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党专政：统一中的分裂
诗琪
一个国家的权力机关，其规模越小，能行使的公权力往往越大，由参政党派占席组成的国会议会，做出的往往是多个而非统一的决策，而把一党执政行使权力，在野党提出异议这样的机制，简化为由一个统一而不分裂的政党来完全负责权利的行使，是一种把多头政治化为寡头政治，把被分割的权利重新统一的过程，行政效率无疑被提高了，但这种一党专政的领导方式如果受内因外因作用的影响而改变形式，则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议会中的各党派代表成员，首先要代表的是某个政党的利益，而政党为了博得更多选票，在对面向选民‘顾客战略’中会选择性地代表某一部分选民的利益，那么可以说议会的不同参会者分别代表着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一党专政的政治环境下，执政党并不代表除自身外任何群体的利益，而是保证所有人的利益，多党制下政党为群体‘代言’，代表不同群体的各种利益，而这看似空头的‘代言’，要比专制政党的‘保证’要更加有力，我们不妨在此举个例子：如果一个政党诉求和平，不打算对外发动战争，而另一个政党则坚持要发动战争，那可以说前者放弃了军工企业和资本的选票，而后者则放弃了所有战争受害者的选票，而在一党决策的情况下，当局必须在发动战争与维持和平之间做出一个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形势做出反应这一过程就已经脱离了其人民，因为一党独大的政府模糊了权利机关中建议者与决策者的界限，执政党会作为一个政党来站到政府的角度决策，这种决策可能并不利于这个政权统治下的任何一个个体，而是有益于‘国家利益’，而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这与哈耶克所言‘集体主义社会的形式公共利益’相差无几，这种‘大众利益’并非是每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是大众作为一个整体的诉求，而要想使成规改变，必须先要牺牲，这也是集体主义与寡头精英政治的一个谬误：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利益互换是不对等的，这就造成（政治上）产生了大量的弱势群体，这些群体的诉求与‘大众利益’的要求相悖，在政权的决策层却没有人为之发声，中国现在就有这样相当多的‘政治弱势群体’，比如不计代价发展下生活压力倍增的毕业就业者，保守政治环境下的诉求民主的反对派，在国家纵容下被歧视与遭到不公以至被压迫的蓝领工人，他们失去了发声的资格，在权利高层也没有人原意为其发声，他们是政治博弈中被牺牲的一部分，象牙塔中的领导人是不在意这些的。这也在提醒我们，一个政权中有着多个政见不同的政党重要性。有政治多元性的民主政治体系，往往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做出不利于民的决策的可能性。
一党专政的局面往往在民主化程度较低，宪政法治体系不完善的国家出现，历史发展的必然情况下，是出现一位独裁者，以之为主体，还是有强权人物伴随着强大的政党出现，则和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相关，中国是人情社会，故建国时突出党的地位而非领导其人，打仗时中国人宁愿寄希望于一支武装力量，也不愿信赖依赖某一个军事家，某一个领导人，而和平时期则愿意相信是一个人一手缔造了这个国家，这是中国的传统集体主义的效用，而西方欧洲国家的人民在危急时刻选择去相信一个人，因为他足够出色，这是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观念的体现，而如果一党专政的局面出现，执政党就会巧用这些文化基因，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上个世纪的中共当局凭空造出‘走资’的敌人，让所有人误以为其正处于思想腐蚀的危机下，这就造成了长达十年的社会动乱，这种动乱是一方对另一方单向的政治迫害，可称之为有团结性统一性的和平动乱，在现在的中国这种做法被流传下来，党的喉舌把不同的意识形态渲染成敌人，把其他竞争国家宣传为祸乱的根源，严禁一切不同的声音存在，却忽略了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矛盾。
‘党化教育’、‘红化教育’之余，我们应该想想其后果，事实表明，这种高压统治对内从严的政权往往存续不了多长时间。从僭主到民主是一次对国家和民族的考验，民主化的过程是对国民的再教育，韩国、日本等国家都曾经历过独裁统治，但这些国家都通过了民主的考试，唯独中国经有七十年的独裁统治，国家仍然可以维持运行，我们可以把原因归结为以下两点：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和中国人对政治的冷漠态度，与古代皇帝留下来的积累了上千年的统治经验，但在现代信息化社会的冲击下，有了这种高效获取信息的方式，中国人应该打开自己的眼界，我们应该向台湾学习政治多元化，向香港人学习民主政治意识，向韩国人学习抗争精神，当真正有一天，中国学懂了这些，世界上就会少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多了一个消失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