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调查组”除不掉导致“铁链女”悲剧的专制祸根
章小舟
日前，中共江苏省级调查组针对徐州丰县“铁链女”（八孩母）事件调查结果已出，仅就效率而言，还算尚可。但是，短时间的调查效率和长时间、大范围的不作为、负作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的懒政庸政恶政和专制权力傲慢再次让广大海内外人士为之愤懑，将使中共进一步深陷“塔西佗”陷阱。
为使这一“调查结果”最大限度地发挥愚民作用，“党妈”号令之下，在信息高墙内外，早就双目冒光、延颈企踵的千万土五毛和洋五毛倾巢而出，迫不及待地为此“调查组”大声叫好，他们操练许久的“变忧为喜”“转斥为赞”“化讽成谀”的舆情引导术和护主“基本功”终于大有“用武之地”，或卖力狂吠，或摇尾乞怜，巴望着“习大大”“彭妈妈”多赏几根骨头。
关于这个调查结果，笔者此前已经有所预测：对一些不会影响党国根本利益的涉案人员进行抓捕。此后，党国会在铺天盖地的“颂党颂警”之声的伴奏之下送她回家，同时大肆吹嘘警方如何破案有功、党的各级领导如何英明、如何关心妇女权利和民众疾苦之类，同时五毛们还一定会再度借此良机对“韭菜生育观”进行变相鼓吹，以“留言”“顶贴”等隐蔽性的宣传方式将“八孩之家”塑造成“生育榜样”，欺骗、误导底层民众为“三胎”“多胎”“人丁兴旺”的党国权贵之家的利益扩大和穷奢极侈多生廉价劳力。
由于导致“铁链女（八孩母）”悲剧的根源在于损农利城、损弱利强、损民利官、损民利党、损不足以奉有余、不断加剧贫富分化的专制独裁体制，而习共当局早就失去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观动力和客观条件，因此，即便有一万个此类调查组同时行动，亦如习氏标榜的所谓“反腐”那般，只是守着制度的茅坑打苍蝇，只是护着腐臭的体制除蛆虫，绝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导致“铁链女”悲剧的祸根。
只要专制独裁制度不变，仍有千万“铁链女”依旧在“中国梦”聒噪下的阴暗角落中无助挣扎，在充斥“盛世”颂歌的被拐之路上受难呻吟。下面，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这一观点。
一、中共专制独裁统治导致分配极端不公和社会中下层积贫积弱，进而造成未婚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形成了“拐卖妇女”的社会基础。
（一）制度性分配极端不公，制造了大量极端贫困群体。
中共专制独裁统治导致资源高度垄断和分配极端不公，就连李克强这样的饱受习近平约束、素来言辞谨慎的中共领袖亦不讳言中国大陆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鉴于中共素来喜功忌过、遮掩真相，因此贫富悬殊的真实情况只能更严重。
（二）“城乡二元制”加剧农村的制度性贫困。
而且，由于中共长期推行“城乡二元制”，通过压榨农民（收“公粮”以及刻意压低农产品价格，户籍制，等）换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进而加强专制统治，这就不断加剧农村的制度性贫困和积贫积弱，导致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
（三）制度性分配极端不公的另外体现：社会保障和福利资源的分配极端不公。
收入过低，再加上中共专制独裁体制造成的“福利分化加剧”“社会保障分化加剧”（这与“贫富分化加剧”是一个性质，都是专制独裁统治所导致的极端分配不公在不同层面的体现），大陆中低收入民众所能获得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十分薄弱或形同虚设，治病、养老等问题就成为他们的重大难题。
（四）制度性的贫富差距和人口激增，加上传统因素，导致多数女孩外嫁，贫困家庭为减少养老、治病等困境不得不“重男”。
制度性贫富差距的地理现象为：城乡的贫富差距，以及：因专制政策的倾斜性扶持、区别性对待等原因产生的地区中心城市和本地区其他县、区、市的贫富差距，省会城市和省内其他城市的贫富差距。沿海城市、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相对富裕，固然部分得益于地理因素、资源因素、历史因素，但与中共专制体制也密不可分。沿海城市的相对富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专制政策的倾斜性扶持和引入大量国内外投资，以及中共以大陆为血汗工厂、以大陆民众为廉价劳力、以低人权和负福利的专制铁腕“保驾护航”、以沿海为加工运输出口基地的所谓“外向型经济”。沿海城市在畸形的专制“外向型经济”体系中以“水过地皮湿”的方式“分一杯羹”，因此相对富裕。所以，“人往高处走”，大批女性由“贫”趋“富”，越是相对富裕的城市与地区，现居人口的性别比失衡状况就越轻微。
与大陆相对富裕的城市和地区的性别比失衡轻微的情况相对应的是：越是富裕地区和城市，“重男轻女”思想越轻微，不少中产城市家庭甚至偏爱生育女孩；反之，越是贫困地区和农村，“重男轻女”思想越严重。这是一个普遍事实。长期在大陆生活的人都有此类经验与体会。
在内地农村，因中共在毛时代基于维护专制统治之目的（制造大量备用炮灰和极权奴才）而长期放纵生育导致人口密度过大、家庭人均土地和住房少，也普遍缺少招赘传统风俗，女儿婚后一般会离开娘家。如果孩子都是女儿，出嫁后就加重了父母在治病、养老等方面的困境。
因此，制度性的极端分配不公所涵盖的贫富分化加剧、缺少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障，才是底层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重男轻女”的根本原因。
（五）“重男轻女”、制度性贫困，加上政治、经济等国际差距，促使女性流向国外。
国际婚姻在邓小平掌权后就大规模兴起，对于缓解国家性的性别比失衡状况有着重要作用。
不过，据各方资料，大陆国际婚姻的主角，主要是大陆女性，而且多是综合条件比较优秀的大陆女性。国际婚姻的主角为什么不是大陆男性？原因很复杂。
由于“重男轻女”因素使然，大陆男子在家庭中承担着“养老”“传宗接代”等重要责任，很难离开父母去异国他乡择偶。此其一。
其二，国外男子普遍不受“重男轻女”的影响，来大陆择偶的动力相对较强。而国外女子普遍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未必愿意跨越千万里嫁入一个“重男轻女”且并不富裕的中国家庭。
其三，由于大陆“剩男”多为制度性贫困者，因此，在“男娶女嫁”的国际婚姻中的选择余地很小，大致限于越南、老挝等国家。而且，即便耗尽血汗钱暂时实现了跨国婚姻，因家庭太穷，也不容易留住外籍老婆，往往是老婆偷偷回国，人财两空，自己还落得一个“被骗”的名声，今后娶妻更加困难。
其四，大陆和周边的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周边国家、地区在政治制度、社会自由度、经济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加上周边国家、地区的未婚人群多半也男多女少，因此促使大陆女性流向国外，加剧了大陆（未婚）性别比的失衡。
（六）“一胎化政策”并非导致（未婚）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
“一胎化政策”或“一胎制”长期被很多人视为导致未婚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首要原因。在笔者看来，这固然是其中一个因素，但绝对称不上是根本原因。其一，虽然“一胎化政策”十分严苛，但事实上，在“一胎化政策”推行过程中，绝大部分家庭宁愿被罚款也要生育二胎甚至三胎。以“铁链女”所在的“八孩之家”为例，虽然异常贫穷，但“一胎化”政策依旧对其形同虚设。而且，最关键的是，八孩居然是七男一女，性别比如此离谱，其父虐杀女婴的可能性极大。这就是一个“多生”依旧加剧性别比失衡的绝好反例。而且，由于拐卖妇女犯罪规模大、时间长，由此可反推，类似于此的“多生依旧加剧性别比失衡”情况广泛存在。
因此，制度性极端分配不公，以及由此造成的养老难、治病难等现实生活困境、生存困境，才是“重男轻女”之根本原因。
二、中共基于维护专制统治目的对外国人的（潜在）排斥，导致国际婚姻在中国大陆严重受限。
如上所述，相较大陆女性，大陆男性在国际婚姻中缺少优势。但，仍有一部分大陆男性找到了外国女友并努力促成对方留在大陆、结婚生子。
如果政府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持续有效地支持此类国际婚姻，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大陆本土的性别比严重失衡情况。
然而，中共当局对外国人申请居留的普遍态度是（变相）排斥的。
因为，如今世界上，像中国大陆如此专制高压、严酷打压人权的地区越来越少了，绝大多数外国人的权利意识和自由观念都强于大陆民众。
由于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人家老外在本国可以安然于物质匮乏的生活；由于脸书、推特、谷歌、Youtube等可以自由使用，不存在信息交流困境，故而精神生活比较丰富；还可以通过游行示威等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自由、尊严和一些实惠。
人家老外如来大陆，即便为了真爱打算长期在华居留、直面贫困处境，也会被信息封锁、言论管控无处不在的交流困境和人权处处受打压的屈辱感所折磨，或者，被迫回国，或者，被逼迫出维权意识，不同程度地诉诸于维权行动，成为中共眼中的“不稳定因素”。对比大陆“韭菜”的维权，中共处理“洋人”维权的难度与代价更大。
外国人的增多，还会增加大陆文化、宗教、思想的多元性、包容性，这也是推行文化、宗教专制主义并高度重视思想钳制的中共难以忍受的。
因此，中共对于因婚申请居留的外国人并不欢迎，虽然有一些法律规定，但是事实上对于“男娶女嫁”的国际婚姻是处处设障和变相刁难。
三、专制制度之恶（变相）强化了“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历史遗毒。
“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的皇权专制思想的历史遗毒，依旧广泛存在，且被专制制度之恶（变相）强化。
其一，如上所述，中共专制独裁统治下，制度性贫富分化和制度性贫困导致了现实生活、生存困境，生男孩比生女孩更有利于缓解现实生活、生存困境，（变相）强化了源远流长的男权文化思想，助长了“多子多福”等观念。
其二，由于中共为了增加炮灰和极权奴隶而长期纵容生育（例如，毛时代为增加战争资本、廉价劳力和准备进行大规模人海战术，鼓励多生造奴），加上对乡村社会道德的显隐破坏（例如，推崇无神论和物化文化，打压良性宗教，党权至上导致各种不公和恶性竞争意识，等等），故而，农村人多地少、道德普遍下滑，自闭性的内卷异常激烈，为了争夺一点灌溉水源和土地，为了获得些微好处，群起吵骂甚至大打出手者比比皆是。而男性在这样的恶性乡村生态中无疑占有体力等方面的优势，因此，“重男轻女”就成了普遍选择。
其三，习共当局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就要巩固既得利益集团和加强阶层分化。既然权贵官僚之家纷纷响应习皇帝的“伟大号召”生育三胎乃至更多，为了维持并扩大他们的家族利益（加强专制统治根基），就要相应地增加廉价劳力和专制奴隶，就要愚弄底层民众多生多育，（变相）宣扬“多子多福”之类的历史遗毒、非理性思想，同时加强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不断封堵底层的上升通道、加重底层自闭和内卷，迫使底层民众的三胎后代直接性或间接性地沦为权贵官僚的奴隶和造韭工具。
四、“男多女少”导致的不稳因素和大规模人口（妇女）拐卖产生的巨大利益，使得拐卖人口犯罪所受的惩罚过轻，并且不同程度地受到地方当局的庇护。
（一）“男多女少”对“维稳”的压力，使中共（地方）当局选择牺牲被拐女性人权。
未婚性别比失衡会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对比而言，“男多女少”远比“女多男少”更为严重。根据犯罪学、社会学的有关研究，男性在强奸、抢劫、盗窃等方面的潜在犯罪动机和体力等资本远超女性。纵览世界各国，择偶困难的单身男性的犯罪几率一直很高，而且参与社会群体活动和群体维权的动力相对较强。随着人权思想在全球的广泛传播，激发了择偶困难的单身男性的人权意识和维权动力。在参加游行示威、集体维权的群体中，单身男性比例往往较高。中国大陆亦不例外。因此，“光棍村”和择偶困难的单身男性聚集之地，往往是当局最大的治安隐患所在。因此，对此心知肚明、素来罔顾人权和轻视女权的中共当局，基于维稳需要，必然将这些情况作为大陆拐卖人口（妇女）犯罪立法的重要考量和依据，面对“专制政权稳定”和“维护妇女权益、严惩拐卖犯罪”两个选项，必然选择前者、放弃后者，或者，重视前者、轻视后者。在中共中央“维稳”压力有增无减、“维稳”效果成为重要政绩指标的情况下，地方当局为消除“光棍村”等不稳因素，更是倾向于不择手段，对拐卖人口（妇女）犯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二）大规模人口（妇女）拐卖产生的巨大利益，使得拐卖人口犯罪不同程度地受到专制当局一手遮天式的庇护。
中国大陆人口（妇女）拐卖规模庞大，历时久远。1989年大陆出版的《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中引述官方数据：1986-1989年，从大陆各地拐卖到徐州市辖区的妇女共48100名。其中，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被拐妇女在全村已婚青年妇女中占比高达三分之二。由此一斑，可略窥大陆拐卖妇女之全貌。中共喉舌《法制日报》2012年3月29日报导称，2009年以来，全国共有拐卖妇女案件23341起被侦破，被拐妇女45702人得到解救。《法制日报》2015年2月16日报导称，2014年共有30000多被拐卖妇女得到解救。但是，未被解救的被拐妇女不知多少？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大规模人口（妇女）拐卖产生了巨大黑色利益。这一黑色利益链的始作俑者，以各种贿赂方式将中共各级官僚拉下马。很多地方官员从拐卖妇女犯罪活动中找到了长期性、稳定性的权力寻租空间，甚至主动投身其中。这就使得拐卖人口犯罪不同程度地受到一些地方当局的庇护，拐卖团伙与专制权力共同分赃。
《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一书中举出相应案例：贵州女子李小兰被拐到徐州，人贩子明目张胆的将她捆绑着送往买主家。她向路过的警察求救。这名警察将她带给自己的堂兄弟蹂躏，之后又把她卖掉，获利1800元。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认为，“铁链女”事件背后，中共基层政府的一干人等犯有包庇窝藏等罪行。
大陆前公安董广平称：“在中共治下，这种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存在了几十年。”据他所知，充当拐卖妇女的保护伞可以获取暴利，但是，“打拐”会让地方当局耗费很多资金且无法“回本”，因此办案积极性很差。时评人长平称，2006年其所主持的《南都周刊》派记者调查全国失踪儿童，发现中国大陆每年记录在案的失踪儿童数以千计，但绝大多数案件警方都不予立案，甚至拒绝提供现成的监控录像。
董广平称，对于“打拐”，大陆警方只是象征性办案，充作宣传资本。
由于利益使然，基层组织很多官员不仅不重视“打拐”，反而参与拐卖妇女的犯罪行动。董广平说：“拐卖妇女是一系列的团伙作案，包包括一些计生人员，公安局、派出所警察、基层干部、民政局都参与其中，它都是勾结在一起团伙做案。”
习近平上台后，习共当局的口号异常响亮、但是尺度非常保守、结果极其有限的选择性反腐，非但不能遏制官僚腐败，反而因为习近平整体上不断加强党权、官权而使权力愈发集中、外界监督力度越来越弱、权力寻租自由度越来越大，因此腐败愈演愈烈，腐败官员对拐卖人口犯罪的庇护力度也随之愈来愈强。
结语：
综上，中共专制独裁统治是导致“铁链女”（八孩母）类似事件的主要祸根。只要中共专制独裁不灭，民主宪政不立，今后不论中共组建多少“调查组”，不论“调查组”的级别如何，不论“调查组”成员的能力和品质如何，充其量只能对“铁链女（八孩母）”事件画上一个只有个案意义的句号，根本无法铲除导致“铁链女（八孩母）”们的无尽悲剧的专制祸根，“铁链女（八孩母）”们依旧会在“中国梦”聒噪下的阴暗角落中无助挣扎，在充斥“盛世”颂歌的被拐之路上受难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