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史学家刘孔伏先生的台湾情怀
刘大风
中国著名史学家刘孔伏先生原在重庆市一家工厂工作,因受不了中共厂领导的专横霸凌,于一九八二年弃厂回家,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历史与古典文学的研究,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自由撰稿人和体制外历史学家。他研究撰写了《谈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的国号和年号》一文,颠覆了史学界成说,刊于中国社科五大刊物的上海《学术月刊》一九八四年五月号上。同时他撰写的另一篇研究明太祖朱元璋之论文,被香港大学第一届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选用,但因中共当局阻扰,他未能去香港与会宣读。这虽然是中共地方官员的压制迫害,但他敏锐的目光,一眼就看穿了中共邪恶的本质,在其统治下个人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在这种情况下,他结识了中国民运先驱者王若望先生,开始关注和介入中国民运。
> 刘先生一边潜心研究历史,一边关注时事之变化,其生活全靠论文和给报刋撰文的微薄稿酬过日子,淸贫简朴,因此未婚。他博学多才,又具有国际视野,看问题敏锐独到,一语中的,惠及朋友熟人。台湾解禁后,他与台湾学人交往甚广,为台湾各报刊撰写了不少文章,堪称当时第一。其中,他为台湾《明道文艺》撰写的《评大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一文,在海峡两岸影响甚大,其文手稿已被台湾现代文学馆典藏。台湾辅仁大学举办王阳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中研院近代史所吕实强所长推荐邀请他参加,但因中共当局阻扰,他未能入台与会。若非如此,他早就是台湾学术界的常客了。
> 刘先生是历史学家,对台湾的历史变迁也非常有兴趣,颇有研究。譬如有史学家查到元代在澎湖设有巡检司,就认为台湾在元代纳入了中国版图。他却不认可此说,因为澎湖仅是台湾外岛,并非是台湾主体,如果台湾在元代纳入了中国版图,那么就不是在澎湖设巡检司这么简单了。
> 刘先生之所以这段时间热衷于与台湾学人交往,为台湾各报刊撰文,最重要的原因是台湾已民主化,是其向往的地方。在这之前,他也热衷于为香港报刊撰文,并与香港《明报月刊》主笔董桥先生有所交往,日后有适合的文章都先给该刊。道理也是一样的,当时香港是一国两制,享有民主自由,不像现在已成臭港死港。当然,自由民主社会人人平等,相互尊重,不是中共党文化洗脑下的等级制,恶劣的人际关系,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 一九九二年海峡两岸举行了破冰和谈,中共口头承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因此未写入和谈纪要。台湾成立了海基会,中共成立了海协会,两会成为了日后联系交流机构。刘先生有了台湾情怀,就要爱台湾,设身处地为台湾政府和民众着想。海基会第一任秘书长是台湾著名律师,好像姓 陈,刘先生就大胆地多次写信给他,提建议出主意。譬如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与中共党文化南辕北辙,格格不入,中共就将其破坏消灭之;而台湾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台湾领导人多有儒家风范,这就是台湾长处,利于台湾与世界各国和善交往相处。海基会极其认真负责,对刘先生每封信都做了回覆感谢。因此之故,刘先生就做出了更加大胆的举动。
> 中共口头承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也就是说,台湾表述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而中共表述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有点两国论的味道,因此中共当时不敢写入会谈纪要的原因。刘先生十分明白这其中的奥妙,撰写了一篇详细论证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文章,署名「史实」,在武汉市寄给海基会秘书长,信封上落款是武汉大学。台湾李登辉总统因而提出了两国论,令中共气急败坏,破口大骂,掀起了第一次台海危机,威胁武力攻台。美国信守《与台湾关系法》,用武力吓阻中共,才化解这次台海危机。这也证明中共有欺软怕硬之天性,看似庞然大物,实际上是纸老虎。
> 这一口头承诺对中共不利,吃了一个哑吧亏。中共后来挖空心思地想办法,自食其言,把这个承诺强行歪曲为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再提「各自表述」。随后中共利用自己的大国地位,强行霸凌台湾和国际社会,要求承认其一个中国的原则。这就暴露出中共的强盗土匪本色,不知羞耻的流氓手段。美国就不吃中共这一套花招,坚持信守美中三个公报精神,维护台海和平,动用武力就不行。台湾也不必承认这一口头承诺,因为它本身就没有写入会谈纪要。况且,时空已经转换,中共已打破了会谈纪要,将其变成了「过时」文件。
> 中华民国历史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悠久,中共建政后,两者根本就没有隶属关系,各自独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这一点,看清了中共邪恶的流氓面目,这对台湾是很有利的。民众也不必担心台海战和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国家利益,世界民主国家的生死存亡,近年中共不敢武统台湾。万一中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台湾动武,那就是中共自取灭亡之日!
作者劉大風先生係中國重慶市文化工作者
劉孔伏係中國歷史學家,現流亡泰國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