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证明了极权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必然走向衰
曹文敏
在加拿大感恩节10月14日这一天揭晓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鲁滨逊（James A. Robinson）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获得，他们在“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方面的研究贡献得到了表彰。
关于“制度”的学术定义，主流观点来自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一个社会游戏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它决定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的激励结构。
三位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而不良的制度则会导致经济停滞和贫困。具体来说，“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如民主、法治和财产权保护）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而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如专制、腐败和资源掠夺）则会阻碍经济发展。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误认为经济学仅仅是讨论研究商品和服务关系以及社会资源配置的社会科学。事实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开端，政治经济制度就是他讨论的核心问题，当时他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英国和法国的对比，为什么英国跟法国的对比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在他那个时代的原因就是英国是宪政制度，宪政制度保护了产权，而产权得到保护才使得人有好的动力在市场上进行投资，产生更多的经济运作才有经济的飞速发展，而法国当时是绝对君主制，对产权的保护不够好，人们就不敢投资，怕被割韭菜，那么经济就没办法发展了。
笔者曾经在大学里学习西方经济学，然而《国富论》之后围绕着主流经济学里面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现象中都遭遇到了一些研究困境。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为新时代的“国富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思维方式。恰逢那几年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中国加入WTO，一个是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研究”成为显学，中国的大学里面经济学相关的专业也成为最热门的选择，无数青年才俊投身其中，希望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能收获充裕的个人财富，实现国富民强。然而经济学各门派观点激烈争论，再加上一个“中国特色”，笔者当时是学得云山雾绕，不知所以。
直到是听到许成钢教授曾经谈到他在 1984 年刚去美国留学的那个时候的一些想法，才搞明白学校的老师根本就是在捣糨糊。许成钢教授说他感到很难理解美国的制度，他跟他的老师私下谈到说，中国的制度和美国的制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制度。那西方的经济学背后的基本假设是宪政，是法治，是人权。那么一系列的所有的经济学上写下来的模型，所有经济学上所有数学上推导的东西，起点都是你先认为所有人有人权，所有事情背后都有法治在管着，有宪法保护没有人会侵犯的，然后才有后面所有所谓这些东西。然后你一旦开始讨论中国了，你就要重新想任何人的关系是这样的吗？人有人权吗？有法治吗？有宪政吗？稍微具体一点讲，那就是比如说经济学最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关于契约的，但是什么是契约呢？契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条件，就是契约的双方是平等的，契约的签定是自愿的。所以经济学里的模型，里面有很重要的基本条件就是都是自愿的，你不愿意就走。但是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和人的关系是这样吗？比如说国有企业里面是有党部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突出的是，你普通人和企业是平等的吗？你普通人跟企业可以谈判吗？然后你不同意你可以走吗？在中国党和国家是合在一起的，连分房子甚至连生孩子，党国已经替你决定了。当党国决定了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谈判吗？这些中国特有的现象，经济学的道理是套不过来的。
早在2001年，这三位经济学家就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个实证经验研究》。对比不同的殖民地历史与数据，他们发现，在早期相对富庶地区，欧洲殖民主义反而建立起了采掘性制度。因为这些地区往往人口众多，资源众多，进行简单的抢劫，资源掠夺或者剥削，更具有经济意义。比如，用军事力量逼迫劳动密集型地区的大量当地人从事种植业和采矿业——往往只有强权能够压迫劳工在工资低廉的情况下进行艰苦劳动。也就意味着，在这些地区，权力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少数人通过强权从广大民众口袋里捞取资源，而大多数人得不到有效的财产权利保护。
在此基础上，“贫富的逆转”这个概念，成为理解他们理论的关键。财富的逆转，是指那些在全球殖民化前，相对富裕的地区，现在反而变得更加贫困。反而一些在殖民化前相对贫困的地区，现在反而变得更加富裕。他们三人的分析认为，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殖民者引入的制度差异造成的。
而后在2012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作出版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实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一书，提出了以下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走向繁荣，有些国家却转向衰败；有些国家成功了，有些国家却失败了？他们进一步沿着了前文提到诺斯的研究路径，得出结论：制度是决定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是走向繁荣还是趋于衰败。
他们由此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做了几组数据分析，比较1500年时城市化水平较低与较高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发展轨迹，比较具体国家随时间变化的城市化水平程度，也比较不同国家随时间变化的工业化水平。统计结果表明，逆转的时机大致发生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并且与工业化程度有关。这个时间点，世界正面临着两件事，一件是航海冒险、殖民掠夺，一件是工业革命。
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优制度条件，而攫取性政治经济制度构成最劣制度条件。以英国、北美、澳洲以及“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为例，将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如何促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用近代西班牙、近代法国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案例，将攫取性政治经济制度如何引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失败。
相较于处在两个极端，更为常见的是掠夺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模式。在掠夺性政治制度下，当权者不仅有强烈的推进经济增长的动机，而且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有时还具有推进经济增长的能力。然而，掠夺性制度最终必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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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限制：民众缺乏对利益集团的制衡，既得利益者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展开竞争，非既得利益者为获得掠夺机会也会参与竞争，结果自然是寻租滋长、腐败横行、投机蔓延，生产和创新的激励降低，政治动荡导致经济制度多变，最终阻碍了长期经济成长的实现。
（2）极限性限制：掠夺性增长多发生在后发展国家赶超型发展的初期阶段，通过输入技术甚至“山寨”并输出低端产品，经济有可能快速腾飞。可是，这种增长模式极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旦民众的收入增多，其消费需求层次必定提高，而满足其需求的中高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一方面需要更高水平的投资，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创新的更大激励和更好保护。这不仅需要经济制度进一步向包容性的方向改革，也需要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而创新与“创造性破坏”是分不开的，但创造性破坏同时也会动摇既有的政权，掌权者害怕这种变化，必会扼杀任何创新，所以在这种制度下萌芽的任何增长，最终都会化为乌有。
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体制，用健全的法律体系保护人们的私有财产，才能保证国家能够持续创新，实现经济持续的良性发展。所以说，当年的蒋经国正是看到了这样的现实，顺应了历史发展规律，带领台湾和平地走上民主道路。而今天习近平、金正恩之流为了个人私欲，执意将国家带入发展的死胡同，终将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