱼到合肥，偶然听到有落实政策一说，就和舅妈商量上访。说即使不成也想死个明白，究竟为什么劳改？舅妈带着六岁的女儿踏上漫漫上访路。得知，在档案里有封老舅写给“人民日报”没署名的信，表示对打右派不理解，说大鸣大放，让人提意见，为什么又把人家打成右派。老舅自以为聪明，以为不署名就查不到他头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早因为他地主出身被定为异类，还敢滋扭，不判刑就算好事。
1979年八月，组织上给老舅落实政策，他回到了阔别22年的山西发电厂工作。他的工资在车间还是最高的，基本工资是五级工六十五元四毛八。因为这22年，全国的工人没调整过工资！
第十章
老舅的三年教养生涯是古拉格群岛的一个缩影。
那天被保卫科老王通知要送去教养，老舅交还工具，回宿舍捆上被子，上了吉普车，同被送去的还有一个年纪大的马照荣。为什么也是不知道。
劳改队在大同东门外，过了御河桥上了高岗后向北走几里就是新建的华园屯劳教队农场。老舅到的那天只有一百多人，以后每天由山西省各地各单位陆陆续续送人来，没几天，就有了一千多人。
被劳教的这些人，文质彬彬的中小学教师占大多数。一位山西大学的教授，他因历史问题，是响当当的反革命兼右派，他说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做过事。老舅说他的二表伯也在资源委员会干过，他来了精神，说他够不上与陶教授共事，但知道陶教授的名气。
被劳教的会计、办事员、报社记者、汽车司机、火车司机、工程技术人员样样有，还有高手，428厂送来的史工程师是留美的铁路工程师，在美国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有房有车，为了报效祖国，解放后，毅然回国参加建设，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热诚的心倒变成反革命了！
小偷流氓也有，但人数不多，女的也不多，有几个教师，有几个据说是女破鞋。
劳改犯没有工资，劳动教养有工资。工人工资一般比原单位低一级，老舅从五级工降为四级，工资只有四十五元。山西省公安厅劳改局在原平县建原平钢厂。被太钢送来的一个工程师，接受下属单位送来的矿石能直接炼成钢的喜报持怀疑态度，加上他的历史问题，由历史反革命转化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刑一年，劳动改造。重体力活儿如拉车运输矿石，拉砖，砸矿石等大都是劳改队的人干，也有少数被劳改的高级工程师在干技术活儿，只发给在外吃饭钱和抽香烟钱。
在就业队里的一些人，是傅作义起义部队的中下级特工及政工人员，他们起义后也没再干过违法的事，对他们按起义待遇处理，任其自由又不放心，就将他们安插就业，自食其力地活着。
老舅在高炉当值班电工，人们天天盼望着高炉生产放“卫星”，只要哪天放“卫星”，就免费送顿好吃喝到炉前，大家尽情地吃喝。甚么“卫星”，产量多不到哪里，虚张声势政治需要而已。60年闹饥荒，生活更走下坡路，副食供应一天不如一天，人人都暗地里喊肚子饿得受不了。
原平铜川产油梨，秋季每人补助五斤梨，人饿，五斤生梨一次吃完，再好的胃也受不了，食堂蒸熟发给大家能吃，还是饿。又不知哪来的先进经验，说是用超声波煮饭蒸馒头能出数，全厂将食堂蒸饭锅都改造成用超声波，不知用掉多少钢管钢片，蒸出的饭也没多，馒头也不大，大家空欢喜一场。
人人浮肿得腿脚又粗又大，两眼无神，走路慢吞吞的，惨不忍睹。
一天，全厂突然开大会，宣布逮捕杨兰夫及杨兰夫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成员，并在大会上宣讲他们反革命集团产生与覆灭过程，并叫自首成员在大会上现身说法。
一共五人，其中有一个汽车司机，一个火车司机。他们五人在一起聊天时，说要成立一个“农民党”，多种粮食让人人都能吃饱，杨当主席，另外都是部长。由大会的介绍看，他们这些日子的谈话内容都是“农民党”的事，只是没有形成正式文件。最后是汽车司机觉悟了，向厂部作了坦白，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政策，逮捕四人，揭发司机受奖。大会上宣布解除劳教。
因是反革命事件，会后谁也不敢评论，但人人心里都知道，他们不过是饿极了胡扯找了麻烦，都暗暗恨这汽车司机太缺德，为了自己早一日解除劳教，出这损招。他解除了劳教名义，成为就业队员，其它待遇一丝未变，工资一分没长，却害得其他四人被捕，家破人亡。
一个月后，机电科指定几个人明天去原平参加公判杨兰夫大会，其他人去不去自己决定。被指定的人是有针对性的----就是平常有些小毛病的人，叫他们去受教育。
老舅对这种会从来避之不及。第二天吃中午饭时，得知杨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另三位是无期徒刑。
六一年三月，宣布解除对我老舅的劳动教养，为什么送老舅来教养，没说原因，为什么解除教养也没说原因，是到期了？是表现好？送来就教养，宣布就解除，很简单，没有原因。
我在前文里提到的66年文革中红八月被抄家扫地出门的邻居王奶奶，她的儿子王开泰也被送去教养。王奶奶的丈夫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是国军19路军大刀队的旅长，对日寇作战中英勇牺牲。王奶奶那套房子是国民政府为她买下，让她孤儿寡母生存的资料。文革中，被没收，被强占，王开泰则作为“反动军官”后人被送去教养。
第十一章
老舅解除教养后，觉得自己的尊严荡然无存，坚决要求离开，那年他二十六岁。
他写到：“我申请下放时老惠主任跟我说，你年轻别走，钢厂要留部分技术力量，你家在北京就是下放回去也上不上户口，我任了性说反正要走，就这样他也不批准，没走成。后来中央有指示，是自愿申请下放的，任何人不得阻拦。这我才被批准。“
六一年十一月，老舅和舅妈结婚，六二年把户口迁到舅妈的武清县金庄。他说我妈妈直骂他，为什么不来家商议商议就自作主张往农村跑。
六六年八月，金庄把老舅一家三口遣返回安徽舒城原籍。他写道：“1966年8月26日，我回到阔别近二十年没有家的家乡，我家是修龙河口水库的移民户，原来我家有十几间房子，还有临街市面屋子，修水库都折了。按移民政策应有我的移民费与房屋，镇政府移民册上登记有我三间房屋，鎮上也有空房，因为我是地主儿子，有房也不给。一家三口没办法只好到本家堂弟家先住下......我妈临时栖身在叔伯二哥家，大姐每月寄15元给她生活，直到72年我妈去世。”
我老舅一开始，和一个被管制的四类份子王家四舅搭伴儿，在水库拉石头。四舅是个旧账户先生，自己收些田租又干过几天保长，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长年受管制。他年老体弱，为了活下去，只好拉平车为生，自己干不动，让十八九岁的大闺女帮着拉。老舅与四舅两辆破车都载重不多，互相打帮，边走边聊。
老舅写到：“在青山绿水如诗如画的环境里拉车，顿顿吃的是北方很难见到的大米，与四舅聊天又没有什么顾虑，没感觉到有多么苦。水库风景太美了，公路两旁法国梧桐高耸云天，......溪水静静地流淌，在这环境里怎能不令人陶醉，令人神往！“
老舅一天拉车得1.5元，只够买米吃。这活儿还不是天天都有，没石头拉就和舅妈二人販柴禾。
67年春天龙河口水库修建溢洪道时招大批临时工，老舅报名临时电工，一元二角一天，舅妈给人家做饭，孩子跟奶奶吃饭。能将就活下来了。
以临时工身份当医务室医生的李从义出身于医道世家，父亲哥哥都是医生，他家收些租被划为地主，他只好拉车販柴禾为生。在他晚上值班没事儿时，“同是天涯沦落人”聚在一起，喝八毛钱一斤的白薯干酒，一边神聊，下酒菜是没有的，除去政治话题不敢讲外，甚么都能聊，情趣相同，能聊到一起，这些人生活在最底层，但精神上乐呵呵的！
在溢洪道工地没干多少日子，工地上的正式工人开始造工地负责人的反。打倒了当权派后工地也没停工，干活儿的是临时工，临时工不干活不给发工钱。不干活儿拿工资造反，说夺权好得很是“好派”，说夺权好个屁的是“屁派”，两派整天辩论，最后发展到武斗。电工景保太将工地头儿挂大牌子拉到新大街去遊行，不时用鞭子抽着，他们最终目的都想当官。施工是时停时干，就是干也没多少人，将原来建溢洪道的一百万元投资，造反，造反，造到三百万元才完成。
老舅在1972年被大队书记起用，干起老本行电工，命运有了转机，他盖了新房，房屋建在大队中心地，是小队的原来场地，非常平，坐北朝南，占有半亩多地。私留地在屋后，应了“远场近地家中宝”的古训。老舅在屋西边栽了水竹，东边及房前栽了很多树，老舅飘飘欲仙，吟诗曰：“天已从我欲，我欲已经足，前有水渠后有竹，妻能织，子能读，春看门前月季花，秋天看黄菊，万里长空，举头看日出。”老舅在农村一直没干过农活儿，否则他就可以说：“荷锄出，戴月归，花荫篱下草为褥”了。
81年，落实政策，举家迁往大同，门前树与竹子已成林，大的树完全可以当檩条用。
这就是我老舅劳动教养三年，下放及遣返回乡大概的经历，我有一篇“舅妈”，几年前发表在“北京之春”上，讲的是他们如何去的美国，读者如有兴趣，可以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