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的哑谜终被破解
彭小明
长期的争议和勉强的解说
凡是对中国的汉语汉字历史有些了解的人们，都大致知道有一个汉字造字的六书之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周礼》的文献中。到了东汉年间约公元100年，文字学家许慎编辑了世界上最早的汉字字典《说文》，正式提出了六书的造字理论。可惜的是，其中的五个概念都可以基本上望文生义，瞭解汉字产生的方式；唯独“转注”一项，不论是其定义，还是举例，都语焉不详，后人费尽揣测，仍无法周详说通。到了清代中国的训诂考据繁盛的时期，语言学家戴震、段玉裁才提出了“四体二用”的说法，认为六书并非都是造字之法，只有前面四者可以造字，后面的一种假借，只是借用已有的字音代表另一个意思，而转注则仅仅是记录汉语同义词时的一种特殊方法。古代且不去说它，就是五四以来的百余年里，所有的汉语词典和大学教科书都是这样对转注一词含糊其辞，没有例外。直到2022年3月出版的《现代汉字学》（杨润陆著）依然如此。
终于找到了解说的线索
约在20/21世纪之交，中国训诂学副会长孙雍长教授用他大半生的精力和智慧破解了这个1800多年的哑谜，他的专著《转注论》提出了对“转注”的新的解释。不仅理顺了许慎《说文解字》中对“转注”的说词“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并做出详解，而且解释了从假借作为音符代字，再转变为形声新字的发展过程。
历史上，汉字发展到商周时代，“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字大量出现，随之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汉字原有的形体表义特征对人们理解它们作为假借字代表的意义所带来的干扰。因为，假借字的产生和使用，实质上是只考虑文字所代表的语音和词的联系， 而对于字形表义特征与词的意义内容之间的联系，则已弃置不顾。而事实上，表意体系的文字一个重要的特质便是有利于目治。字形表义特征对于习惯于目治的识读者来说，其作用是第一性的。所以假借字但重字音而不顾字的形义关系这一偏向使人们感到新的困惑乃是必然的。当这种困惑越来越严重时，人们追求便于目治的书写符号的心理趋势必然又要回升。但是完全折回到绘形象物等已有的构型模式，是不能找到出路的。人们希望求得一条造字构型的新出路，一条既适应于大量构造新字的需要，又能在字形上体现出意义所指，能反映出不同语词、不同意义之区别的出路。在已有的一些造字构形思维经验与“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假借执法的相互启迪之下，一条新的极有前途的出路终于被找到，这便是对大量的因假借而形成的一字多用式的字进行“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式的形体改造，也就是在原有的一些文字形体上加注“意符”来分化出大量新字的构形模式。（《转注论》第190-191页）
例如，辟字，原来只是一个字，后来同音假借用在回避、开闢、偏僻、譬如、刀劈……等多处，当时只是借音没有偏旁，后来觉得不方便，就给辟字搞一个“建类一首”的系列（字族），每个字都带上了相应的偏旁，文字学上称之为“加注意符”，也就是加注“义类”符号：避、闢、僻、譬、劈……就应运而生了。根据孙雍长的分析，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形声字主要不是靠一个声旁一个形旁那样拼合，而是从假借逐步走向加注意符，即转注而形成的。
而另一种造字法形声字，例如：皎、皙、皑等字，都是“以事为名”包含白的意思，“取譬相成”所造之字：读音都是跟随声旁：交、析、岂（古音kai），它们的声旁各不相同：jiao, xi, ai……相比之下，如果是白字假借的转注系列，伯，百，柏，迫，怕，迫，珀，帕，拍……，在假借这个“白”字之后，为了区别原字，给他们加注了意符偏旁。但是它们的读音都还是跟“白”字的古音相近或相同。孙雍长先生认为，转注才是造成形声字最重要的来源。正是因为汉字在假借阶段，走上了转注的道路，形成大量形声字，最终导致“不转弯”：汉字没有向拼音文字的方向发展。
详尽的考证和承上启下
孙雍长的《转注论》全面说明了他的探索过程。中国朴学历来具有非常严谨的学术传统，没有充分的例字和论证，根本无法令读者和学术界心悦诚服，俗称“例不十，法不立”（没有足够的多的例字，不能算可靠的规则）。所以他的论述十分严谨小心，每一步都举出甲骨文或金文，乃至篆隶的例字，步步为营，有一说一。同时他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东汉学者许慎在定义和举例方面的疏漏和不足（例如著名的“考、老是也”）。他还告诉同行和读者，他的转注探索当然也是得到了前辈训诂学者徐堦（920-974）、郑珍（1806-1864）父子和现代语言学家黎锦熙（1890-1978）的启发，这些前辈都曾接近了转注的真实含义。而且黎锦熙还看到了汉字之所以未曾走向纯音标或拼音化的道路，也是因为出现了转注之法。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古典表意文字（古埃及文、苏美尔文和腓尼基文），但是都经过假借阶段，转弯走向了拼音化；唯有汉字因为转注（出现大量形声字）而继续发展为意音文字。
由于对转注之法长期没有比较合理的解释，中国清代的文字学大师戴震和段玉裁等人提出了六书“四体二用”的说法，前面的四种属于造字之法（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后二者则属于用字之法（假借和转注）。现代文字学学者唐兰、陈梦家和裘锡圭据此先后提出了自己的三书和新三书。陈梦家在文革中自杀身亡，唐兰也在文革后不久故去。幸运的是，孙雍长在修改《转注论》的时候，恳请目前依然健在的裘锡圭教授审读他的书稿。（稿中明确否定了四体二用之说，p165）。裘锡圭先生不仅审读了书稿，而且从研究的原则，方法到字句、引文的校勘，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p9），（而不是否定孙雍长的立论，并展开学术反驳）。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孙雍长的立论和论证已经得到了前辈学者的认可。汉字的六书说从此有了合理的（历时和共时的）完整解说。
古汉语汉字著作不宜用简化字排印
一个延续争议了千年以上问题，经过孙雍长先生几乎大半生的钻研探索，也因他的导师和学术界的前辈们的宽容和切磋，终于尘埃落定，有了科学合理的结论，应该说是汉字学史上的一件幸事。可惜的是，《转注论》这本书是完完全全的一本汉字研究的学术著作，其中牵涉到很多古代的汉字，既有甲骨文和金文（靠作者手绘或特制的字符印刷），还有不少字例是繁体字。可是这本书的主体是用简化字印刷的。有的字例，明明应该是繁体字，却在论证中以简化字呈现。例如第149页说到：如示部，“斋”训戒洁也，从示，齐省声。……这里的简化字斋完全不能说明问题。从示，在简化字斋里面完全没有示。这里应该是繁体字齋，那个示字躲在它的肚子里。再说，上下文也没有相应的注释。书中类似的字例还有多处。如果没有简繁对换的知识，一般读者和外国友人就会发生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七条第（五）规定，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情况，可以使用繁体字。 这是法律规定。可是再看北京官方出版的《现代汉字学》（杨润陆著）第75页：却说：“对已经简化了的繁体字要严格限制其使用范围”。学术著作，尤其是涉及古代汉语汉字的著述，应该全文以繁体字排印出版。这里的严格限制已经严格过头了。简化字从推行日起，就不具备替代文言繁体的职能和智能。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说明教育和出版部门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甚至是故意阻挠繁体字的合理应用。这里牵涉到的不是个别作者的用字问题，而是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领导部门对文化古籍的态度问题。
文化人类学的思考
几乎跟所有的古典文字研究者一样，孙雍长先生在分析古代先人造字的文化理据时，总是会涉及到文化人类学的问题。他在主要论文结束之后的附论中，谈到了他对汉字的文化思考。他认识到：“我们民族所固有的、富有民族心智特征的汉字，它的产生，它的使用，它的功能价值，无不与我们民族的语言、民族的思维方式息息相关。”他甚至断言：“如果没有人能首先改变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并改变我们语言的结构要素，而想有朝一日废除汉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转注论》p242)
文化人类学是百年来以美國学界为主导的新型学科。它倡导文化相对主义，主张要尊重每一种不同的文化。不能仅从所谓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认识其他民族的文化，而要从该文化本身的角度去认识这类文化。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思维，颠覆了长期统治学术界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以全新的态度审视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弱势文化，保护和介绍这类文化，使之不致灭绝和消亡。人类文化及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特性，也有它的生存权利。上世纪中叶美、加、澳等当局开始为过去的文化错误言行向原住民和少数民族道歉。200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国际公约》，2007年中国人大签署，成为在中国生效的法律。
从文化多样性的概念出发，令人想起了中国汉语汉字文化冤案。汉字不仅是汉语的记录载体，而且其本身又是包含形音义的独特文化，还是至今仍然存活在当代中国人案头和手头的现行
语文。汉字传承数千年，全然相异于所有的其他拼音文字，它的历史、演进、变迁和构造、书法……无不都是文化多样性应该保护的对象。可是在我们中国，大约一百多年来，由于长期缺乏文化自信，再加上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铁壁合围，对中国的的汉字展开了侮辱性的打击。汉字的落后论，反动论，必以拼音取代论轮番作践之餘，五十年代未经充分的讨论和试点，就实行了汉字简化，常用和次常用的约六千多汉字中的2273个被简化。其中大部分砍掉了原有的理据性部首（合理性声旁或形旁）；并造成了实际上的“一国两字”，汉字本来作为两岸统一最大的合理基础，竟成了两岸分歧的重要内容。更加出乎意料的是，当年简化汉字的理由是汉字难写。可是电脑中文编辑成功以后，汉字通过拼音或其它手段都变得简单易学。汉字简化得不偿失，越来越成为中国知识界的新思维。汉字长期背负的冤案应予翻案。港台地区使用繁体字，扫盲却比大陆更早。大陆使用简化字，小学学制仍跟台湾一样也是六年。千年以来儿童启蒙阶段中，包含部分繁体字（选择性教学引入多种偏旁部首）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给儿童的热身启蒙，好比是小学数学中的心算口算，是日后代数几何必不可少的心理基础。学好了汉字基础，再学电脑中文和手写行书，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49年以来，政治上国内崇奉的是马列主义，汉字研究方面盛行的是废除汉字论，在实行拼音化之前，先简化汉字。宣传这一套理论的专家之一就是已故的周有光先生。此公在百岁晚年之际，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大胆说出了旁人不敢说出的真话（《中国人权双周刊》2017.1.24《与海外女作家周素子的谈话》）： “ 马克思的理论是错误的，马克思的预言完全失败了，马克思已经没有研究价值了。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他写资本论当然是胡说了。马克思认为工业发展，工人越来越多，世界上全是工人，工人就统治世界了嘛。其实，像我们这种读经济出身的人一早就觉得马克思是站不住的。 ”。周先生真有趣，既然社会变更并不按照马列“原始、奴隶、封建、资本和社会主义”五大阶段发展，为什么语言文字就要按照同是欧洲人设想的“表意、假借、拼音化”的规律进化呢？ （周有光著《字母的故事》援引的材料是1948版David. Diringers „History of the Alphabet“)，作者第令格尔David Diringer（1900-1975） 是犹太人，生于奥地利，入籍英国，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从学术经历来看，他根本没研究过汉字，他的这类进化规律说，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之言，他说的世界文字拼音化的道路，很难说是什么金科玉律。
珍视任何文化的精华遗产
清末马建忠翻译编辑了《马氏文通》（1900年上海出版），他发现古汉语也能如同拉丁语（印欧语言）一样，依动名形副助等词类在文句中担任主谓宾状补的角色；可是他的编译只是说明汉语具有人类语言的共性，却并没有强调汉语汉字自身的特点，毕竟汉语汉字并没有欧洲语文的词形屈折变化，更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意音文字（方块字）。上世纪末开始，中国的语文学者重新省悟中文的“字”并不与欧洲的“词”完全对应，汉语的研究应该以字为本位。正如中国作家汪曾祺所说，“中国人的思维其实是以字为单位的”。字本位应该是汉语汉字研究全新的探索之路。孙雍长先生的《转注论》打通了六书解释的疑难，也应看作“字本位”前进路上全新的开拓。
当今的中文编辑和传输手段日益被科技设备（电脑和手机）方便化、无纸化，到底是文化精华的博大精深更重要呢，还是少认读几个笔画更重要呢？简化字已造成国人与古典文学的隔阂，拼音化则更使国人与古代文化彻底失联。输入汉字既可以驰骋网络，穿越未来，又可以涉足古典文献乃至隶篆甲骨，简化汉字的功过得失到底如何呢？
质疑拼音化的问题也令我们想到，五四以来对于文言文的全盘否定是否也应该重新反思？孔子说：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文言与白话之间并无截然的界限。文言只要不是繁靡的骈骊和八股，原是汉语固有的精华。白话经过修辞形成文言，其实是民族语文美学追求的必然结果。在中国的国力逐渐恢复的时代，重新审视“废除文言，废除汉字和（非理性）简化汉字”的主张，正在悄然兴起。2018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博士、画家李春阳（女）出版了以她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六十万字巨著《白话文运动的危机》（国内三联书店和香港城市大学分别出版简繁体版）。她的言论详实而敏锐地表达了关于中国语文现状的新思维。每一位中国同胞，乃至中国文教主管部门都应当重新反思百年来对待汉语汉字的态度了。
（寄自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