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哪里 中国就在哪里
――政治学者吴国光提出“亚流亡”概念及对华人族群命运的思考
安琪
1、 吴国光在沙龙演讲
我们是谁？中国何在？――这个困扰着海外华人的灵魂之问，出自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著称的吴国光先生。月前，本人荣幸邀请在巴黎人文科学研究院进行访学的政治学家、行将就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吴国光先生莅临巴黎“自由谈”沙龙,以此为题进行演讲。他首次公开提出的“亚流亡”概念，将“我们是谁”这一哲学意义上以个体呈现的终极问题赋予现代性，从全球化的角度释解作为现代人的整体困惑，由此展开的关于“亚流亡”华人族群命运的思考，引起大家的深度关注和共鸣。基本思路可以理解为：解放心灵，把握自由，构建具普世价值的“亚流亡”文化圈。
吴国光，生于1957年，山东临沂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北大中文系，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主攻政治评论专业。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参与政治体制改革政策设计及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等等。对此，吴国光自己并不喜欢 “被标签 ”。他插过队，下过工厂，在劳动中觉醒，用“思想”来面对现实，克服困难。1980年代初发表的“学术自由自由谈”，是他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学者去思想和反思的第一篇文章。
1989年2月，吴国光作为美国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Nieman Fellow赴美访问，期间中国发生六四屠杀，他有国难归，成为流亡者。正是基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个体定位，他避开了所有的诱惑和热闹，带着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政治转型何以会失败，六四何以会发生的追问与深思，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身为“被流亡”的知识分子，吴国光在自身的体验中感悟到，“流亡，是中国文化本来就有的、保存文化精义的一种方式；中国的存在是以文化传承为特点的。”199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期间，余英时先生的立言行文、为人处事都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去年8月1日余英时先生逝世，吴国光悲叹“这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完结”。几乎与此同时，他开始思考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和定位， “亚流亡”概念可看作是他这一阶段的思想结晶。
吴国光指出：所谓“亚流亡”，指非政治原因而被迫离开故土移居他国的同胞，基本特征是，享有所在国的权利和自由，可以自由往返故国，但与故国的问题发生关联时，自由就会受到限制或被剥夺。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海外华人，都处于这样一种“亚流亡”状态。
怎样走出海外华人精神文化的认同困境，构建具普世价值的华人精神文化共同体？吴国光先生通过他的研究思考，与沙龙朋友交流碰撞，并受与会者在自家花园种菜的启发，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在远离故国的地方，重新发现土地，亲近土地，在土地上培植新的生命――也就是说，海外华人群体，应该可以在不依赖中国政权的情况下，动员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源，在自由的环境中，建设我们自由华人的精神家园。”
这里，蕴含着伦理承担和后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关怀， “我们是谁？中国何在？”在此得到恰如其分的解读。
“亚流亡”状态及其困境
2、 沙龙与会者合影
为什么发明了“亚流亡 ”这样一个词呢？
吴国光开宗明义地说：“今天在海外的华人，其中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离开了中国，也没有说离开中国以后就完全不能回到中国。但是由于中国故土的那样一种状态，每当你和故国发生关联的时候，你的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受到侵蚀、受到剥夺。你在海外，比如在法国，你对法国的问题可以自由地发表看法，但是你不可以对中国的问题自由地发表看法，如果你发表了，那你在回故国的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很多的麻烦，故国可以随时惩罚你──这样一种虽然来到了自由的土地上，也不能完全享受自由，特别是在和故国的问题相关联的时候，不能充分享受自由，我把这样一种状态定义为亚流亡状态。应该说，所有的海外华人，包括在台湾这样一个仍然有主权的土地上，包括在海外已经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居民的华人，所有人都处于一种亚流亡状态。”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一直非常浓厚，背井离乡被视为一种刻骨铭心的人生磨难。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内忧外患、颠沛流离，更让这种情怀极具悲情，在早期移民者中表现尤甚。比如 1919年以后公费或自费的留学生，他们出洋与学成归国，大都怀着一颗报国之心。1949年9月底，毛泽东在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一句“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令多少国人、特别是海外华人心潮澎湃、热泪盈眶。随之的海归潮（1950年代初），既有“新中国”的召唤，也有抗战和内战期间滞留在外的游子返乡。但是，之后便是长达近30年的各种政治运动和与之相伴的闭关锁国。1980年代以来的出海、海归、再出海的循环往复，客观上验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起起落落，例如1990年代初美国总统老布希签署的“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给予近10万名留美中国学子发放“六四绿卡”，以及中国经济崛起后大部分持“六四绿卡”者的回归。再如香港自2020年6月底实施国安法后掀起的移民潮（高达32万人），以及上海封城引发的“润学”（即移民海外）现象。总体来看，这个过程，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过程，包括为数众多的国人“找生活”以求安居乐业、及“找自由”以安放精神的过程。
问题在于，正如吴国光所指出的那样，不论华族移民来源如何，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即：关注最多的往往是关于中国的问题，即使在海外生活工作多年的人，一旦讨论中国问题，思维模式很容易就转向那套我们自小被打磨、被教育的逻辑思维里，“我们很大程度上的生活，在文化层面、精神层面，乃至于在价值层面，和中国都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本文引号内未注出处的，均为吴国光此次演讲语；下同）
世界上任何移民族群，都与自己的母国有着紧密的联系，为什么华裔族群与当下中国的这种联系会形成一种困境呢？
“这种困境基本上是精神文化和认同方面的困境”。吴国光一语中的。他说：“对我们来讲，我这里有个家，我中国还有一个家；我是法国人（或加拿大人、美国人…），我同时也是中国人。当我们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有一半是和这里相联系的，但也还有也许不止一半是和那边相联系的。在这个家，我们是自由的；但那个家，不让我们自由；那个家的不自由，还会反过来影响到我在这个家的自由度。”
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讲，吴国光以史为鉴指出：“中国文化如果作为中国人认同的核心的话，也不断地被侵蚀，被损坏，乃至于被毁灭。”同时，“由于中国的文化认同往往是以政权为中心的，所以海外华人的很多思路还是跟着中国政权的那样一个思路在走，很多价值，很容易被过去的设定和现在的中国政权不断地重新设定，包括对中国国际关系的看法，包括对历史的看法，包括对很多基本价值层面的观念的看法。”
欧洲人是这样评价旅欧华人族群的：华人自成一体，要斗也是“窝里斗”，从不给所在国添乱，但他们大多是一种“过客”心态，有着典型的双重人格。比如，享受所在国的社会福利，但人在心不在，许多人做生意，能逃税就逃税，一方面勒紧裤带办理亲友出国谋生，一方面寄钱给家乡修路建桥，常常一掷千金，从不计较。中国太远，那么中国驻外使馆就是他们的向心力所在，口碑好的中国大使常常被老一代华人视为“父母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海外华人倾全力支援中国建设，援助中国灾区，出钱出力，慷慨大方，举世闻名。而当中国经济崛起了，许多侨胞反而有很深的失落感。追究个中原因，首先难以接受多年受惠的一方在一夜暴富后财大气粗的傲慢，其次在于自身不知情归何处的迷惘。
曾上春晚（1984年）的香港歌手张明敏的一首“我的中国心”，将百年屈辱、民族主义、家国情怀在这里得到了尽情宣泄而家喻户晓。但正是由于“中国的文化认同，往往是以政权为中心的”，在一党天下的中国，报效祖国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报效党国，这种尴尬，总是让人难以释怀。
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国情怀是海外华人的软肋。
我们的文化内核到底是什么？
3、 廖晓英在沙龙发言
针对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幻想，吴国光直言不讳地说，“很多的海外华人，总以为中国强大对我们一定如何如何有利。实际上我们看到，祖国的强大，不仅对我们个人没有利、会更多地干涉你的自由；而且对中国文化的维系和发展，对中国民族的未来，也都形成一个很大的威胁；现在甚至对全球的自由都形成一个很大的侵蚀的力量。我们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知道我们不一定要和故国发生紧密的联系，海外华人应该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中，承担起把中国文化和全球文化相融合，形成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体系、文化体系、价值观念、生活习惯、民族认同这样一套东西，这样的中华文化，能够得到历史的新生。”
那么，海外到底有多少华人？吴国光介绍：“现在有个说法，不包括台湾和港澳，最高数字的估计是有6千7 百万华人。如果加上台湾2千3百万，香港7、8百万 ，澳门几十万，这就差不多是一亿华人不在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直接统治下。一亿中国人，如果能够形成一个精神文化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不依赖于中国政权存在的，它在中国本土吸收我们传统文化的营养，同时利用海外的自由环境，建设我们共同的认同，共同的精神、文化体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非常大的族群。6千7百万，就相当于一个法国。法国是世界文化大国，我们海外的6千7百万华人，也可以建设成一个世界文化的大民族，大共同体。”
吴国光以犹太人做比较，通过分析犹太历史及与中国人在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别后指出：“为什么犹太人能在长期的流亡当中维系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族群认同，千年不坠，不仅他们自己有这样一个文化的延续，而且对全人类的精神、文化、思想、科学、经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呢？那么，我们华人能不能哪怕就从现在开始起步呢？”
他进而问道：“中国人和中国人遇到一起，精神层面的东西、文化传统的东西很容易就交流到一起了。那么，我们在一起的文化内核到底是什么？这个内核当中能够和西方、或者和普世的东西相融合的是什么？我们不可能完全被它融合掉，我们需要自己保留的东西又是什么？在中国那块土地上，现在很难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海外的华人、特别是华人知识群――实际上海外华人基本上都是知识群、至少知识群的比例占得很大，我们应该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吴国光的叩问直击心灵。
有一种现象值得深思，因历史沉积，国人经常以第三世界心态看世界，西方人也习惯以第三世界眼光看国人。圄于“第三世界心态”的中国人，是时候将家国情怀转换为文化情怀了。如是，才能让灵魂与肉身合而为一，做自己，做自由人应该做的事情。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果断摈弃软肋，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受党文化污染的、具普世价值和文化精神的世界公民。
吴国光的希冀是：“我们可能没有能力去改变在远东的那块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在我们有生之年可能没有希望，没有能力去把它改变成一个适合我们将来子子孙孙生存下去的、自由民主多元和法治的这样一块土地，但是既然我们流亡在外，那么我们可能在海外建设一个精神上的、有自由独立具普世价值的一个精神家园。过去讲‘礼失求诸野’，现在讲中国文化可以重新在海外找到。就像大家在自家的菜园里种菜一样，在这里找到新的土地，找到新的生态更适宜的环境，在这里撒下种子，扎下根，收获这样一些东西。”
我们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
其实，早在十年前，吴国光就开始着眼于全球化研究，做的学问，看似和中国的关联不太大，但实际上其全球化视角，反而更加充实、深化了他的研究。
长期以来，吴国光将中国政治制度及民主化转型的研究，放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大框架下进行系统梳理解剖，其中包括政治合法性、政治传播与大众媒体、中国对外关系等议题，出版中英文著作近三十种，一些著作并被译为法、日、韩等多种文字。这是对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被中断的政治制度研究的延续，也是他数十年的深思熟虑在思想领域里做出的贡献。
基于这样一种积累，吴国光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提出一个以海外华人为群体，能够建设成一种“我们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就是说我们融入西方文化，融入全球这样一个普世价值为主导的文化，同时保留我们自己的文化根基和传统的华人精神文化共同体。
吴国光举例说，“余英时先生作为两代流亡者的象征，在海外、在流亡当中为文化中国建造了一个精神中心。余英时先生讲‘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宣示。对于象余先生这样一个以中国历史、思想为主要学业的、杰出的学人来讲，他既有这个底气来宣布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他也有深厚的内涵来充实这一点。对于杰出的知识分子来讲，可以有这种坚守，但是对于广泛的群体来讲，很难设想每个人都象余英时那样，有这样的底气和坚守。余英时治学也好，对公共事务的介入也好，在他脚下，是一个自主的中国，是一个有独立自由多元精神的中国。”
如果说，在疫情前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状态还比较模糊的话，那么，近三年肆虐全球的新冠防疫，让海内外中国人深切体验到一种“在家出家”或有家难回的窘迫感。无论身在何处，无论你人在国内还是国外，回乡之路都“难于上青天”。中国人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蛮无助的身心浩劫，哲学层面的“逃亡自我”直逼眼前，同时承载着肉身和灵魂的双重痛苦。国内同胞深陷疫情恐惧和“清零”困扰，海外华人寝食难安，许多人一边不无内疚地享受所在国的自由，一边日夜牵挂着在国内的亲友家人，从最初的“千里投毒”的讥讽造成的心理失落，到昂贵的机票和回国后繁复冗长的核酸检测与隔离，令很多人不得不望而却步，举目四顾，不知乡关何处。
或许正是此时，许多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身份认同，体会到自己与所在国居民的区别，在于是否享有公民权利。一部分人更深地意识到一党中国的经济崛起，由于价值观的缺失，并没有带给国人与之相匹配的尊严。
巴尔扎克曾说：英国人不管到哪里都会觉得比在自己的国家舒适自在，法国人则不然。法国人无论到了哪里，对祖国的眷恋都非常深厚――那是令人着迷的文化的、词语的细微之处带给人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滋养。
中国人呢？不论在哪里相遇，谈的最多的是钱权、房子等物质层面的东西。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也多停留在经济层面，文化精神价值层面，则没有什么建树，甚至是负资产。而各种禁忌造成的词语混乱，张口就来的粗鄙语言，更是戾气冲天，让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声誉在全球范围内下滑。
我们的词语在哪里？我们的文化又在哪里？
仍以法国侨民为例，与中国侨胞的“过客”心态不同，居住在海外的法国人对所在国采取的是授之以渔的方式，他们所经之地，大都留下了传世的法国文化精神和生活的奥秘。甚至在前法国殖民地越南首都河内和胡志明市，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靠法国遗产搞活经济，吸引游客。缅甸贫困偏远地区设立的小诊所和培训护士、福利学校，都是法国有识之士和专家义务捐资、日复一日、一点一滴做成的，对他们来说，故土是他们得以奉献人类文明的资源，而非其它，这是他们的文化自信。
我们有这种文化自信吗？
吴国光对此是比较乐观的。他说：“我们在海外的华人，相比在国内的华人，你就发现你在环境方面的意识，你在反歧视方面的意识，都和他们差别很大。包括日常语言的使用方面，他们很容易使用一些暴力色彩很浓的语言，我们一般都不会使用那种语言。实际上海外华人在这些方面不管他的政治观念如何，大体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相当清晰地区别于在大陆生活的华人之间的价值上、观念上的一些特点。我们是不是有意识地去想，哦，这个区别在哪里，哪些东西是需要我们去有意发扬的？”
实际上转机已经开始。近年一些华侨开始重视其与权利相依的义务，其中有的人曾被拒多次的所在国国籍，随着纳税记录的改善而得以解决，传递出自我意识和公民意识觉醒的讯息。
那么，对于中国本土，我们能做什么呢？吴国光说，“这也是我们为未来中国能够发生政治转型做准备，如果中国终于能够出现象1989年和1990年代苏欧各国出现的那种情况的话，以中国今天社会因素被破坏到如此残破的这样一个程度，直白地讲，即使共产党垮台，这个国家的前途也不那么光明。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在海外建立起一套自由的精神体系、文化价值这样一种架构，一旦中国不再像今天这样完全被专制、被严密控制，这套东西就可以反哺我们的祖国（从过去的一百年的历史来看，这个精神价值文化体系都是从海外进去的）。对中国未来的健康转型，整个中华民族在政治、文化、社会层面上和全球的主流文明接轨，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担当和责任，至此我们或许有理由说，余英时时代已经过去了，吴国光“亚流亡”概念的提出，可以看作是后全球化文化精神转型过程中的接力和延续，是悲观中的理想与希望。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及海外中国政治流亡者。在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海外流亡者也面临着新的转折和挑战，亟待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走出传统流亡者的老路，发挥更为可行有效的作用。吴国光的“亚流亡”概念，也为中国流亡者提供了一种可行性参照。
结语：问题与展望
本期沙龙在坐落于法国卢瓦河畔的古道且闲庄举行。是日春光明媚，湛蓝的天空一望无际，与会者年龄自50后到80后，包括学人、学者、艺术家、媒体人、作家、出版者等十多人出席。有感于吴国光先生这种坦荡的理想主义情怀，以及在座者自身经历的沧桑感，有的甚至曾目睹人性的黑洞、亲历了脚下土地崩塌的过程和再生的过程，此时此刻，都有一种庄严感和发自内心的愉悦。大家畅所欲言，直抒胸臆，深感构建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是鼓舞，也是挑战。当然，也有人比较悲观，担心海外华人很难承担起这样一种文化使命。有人觉得搞一个整体的东西是不大可能的，还要靠个人的成就，如余英时、哈金这样的一些学者、作家等等。更有人振奋地说：“这绝对是一个结构性的一种反思，类似于一条线，或者一盏指路灯”……
沙龙讨论热烈深入，甚至引申到政治、民主文化的建立和思考。讨论还具体涉及到海外华人子女的教育问题、艺术家群体的生态问题、以及操作层面的运作等等。
综上讨论，吴国光重申：海外华人的精神文化共同体，是一个虚的共同体。他说：“我要讲的是，悲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因素同时都存在，我们既可以有悲观主义的对现实的清醒的认识，也可以有理想主义的对我们要坚守的理念的追求。”
吴国光根据平日的观察强调指出：“其实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有大的，有小的，有相当成功的。这种共同体的意识、这种共鸣和契合，这种实践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这里要说的是，我们要更有意识地去推动它，更有意识地反省我们自己，哪些可能做了，哪些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些事情急需要做。”他举例说：“比如海外这么多华文学校，他们用什么样的教材，我们可不可以自己编一套和中国大陆所使用的那些识字课本不一样的、既有中国文化的东西融入其中，又能够把普世的价值观念灌输到其中。再比如中国历史。一般来说文化认同和历史是密切关联的，因为有共同的经历，就有共同的认同，共同的文化。但是中国的历史呢，历朝历代以来，都是为政权所控制的，特别是到了近代，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历史都被弄得一塌糊涂。那我们能不能在海外自己做一套中国史，完全以新的眼光来取代呢？如上所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做这样一个自由的中国精神的文化体系的话，就得把整个传统都去反思一遍，在中国大陆鲜少做这个事情的人，许多反思经常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去反思。”
吴国光表示自己的余生要致力于做这件事情。他说：“推动海外华人去做这些事情，可能比海外民运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要大得多，文化影响力要大得多，甚至可能由于这样的培养，海外华人的子子孙孙，一代一代，将来有可能比犹太人对世界的贡献还要大。”
这是吴国光的思考和坚守，也是他一以贯之的行为方式。
这里的基本共识是：虚的共同体，实的（落实到个体的）精神文化，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形成的具普世文化精神的华族群体，不是（也不可能是）通常意义上的所谓“整合”，而是有一个标杆，一个精神文化的理想，形成一种无功利色彩的凝聚力。无论国内政权是否更替，即使将来中国走上民主化转型，海外华人群体也应该是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具普世的多元文化精神的（虚）共同体。
本期沙龙的特邀嘉宾，是陪同吴国光先生访问的廖晓英女士。作为1990年代的巴黎索邦大学新闻学博士，廖晓英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并先后在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太研究系任教，发表中文和法文论文数十篇，译著多种。近年出版的少儿教育三部曲：“小学还能这样上――中国妈妈眼中的加拿大小学教育”（2011）；“中学还能这样上：加拿大教育的精神与细节”（2015）；“共情养育──和青春期的孩子一起成长”（2021），获得知识界和读者的高度赞赏。评论说：廖博士用母亲的细致、学者的敏锐、文人的笔法为我们讲了一个关于小孩教育的故事，一个父母、老师和教育工作者可读、必读的故事。
廖晓英和她的作为，也是个体行为的力量显现，为沙龙论题增添了一个重要的佐证。
可以说，吴国光先生提出的“亚流亡”概念，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在法国这个 “本来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思想文化变迁和政治变迁与中国的关连最紧密的地方”，在巴黎“自由谈”沙龙这个用母语交流、追寻自由精神安放之处的场所，吴国光公开“亚流亡”概念，可看作是海外华人族群的一件大事，为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和构建普世价值的精神文化共同体，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思想契机。
这是巴黎“自由谈”沙龙进入第26周年的首次活动。一帮“亚流亡”者，在法国腹地卢瓦尔河畔，严肃认真地讨论自己的精神文化认同和命运，这样一种“无用”之事，竟如此让人动容，如此引人沉思，实为罕有。
感谢吴国光先生为我们带来这样一个“流动的精神文化盛筵”！
感谢数十、数百里专程赶来的沙龙朋友，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参与和支持！
（本期沙龙于2022年5月7日举办， 2022年9月中旬补记以存档）
沙龙摄影：田德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