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四通桥事件”两周年有感
北京之春驻多伦多记者站 记者Liu Yan
2024年10月8日星期三，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在加拿大委员会党部接受北京之春记者采访，阐释四通桥孤勇者彭立发先生对民主中国的贡献。
记者：王主席你好，请教一下，现在大家都知道四通桥事件马上就两周年了。这个事情对中国21世纪以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尤其是“64事件”之后。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当您听说或看到这个事情发生后，您有什么想法？以及后续事情的发展，您在之后有什么样的预判？同时，我们也希望您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给彭立发先生一个历史定位。
王军涛：对，四通桥事件出来之后，我对这个事件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说过，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到高潮要有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需要的领袖人物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同样的领袖人物在四个阶段中需要有四种不同的心态。第一个阶段就是“苦撑待变”阶段，这个时候所有的资源都在共产党手里，人心也在共产党那边。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面几多少年，从南巡讲话开始，中国民主逐渐从八九高潮走出来，被边缘化。1999年，尤其是98年炸馆事件之后，西方世界开始转向，发现年轻一代不在民运这边。你可以看到西方的转变，1989年我们只要到美国去，无论在白宫还是国会，说“我来自天安门广场”，从总统到国会议员都会出来见你。但到了去年，甚至今年六四35周年的时候，你看到民运的领袖联袂出席，却没有西方任何像样的公民团体人物出来。
在“苦撑待变”阶段，民运的领袖需要一种像“茅屎坑石头”的心态，不管外界怎么变，我不变，我就死守着这个信念。我在很多地方都说，在黑暗的时刻，我们要守住那一束光，因为这束光将来是要照亮整个民族的。不过那时候的心态是需要有一种恒心。第二个阶段，就是当共产党的执政要发生变化时，会有一个大的变局，这时需要一些临时出现的领袖，像89年的王丹、吾尔开希、柴玲，他们的心理素质很强，爆发力也很强，对捕捉变化的能力很强。这些人和第一代领袖形成完全不同的特点。他们的出现会让整个局势为之一变。
第三个阶段，就是当大变局已经破局，共产党明确无法继续执政时，还需要一批类似于“帅才”的人物在各个领域、各个地方发展力量。最后，第四个阶段就是中国已经进入建立新制度的阶段，各个大的板块或者两大板块竞争中国前途。这时就需要真正的国家级领导人来引领。
我对四通桥事件的认识过程，主要是因为我这么多年一直以“苦撑待变”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变化。我知道很多人对四通桥事件感到震动很大，但其实在我看来，中国这些年发生的可歌可泣的事情非常多。彭立发事件虽然震撼人心，但他的口号和行动，严格来说，并不是最振聋发聩的。比如在他之前，我们有很多死在监狱里的政治犯。那天，华盛顿邮报的一个记者和我说：“对中国真的不公平，俄罗斯有一个人死在监狱，很多人为他说话，但中国有多少政治犯死在监狱，几乎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知道。”
这些人和我是手足之情。我们那么多年一块奋斗，其中像那些反抗的、自焚的，说出反对共产党的，像张六毛这样的，这种判死刑被枪毙的，或是被整死在监狱里的，像彭明，被判了无期又死在监狱里，被整死在监狱里。像这些。所以彭立发刚出来时候我没有注意。而且我还跟大家讲过，你什么时候开始说中国有英雄、反共英雄出现，或者共产党开始变坏时候，我认为是你什么时候开始觉悟。只是在这之前你觉得共产党还不错，所以你没有注意到有反共的人存在。
四通桥这个事刚出来我当时有点迟钝，就是一种以不变对变化的世界心态，没有意识到一个大事件发生了。但四通桥事件确实造成的是石破天惊的效果，这个石破天惊不是对我，是对当时的中国人。因为当习近平上台，倒行逆施，把整个中国搞得民不聊生，包括封控这些搞得民不聊生。所以四通桥那几句非常朴实的口号，有点像什么“迎闯王不纳粮”、什么“均贫富、等贵贱”这样的。你可以发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口号，都是非常简单的口号，但是打动了当时的人心。
而在苦撑待变这些人呢，可以说我们那时候内卷得很厉害。老说批评民运中内斗，苦撑待变时期，民运中没什么空间嘛，大家内卷得很厉害，都在什么研究理论，研究这些东西研究得很深。但其实这些东西是走不到老百姓中间去的。所以我是花了一段时间之后算是理解了四通桥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事件。这个事件主要是伴随着新一代的中国人成长起来之后，对共产党的不满，特别是习近平在封控期间引发的不满。
如果四通桥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没有后续事件的话，也许它就像那些死在监狱里的政治犯一样不了了之。但是接着就发生了白纸革命。所以四通桥和白纸革命这段过程中，中国人的思想发展得很快。其实四通桥之前的1月份，我不知道你们注意过没有，在深圳有一个人也是喊了类似于彭立发的话，被人摁在地上，被警察抓走了，当时老百姓还在旁边鼓掌。深圳是中国最好的地方，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三个月后，当四通桥事件出现的时候，人心就开始发生变化，大家为四通桥、为彭立发鼓掌，关心他的命运。
到了11月，四通桥的口号更往前走了，就是“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就在白纸运动中。现在我觉得这两年，从四通桥到现在，我发现我搞民主党在纽约能接触到每个月来自中国不同地方、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地位的中国人。我就知道整个中国变化非常快，这个国家是大变在即。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刚才刘畅采访我关于国事会议时，我突然觉得有一种紧迫感。我认为彭立发是第一功臣，而且我觉得将来有一天中国民主化实现的时候，假如这个运动会持续发展，到习近平垮台和共产党垮台的那一天，彭立发将会载入史册，四通桥事件也会载入史册。我们做历史比喻，就说辛亥革命之前，实际上孙中山先生搞了11次起义，黄花岗扔了72具尸体，但是为什么这些人到现在没有人能背上名字来。可是辛亥革命那个小兵，他打响了第一枪。前面在革命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没有能够获得什么大的成就。但是辛亥革命那个小兵，他点燃了一场结束中国2,000年帝制和专制的政治革命。
像我这种人，其实讲四通桥讲得不是很适合，因为我脑子里想东西太多了，这时候中国真的要变化的时候。就像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王丹、柴玲这些人、这些领袖人物消化。非常高度赞扬他们的勇气和他们当时的直觉和领导力、行动能力。但在那时候我觉得很不成熟，一个巨大风险的时候，你们这样做会把一个国家拖向一个很不确定的方向，可能会开枪镇压。可是今天回头才想到，他们才是真正那个时候需要的英雄。我觉得彭立发就是这样的一个英雄。
你这个建议非常好。你下次可以提出来，做一个正式的议案。如果这个加拿大的地委能够复议的话，我们可以在今年适当的时候开会，中国民主党出面给彭立发先生颁一个荣誉称号。我们中国民主党有三个奖项，一个是刘晓波良知奖，这是奖励那些在中国政治中间反对中间有旗帜性作用的这样一些人物和他们的英勇行为。还有一个奖项是曹顺利勇气奖，这是奖励草根阶层中那些有勇气去反抗暴政的英雄。还有一个叫杨天水纪念奖，这是奖励中国民主党人的奖。我想呢，刘晓波良知奖应该颁发给彭立发先生。
最后，笔者认为彭立发作为孤胆英雄，点燃了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白纸革命，催生了新一代人的反抗意识。如果要做一个类比，那么谭嗣同应该是和他非常类似的近代历史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