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与她的时代 第二部（第十八章至二十章）
陶洛诵
第十八章
我是在66年冬天认识遇罗文的，我那时已有自己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办的一个油印的“中学生动态报”，揭发批判红卫兵的罪行，因为懒得去学校，我把活动场所设在我的家里，四中的王祖鄂、蒋孝愚、李宝臣根据我留的联络地址找来，发现是一个住户，非常惊讶，宝臣还在北岛主编的回忆文章里特地提及此事。
在认识罗文前我还经历了在祖国西南地区的大串联，现在在地球南陲的澳大利亚回忆故国的山川河色，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66年北京经历了血雨腥风的红八月以后，大中小学校停课已成定局。大串联蔚然成风，全国各地的学生来北京朝圣，北京的红卫兵则是“要把革命的火种播向全国“。
爸爸想让我们四个孩子在家跟他学习，他说：“赶快学习，知识将来会更值钱的！因为大家都不学了！”这次他难以控制局面了，社会上的沸腾热闹吸引着我们，最后只有九岁上三年级的小弟弟听他的。因为不是红卫兵也可以串联了，大弟二弟先跑了，一个去了青岛，一个去了重庆。
我想是家里的变故，让他们受不了，想出去换换空气吧。
我是家里最后一个出去串联的。我在家跟爸爸和奶奶学了一个月的古文，诗词和英文。最后还是按奈不住对诗和远方的向往，10月底跑到师大女附中去开串联介绍信。红卫兵仍掌管学校的大权。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分两派，一拨叫“红旗”，是反工作组的，一拨叫红卫兵，是保工作组的。“红旗”办公室的人皱着眉头说：“我们不管这事！找她们去！” “红卫兵”办公室的两个学生给我开了，问我什么出身？我说：“职员”，“有没有问题？” “没有。”
介绍信是这样写的：“兹证明我校高二学生陶洛诵（出身 职员）参加革命大串联。” 啪地盖上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大章，笑嘻嘻地递给我，态度很好。我一看这么容易，想趁机给汪三儿开一张，她们说让她自己来吧。
我跑到汪三儿家，让她去开介绍信，她很犹豫，我说：“咱俩用这一张介绍信。”她想了想，说：“你先去吧。“
8月里的一天，我去找她，正赶上红卫兵抄她家。几个初中男生女生，手里拿着小棍子，年老的姑姑低头弯腰两手垂地蹶站在屋子中间，汪三儿弟弟垂头丧气坐在椅子上，告诉我，姐姐去医院拿药。屋里一片狼藉，我转身出来，正碰见汪三儿，她略带尴尬地说：“你看见了吧！“接着告诉我，昨天政法学院斗争教授，红卫兵让家里有地主婆的带去一块儿斗，他爸爸和姑姑被批斗完回家的路上，有小孩拿砖头砍破了姑姑的头。又勒令姑姑回江西原籍，她去医院给姑姑拿了平时要服用的药。
我当时想到的是我常去的俞阿姨家不知道怎么样？就急急忙忙赶到南小街老君堂，俞阿姨已经从古色古香像大观院般的四合院搬到隔壁一个不大的杂院里的一间小屋子了。俞阿姨告诉我，她的父母被赶到小跨院（那个小院子冬天，俞阿姨曾用自来水泼成小冰场，让我们玩）。一个晚上，红卫兵把太婆的寿材抬出来，让太婆坐在高台阶上，让俞平伯夫妇跪在院子地上，点上火，特别可怕。几年后，寄养在俞阿姨家的曙辉告诉我，四合院的海棠树经过那一晚，再也不开花🌼了。
汪三家被抄后，被红卫兵勒令搬到厕所两侧的两间潮湿阴暗的小房子去住，原来的大屋搬进一家工人。我在这陌生的小屋里告别了她，独自踏上了我的串联旅程。
后来我问汪三儿，姑姑被遣返回去怎么样了？汪三儿告诉我，“上山砍柴摔死了。“
第十九章
我对爸爸说要去串联，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20块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抽出两张10块的微笑着给了我。大弟二弟是怎么跟他要钱我不知道，他们跑的时候我没看见。我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奶奶、爸爸妈妈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也想不到要考虑他们的感受。
我以为所有的青少年一有机会都会进行大串联，直到1977年我到银行工作，跟我一个柜台工作的老初二的吴彦文（工人出身）说她没参加大串联，我觉得非常奇怪，并为她感到遗憾。
那天是10月30号，告别汪三儿，我就跑到母校史家胡同小学，那儿设有大串联联络站，负责发火车票。我凭介绍信领到一张十一月十七号下午两点去成都的车票，车票是马粪纸做的，长方形，小小的，像商店里卖的衣服的标签。我等不及了！略一沉吟，我想起自己曾带着汪三儿用没到期的票混进北京展览馆参观“巴黎公社漫画展”的事，决定故伎重演。我急急忙忙跑回家，拿了爸爸出差买的一个绿色旅行袋，装了日用品和两本化学课本。
我把20块钱揣在黑昵子外套内口袋里，告别了奶奶和爸妈，乘106路无轨电车直奔北京火车站。
差20分钟两点，我排在一条长长的十九列去成都的队伍里，忐忑不安地随着队伍往前走，两个穿制服的一男一女列车员把在入站口，我举着票，他们不细看，我轻松地入了站，登上了去成都的火车。
第二十章
比起后来从成都到重庆的差点把我挤死的火车，这列火车是宽松的，没有座位，有站的地方，有人坐在桌子上，累了可以坐在地上。我作贼心虚，还是担心怕列车员查票把我赶下车。
“哎，你有纪念章吗？”一个脸对着我有座的女孩用四川话问我。“有。” “给我一个。“我胸口上别着师大女附中的校徽，上面别着一枚不大的毛主席纪念章，我摘下来递给她。“我叫张秀秀，出身城市贫民，是红外围，上北京大串联红卫兵不让我来，我偏要来的。”她自我介绍，“哎，有纪念章吗？”她又转身跟旁边两个坐在椅子上，一个坐在桌子上正聊天的三个男生要。
通过聊天，我知道那仨位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戴黑框眼镜的名字叫吴士业，工人出身，上海人，是红卫兵，他声明，他没打过人。吴平易近人，不是那种趾高气扬的性格。另外两个是高级知识分子出身，三个人是一个串联小组，吴是小组长。一路上，吴不停地找话跟我聊，另外两个一言不发，似乎心事重重。
我把自己火车票没到日子提前上车的事告诉新朋友们，张秀秀说没事儿，没有查票的。
我就这样开始了在祖国大地上的驰骋。长话短说，我从成都到重庆，奇迹般的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与大弟湘诵相遇，我们姐弟俩一起（我变成在他的领导下）去了贵州，（他的最终目标是西双版纳）去了昆明，经过楚雄，去了大理。在美丽的蝴蝶泉边，我们认识了一个漂亮的上海女孩叶富银，还有北京清华附中初三的学生曹光，我和他们成为好友。回北京后，和小叶一直通信，直到她插队后失去联系。曹光没去插队，分配到北京火车站当搬道岔工人，我插队时，与同伴相约，扒车若被抓住，就说找曹光，一直没被抓，这个关系也断了。
最后一次见到曹光是1969年冬天，我从插队的白洋淀回到北京家里，曹光穿着一身毛料子衣服，戴着皮帽子，到我家看我，赵京兴也在。他看着我说：“你没有变，还是以前纯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