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身女作家的心灵生活（八）
陶洛诵
写诗人叶三午让我想起关于北京有没有沙龙的讨论，潘青萍坚决否认北京有沙龙的存在。顾名思义这个从法国进口的舶来名词应该指的是舒适的充满了艺术气息的客厅文化。
文化大革命以前有，我从小接触的俞平伯先生家的四合院就有这样的气息。文革以后当然立马是另一种景象。以后我再也没找到那种安祥、闲适的感觉。
我大概从六、七岁开始到1967年，十几年间和俞平伯先生的女儿俞成阿姨一家有比较密切的联系。1966年以前，俞阿姨带着中葡混血儿子韦奈（小名贝贝）和女儿韦梅（小名梅梅）与俞平伯贤伉俪，还有俞先生的母亲，我们称呼“太婆”的老人住在一起。
我五岁时，我们家住在东城区南小街老君堂34号一个中等大小的比较新的四合院里，是科学院宿舍。房子位于胡同北面比较靠西口。俞家古朴的大四合院位于胡同南面比较靠东口。一开始我们不认识。
最开始听奶奶说，有个个子不高穿灰袍大褂额头像老寿星戴眼镜的老先生被孩子们欺负，围着叫他：“书呆子，书呆子！”奶奶上去把孩子们赶跑，老先生冲奶奶鞠了一个躬。这个人就是俞平伯先生。
我认识俞阿姨一家则是跟爸爸在北海公园溜冰场。贝贝比我大概大三岁，滑跑刀，梅梅比我大一岁多，和我一样滑花样刀，梅梅参加了一个班，有教练教。俞阿姨个子不高，长方形脸长得很像俞平伯先生，双眼皮大眼睛，烫头发。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英文非常好，她的先生是葡萄牙人，在澳门。
贝贝长得一点儿都不像中国人，梅梅还好一点儿，但也不完全像中国人。贝贝学钢琴，俞阿姨教他，俞阿姨不会弹，但是会教。梅梅练柔软体操。他们俩遵从中国的风俗习惯，非常有礼貌，过春节时，还到我们家给大人鞠躬拜年。并请我和爸爸妈妈去他们大四合院看贝贝放烟花！
俞家的大四合院进大黑门有很大的门厅和走廊。北面高台阶上的三间大屋住着太婆，屋子里放着她老人家的寿材。过年的时候，我们到她的屋子玩推牌九，我们输了没关系，赢了可以得到钱。
俞平伯先生和夫人住在有着同样高台阶的南屋，我和外婆说过话，和俞平伯先生从来没说过话，他有时到屋外屋檐下拿东西，会扭头看看我们，仅此而已。
我九岁的时候，科学院宿舍要拆，给我们新的宿舍在朝阳门外大红门，爸爸不喜欢住宿舍，就在东四北大街一个小胡同里买了一套房子，不是四合院，是一溜北房三开门共八间，分两个院子，里院有间大西房。东面是厕所和煤屋。
我还小，不懂得和人留地址，但年年冬天都去北海公园溜冰，所以和贝贝梅梅在冰场上又取得了联系。
（九）
写到这里，我去Google竟然查到贝贝的一个视频。在YouTube上，题目是“韦奈讲述外公俞平伯：红楼梦一梦写荣辱”。我非常激动，看到贝贝已找不到昔日的外国人模样，完全像个中国人，只有嘴还是歪的，那是他十几岁淘气，从房上摔下来造成的。他本来很老实，话不多，有些木纳。视频里说话流畅、自信、饱经沧桑。
看了几分钟，我在留言里写到：贝贝，我刚看见这个视频，我是陶洛诵。
打上去，没有“是”字，因为着急没打上。
我听他讲下去，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家早已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下，当他说到56年毛泽东发起对俞平伯批判，其实剑指胡适。“外公所有的朋友都不敢跟他来往了！”
我一想自己也是个著名的“反革命”，别给他带来麻烦，就赶快把留言删了！
贝贝对我一直都很好，我却很对不起他，因为他初中是东城区名不见经传的八十五中，连高中都没上，我自己却一路上名校。在他面前，我会不会流露出高人一等的骄傲？平时也许没有，但有一次，我们在他家讨论关于行走工具气垫的科学问题。待业在家的贝贝参加讨论，并发表意见。我心里想：“贝贝也不错嘛！”我一直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愧疚。
贝贝没能上高中应该是1964年以前，理由是他是“外国人”，没有给我造成太大震撼。
记得俞阿姨焦急地说：“给吴晗写信也不管用，说吴副市长爱才也不能爱到外国人身上！”
贝贝被分配到京郊农场当了一名农场工人，找了一位比他大五岁的同事做女朋友。我见过那女孩子，我们在俞阿姨家一起吃饭，是个很纯朴的姑娘。那是文革前的事情。
最后一次见贝贝是六六年七月，俞阿姨一家搬离祖传的大四合院，住到旁边大杂院的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西屋。俞平伯老两口和太婆被轰到大四合院里的本没人住的小跨院，俞阿姨冬天曾在小跨院用自来水泼成冰场让我们溜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