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取代商朝是历史的退步
张炣
大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兵讨伐商纣王，商人仓促间被迫以奴隶为军，随着周军猛烈进攻，商军在后期纷纷倒戈，最终周军大败商军于牧野，纣王闻得此事后逃离至鹿台自焚，商朝从此灭亡。此后，西周取代商朝开始对中原地区进行管控，中国进入周人统治时代。周人统治中国不能说是历史的进步，为何这么说，理由如下。
首先“商”这个朝代确切来说应该称其为商朝，而非殷商，因为殷商是“盘庚迁都”后的称法，“商朝”的时间范围比“殷商”更长，“殷商”只是商朝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周朝取代商朝是历史的进步，主要是受中国主流“道德”思想影响，再加之譬如中国正统官史《史记》和古典名著《封神演义》等主流书刊里，对武王伐纣具有合理性的证明和解释，于是对这个命题表持信服。但是，从哲学上说，主流思想仅仅是大多数人思想主张，其缺少逻辑（Logic）上理性的自下而上依次溯源的推理和依据，因此主流思想只能作为大多数人，确切来说是一个群体中占据多数的人的思想臆断，并不能代表唯一正确的对于那件事的解答，简而言之，并不能作为“真正——正确”的命题。
我们对周商牧野之战的认识，多是从《史记》之类的正统官史中获取，然而《史记》一类的正统官史大多著于东周或汉代，成书时间较晚，不是对客观历史事件的“新鲜”反映。而且就其作者个人而言，其生活年代与那个年代太遥远，更何况其作者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与那个年代的大为不同，其作者在撰写文案时不免会添上些主观性语段。因此正确的方法论是，结合那个年代及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进行形而上地求根溯源。
纣王非纣，商王不荒
商纣王实际上本名不为纣，其本名为帝辛，纣王为周人对其称呼。周人为何对帝辛称呼为纣，是因为周在意识形态上对商持有反对和偏见，那么帝辛在政治上的表现真是一个残暴的昏君吗？据已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帝辛在继位后在大方面改革，更换官员、恪守商祀、完善奴隶法规，使商的社会面貌更为保守。有学者指出，帝辛的改革是激进的。帝辛执政期间，以缩小贵族（第二等级）利益为代价，大幅度扩大神职人员（第一等级）的权利。帝辛将敬神解读为尊敬掌握自然规律的男性之神，远离那些掌管婚房生育的女性之神，并向其人民宣称，不敬神即渎神，莫为最大之不敬，是第一大罪。
帝辛在军事方面积极主动。帝辛多次派兵出征夷族。据甲骨文记载，帝辛曾在渭水一带举行过大型军事演习，以此威慑四方夷族。帝辛此举既壮大了士气，又对外显示出商朝的强大。在帝辛的数次征战中，“十祀征夷方”最为盛大，对后世影响最为甚远。学者郭沫若评价道，帝辛此征终于征服了东夷（即今山东地区），将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向东面，也确保了商军南下征服南蛮的可能。帝辛在征服东夷后，讲究“商人优先”，商人在征服地拥有很多特权，帝辛这一讲究确保了商人的优先地位，使商人在与异族竞争中具有极大优势。
帝辛在其军事方面南征北战，将很多夷族并入商人的土地，扩大了商的疆域，甚至将疆域延伸至南方一带，为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奠定了基调。但是，帝辛的改革触犯了贵族（第二等级）的利益，其“商人优先”的军事行动又引起被征服地人的不满，在这内外矛盾日益激化的环境下，西部蕞尔小国周迅速崛起叛乱，最终颠覆了商朝政权。然而，周这个新兴政权必然要为其自身谋求逻辑上的合法性，于是周开始修正事实，并以“道德”及“存百姓”思想加之粉饰。但周夺取政权的方式不是通过军事政变，而是通过战争（语出《竹书纪年》，虽然政变和战争两者在行为上均属“斗争”）。
“道可道，非常道”
我们都知道，商朝是个非常敬重鬼神的朝代，但与其说商人敬鬼，不如说商人崇尚自然。道家一句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商人之道，亦是“非常之道”。有人说是科技条件阻碍了商朝发展，但其实商人自身本来对科学不感兴趣，因为商人认为玄学比科学更加科学。玄学是在自身认知水平在一定程度内，暂时对超出自身认知的事件的非常时期的非常解释，其方法论是朴素自然的，换言之是通俗易懂的。如果说科学和哲学是将不可知论转化为可知论，那么玄学则是利用不可知论来解决生活现象。
商人以祭祀出名，商人祭祀的过程是相当严谨的，可以从甲骨文字中看出。在甲骨文中，每一个文字代表每一件事物，举器皿来说，每一件器皿都有属于它的单个文字。商人祭祀需由懂得祭祀的占卜师来主持。占卜师是神职人员，属于第一等级，这与印度的婆罗门相似。占卜师一生需阅读各方各面的书籍，占卜师是当时“百科全书式”学者，他们之所以占卜，是因为有限的知识已经不能解决生活问题，因此占卜是非常时期非常手段，西方的牛顿在晚年时面对未知，同样从心学习神学研究上帝。《庄子》有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当时的学术发现要数他们贡献最大，连商王都要敬畏他们三分。占卜师用西方的话来说，就是人世间的先知。
商人的日常生活是朴素自然的。看似整日打猎的安乐生活，为贵族提供了一个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使贵族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懂得了关于自然学、地理学、气象学和医学的一些知识，也有了后来的甲骨叙事散文和甲骨篆刻书法。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知识的进步有害于人类的幸福”，商人的生活，还未脱离种“不成熟状态”，是单纯的（这里是简单纯洁的意思），好比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
但到了周朝之后，人们生活再也难以重返商朝的那种乐观局面，社会等级制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周朝当局宣称，商式占卜祭祀是迷信，是错误的，应当废止。周朝当局以礼乐制度取代商式祭祀，在第一等级中占多数的占卜师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世间“百科全书式”学者人数急剧下降。而礼乐制度使得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疲惫，“丝竹之乱耳”分散了人们探索自然的精力，使人们整日沉迷于金迷纸醉当中。周朝人们忙忙碌碌于繁琐的周礼，缺少了商人顺其自然的安然自得和开疆拓土的勇气。
奴隶其实大都是坏人
我们认为奴隶受到奴隶主的支配是社会的局限性，其实不然。据商朝甲骨文记载，沦为奴隶的，大多是杀人犯、高债务者，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流氓、坏分子。奴隶受到奴隶主的管制，有利于社会治安稳定。有一点十分需要注意的是，奴隶不等于自由民。在商朝等级划分上，奴隶属于第四等级，而自由民属于第三等级，商朝的祭祀，采用的不是自由民，而是奴隶（用今天的道德来说将杀人犯祭祀给上天，其确实罪有应得）。奴隶还包括商朝对外作战擒拿而来的战俘，比如妲己就是其中之一。
在颠覆商朝政权中，奴隶是起了很大作用，在商周牧野之战中，商人军队就由奴隶组成。奴隶的组成本身就是混杂的，奴隶中多数人没有受过教育，有的则是别国战俘，再加上帝辛常年累战，所以一场牧野之战打下来，商军内部厌战思想普遍存在，最后以至于大量士兵纷纷倒向周军。但妲己不可能是商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夏商周是奴隶制社会，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很低（妇好是个特例，她是商王之后），更何况妲己只是个奴隶，只能勉强算作是帝辛妃子，帝辛对待奴隶的做法想必他心中有数，而且即使妲己长相美貌也不可能极大吸引帝辛注意。因为第一在那时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还未出现，第二妲己属于外邦人，商朝讲究有血缘关系的宗法制，所以即使有人诱惑帝辛，那个人必定来自商朝王族内部。妲己为红颜祸水一说应该是周人有意而攻讦之的谣言，我们甚至可以更大胆地假设，外邦女子红颜祸水是周地曾经发生过的事件。
周人在夺取政权后，赦免并释放了商朝的一些奴隶，使之大部分转变为自耕农。周人尽量减少第四等级的人口比重，来换取人民对其统治的信任的同时，交出了社会的罪恶败类。
为天下之大害者，“分封”已矣
西周的分封制度，在最大程度上肢解重组了商朝的社会面貌。西周将疆域重新划分为72个封国，而西周自己人在封国内占据了大多数。这种重新划分区域，使其自身占据极大优势的方式，使商朝后人的权力大大削弱，几乎根本难以复辟。西周将商朝后人分封于宋，表面上看上去商朝后人分到了先祖的土地，但实际上这已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封地，商朝后人相当于是被囚禁了起来。而西周当局的改革与此同时仍在继续。
西周当局建立起一套“天子制度”，称周王是天子，各分封国必须按照规定觐见周王。西周采取的做法有点类似于现代政治里的联邦制度，西周好比是联邦政府，各分封国好比是各个州，西周当局此举强化了周王室的权力，使“国统意识”深入人心。但相比于商朝松散的国家管理结构，西周当局相对多了些干预，少了些自由和自然，有了股利用理念控制人民进行“独裁”的味道。
但是西周的分封政策并没有形成有力的控制体系，而是赋予了封国国君在地方很大权力。随着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新理念的提出，西周存在时间越长，诸侯越有可能换置理念，起兵造反。假如有一个封国率先起兵造反，而周王室在那时力量薄弱，容易发生连锁反应，其余大大小小的封国会相继仿照之，最终导致整个西周分崩离析。
最后我们来个总结。西周取代商朝是历史的倒退，西周使商朝崇敬神明、自然朴素的生活走向丝竹嘈杂礼乐社会。西周强化行政管理，造成国家意识对峙问题加强。西周200年左右的统治时间，是其历史倒退的最好见证，此后的大约800年时间，是春秋战国诸侯割据时代，诸侯割据时代礼崩乐坏，周天子名存实亡。因此，或许我们真的看错了帝辛，看错了商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