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讀《心坎裡別是一般疼痛》
張成覺
章詒和的作品筆者往往一讀再讀，此次細讀《心坎裡別是一般疼痛—父親與翦伯贊的交往》（載《這樣事和誰細講》，台北市，時報文化，2019年二月二十六日初版四刷，頁9-76）感觸極深，其中也包含了內心的傷痛—對“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知名學者慘痛遭遇的傷痛。
該文記述的主人公是翦伯贊（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名象時，字伯贊，以字行，維吾爾族，湖南桃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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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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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參與北伐戰爭。中國國民黨清黨後，在呂振羽等人影響下，開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社會和歷史問題，名列史學界的「馬列五老」，另四人是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范文瀾。文化大革命期間自殺前，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52年至1968年）、歷史系主任。.（摘自維基百科有關條目）
該文第二段寫道：（在重慶北碚李子壩的半山新村）章,翦兩家是緊挨著的鄰居。如果說，從娘胎裡出來，我第一眼是認識了父母的話，那麼，我的第二眼就認識了翦伯贊。
多麼溫馨的開頭，這就為接著描寫的作者偷吃翦家廚房裡的鍋巴埋下了伏筆！
隨後一節有個小標題《山色入江流不盡，古今一夢莫思量》。裏面記述了1946年1月，舊政協在重慶國民政府禮堂召開。民盟由張瀾,羅隆基,張東蓀,章伯鈞等九人組團出席。章“提議聘請翦伯贊擔任民盟出席政協的顧問，此議獲得通過，給他發了聘書。......那時，民盟發起者不知道翦伯贊是中共黨員，而身分隱蔽的翦伯贊也就從重慶半坡新村起步，長期周旋於民盟,中共之間，成為一個統戰高手。”
“對翦伯贊而言，身為史家而心繫革命或者說心為史家而身繫革命，無論判定為前者還是斷定為後者，其性格的複雜性，也就此註定。未來命運，也就此註定。在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分歧，學術和政治的衝突，由來已久。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這個分歧和衝突或許還難以凸顯，可到了“人民當家做主”的年月，翦伯贊則無時無刻不在體味這種分歧和衝突了，隨即也陷入了不可排遣,更不可抵禦的思想矛盾和現實擠壓之中。”（同上書，頁15）
1947年年底至1948年，中國當代政治文化菁英數百人（章,翦兩人在內），雲集香港。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召開新政協，籌組聯合政府。李濟深，沈鈞儒，章伯鈞等人聯合致電毛澤東，表示擁護“口號裡的號召”。“月光斟滿了志士的酒杯，詩情激盪著文人的胸懷。他們覺得已然望見了光明。......在中共南方局的運籌下，父親和翦伯贊在這一年先後乘船離開香港。”（同上書，頁20-21）
底下一節小標題是《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作者“再見到翦伯贊夫婦的時候，已是在1949年秋季的北京了。”而“翦伯贊從香港轉來北京，並沒有進入北大,清華......的歷史系任教，而是被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聘為教授。”（同上書，頁22）
其時北大歷史系教授,講師包括鄭天挺,向達,楊人楩,鄧廣銘等十餘人，即為胡適校長在任時的全班人馬，個個皆為飽學之士。“現在共產黨來了，為了保住飯碗，恐怕也得湊上去學點馬列主義吧。他們讓時任北大歷史系主任的鄭天挺，去請馬列主義史學家來校座談。”“應邀而來的賓客是郭沫若,翦伯贊,杜國庠,侯外盧。來聽講的是北大歷史系全體教師。賓客本該主講，胡適舊部理應恭聽。誰知半路殺出一個青年教師，對這四位來賓的學識頗不以為然，便針對奴隸制社會問題，引出對西方史學的長篇論述，竟旁若無人地講了一個多小時。。會後，翦伯贊大怒。出門憤然道：北大的會是在唱鴻門宴，幕後導演則是向達——北大一個小小講師，居然不把郭,翦放在眼裡，這深深傷害了翦伯贊的自尊心。”（同上書，頁22-23“
向達（1900年2月19日—1966年11月24日）
出生於湖南溆浦，土家族，字覺明/覺民，是國際知名度很高的歷史學家 ，考古學家，目錄版本學家，翻譯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學專家。1934年赴歐洲進行學術交流，先後在倫敦牛津大學圖書館、大英博物館東方部、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柏林普鲁士科學院等處整理、抄錄、研究中文圖書、敦煌卷子、吐鲁番古文書、太平天國文書，以及一些明清之際的耶穌會文献等；1938年返國；1939年3月任教於浙江大學，9月任西南聯大歷史學系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導師；1942年任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團考古组組長；1949年2月任北大歷史系教授，北大圖書館館長。（摘自維基百科有關條目）
翦伯贊的一句話使向達在1957年反右時淪為健民，1966年文革開始數月後，他死在勞動場所。發病時，北大革命師生無人為其呼救，那裏，也無醫院。
此前的1952年1月，中共在全國展開了“三反運動”。身為燕京大學哲學系系主任，同時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張東蓀成為了運動的重點,民盟的焦點和社會的看點。對他的批判和處理，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直接掌管，毛澤東親自過問。
張東蓀（1886年12月2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張萬田，字東蓀，以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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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東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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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一開始，張東蓀就輪流在燕大歷史,哲學,文學,心理系檢討，一次又一次，次次通不過。二月二十九日，燕大以節約檢查委員會名義，舉行了全校師生員工批評張東蓀大會。長達五個小時，共有二十五人發言。其中兩人的發言引人注目。一是擔任燕大教務長的無黨派人士翁獨健，文質彬彬地講了不足五分鐘。另一個就是已經有權代表歷史系教師發言的翦伯贊。他詞鋒凌厲，暗含殺機，指認張東蓀的所謂的“中間路線”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貫反蘇,反共,反人民的。
翦伯贊列舉了以下事實作為例證：
一，張東蓀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學》一書裡，就說“資本主義不會滅亡，共產主義不能實現。如實現則勞動者都會餓死。”“把馬克思主義列為學說，乃人類之奇恥，是思想史上的大污點。”二，在1934年出版的《唯物辯證法論戰》一書裡，張東蓀說“馬克思派的企圖不但不會成功，其結果只弄成
既非科學又非哲學的東西，終謂四不像而已。三，1946年出版的《思想與社會》一書裡，張東蓀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民主的，結果必變成少數人的專制，而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四，張東蓀私下裡講“解放三年來，一直覺得不自由”等言論。這樣一來，翦伯贊就為張東蓀的歷史問題定下了“四反”（即反蘇,反共,反人民,反馬克思主義）基調。與此同時，《新燕京》校刊特意把張東蓀在《唯物辯證法論戰》（1934年版）一書的題詞——如有人要我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二者當中選擇其一，我就會覺得這無異於選擇槍斃與絞刑（柯亨語）“重新刊印，公之於眾。（同上書，頁24-25）
疲憊的張東蓀大為驚駭。他致函民盟中央（張瀾,沈鈞儒）表示願意再作一次更深刻的交代。......不久，在張瀾家裡，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副部長邢西萍，由沈鈞儒和父親陪同，與張東蓀談話。張既表示悔悟，也說明許多揭發並非事實。......未幾，突然，他的問題從“四反”變成了“特務”，由“思想改造”變成了“叛國罪行”。別說是翦伯贊,章伯鈞，就是張瀾,沈鈞儒也驚呆。
至今，張東蓀案件的內幕，誰也不清楚。可以說連公安部長羅瑞卿都蒙在鼓裏。唯有一人是明白的，他，就是毛澤東。（同上書，頁25-26）
毛獨夫以“馬克思加秦始皇”自詡（實質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對燕京大學這樣的教會學校自然要動大手術。具體做法便是打散，拆掉。1952年在官方進行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過程裡，鄭天挺被調到南開大學，清華歷史系資格最老的雷海宗也被弄到了南開。接替鄭出任北大歷史系系主任的不是別人，正是翦伯贊。
鄭天挺（1899年8月9日—1981年12月20日），字毅生，大學時改名天挺，生於順天府，原籍福州府長樂縣
。曾在北京大學、西南聯大和南開大學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為明清史領域專家。
雷海宗（1902年6月18日—1962年12月25日） ，字伯倫，河北永清縣人，歷史學家，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教授。提倡兼顧考證和綜合，是「戰國策派」、「清華學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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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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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天挺前腳剛走，翦伯贊走馬上任，曾擔心自己領導不好這樣一個由三部分人（胡適,蔣廷黻和洪業舊部）合成的北大歷史系教師隊伍。但他是統戰高手，很快，系裡的工作就上了軌道，大家相處也還不錯。（同上書，頁27）
章伯鈞曾到北大燕南園探望過翦伯贊夫婦，說共產黨給他的待遇不低呀！一幢小樓，有專車，有炊事員，有保姆，有秘書。我看，這是官員的規格。章還不知道翦伯贊是中共黨員。（同上書，頁29）
翦腳踩政治學術兩個圈子，竭力維護和保持兩者之間的平衡。（同上）
1956年夏季，翦伯贊等人參加了全國人大代表在湖南省的考察。他專門考察了長沙市的文化教育工作，越看越生氣。身分非同一般的章士釗也對湖南文教,農村方面的工作不滿。一個主唱，一個附和，二人在座談會上大講一通。（同上，頁31）
翦伯贊說《新湖南報》就很少關於文化,藝術,教育等方面的報導,......圖書館幾乎成了看連環畫的兒童閱覽室。因此，好像湖南人只要吃飯,吃肉，不要文化一樣。......我看了一個最壞的小學，牆壁出水，地下出水，光線不好，沒有操場，廁所靠近教室，許多小孩子因為沒有一角六分錢買藥，一肚子的蛔蟲。......（頁32）
翦伯贊還就湖南地方戲藝人的經濟困境和地位低下，以及當地維族居民的挨餓，伊斯蘭小學（他的母校）的“五不“（不增班次,房屋,經費,教員,學生）大聲疾呼。（頁33）
一士（連同章士釗乃兩士）諤諤，中樞震動，周恩來下令撥專款解決湖南藝人和維族居民的溫飽問題。
下面一節小標題是“須知道雲翻雨覆難開口，水盡山窮急轉頭”。說的是一年後，毛發動“整風”—除黨內三害（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實際上“引蛇出洞”。五百萬知識分子中招被戴上“緊箍咒”。向達也在其中，並被送往勞教場。
章伯鈞被欽點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統帥。他百思不得其解，遂敦請翦伯贊為之解惑。翦一語中的，一針見血，指出關鍵在於他是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也就是說，毛是皇帝，他是臣子。毛跟他由往日的朋友關係變成了君臣關係！（頁44）
“啼得血來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章詒和引用杜荀鶴這兩句詩，形容那些曾經積極參加鳴放幫助中共整風的知識分子—說話坦誠，而結局殘忍。
翦伯贊在反右鬥爭勝利後，奉命編寫高校文史各學科通用教材，取名為《中國史綱要》。出版後，他取得了在史學界近乎權威的地位。官方任命他為北大黨委委員和副校長，並公布其中共黨員的身分。他是在1937年由呂振羽介紹入黨的。為統戰工作的需要，一直隱瞞著身分。其實，他剛進城暫時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任教，由於說話比校長陸志韋還硬氣，已有不少人懷疑他是個中共黨員，有的學生背後管他叫“新疆攝政王”。（頁56）
1958年以後，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進入了極其嚴峻的時期。個個放衛星，人人空肚皮。學生視教師為對頭，搞“拔白旗”“批白專”運動。到了六十年代，翦伯贊的思想發生了極其明顯的大轉折。1961年5月，他說：王朝和皇帝是歷史的存在，是不應該塗掉的，也是塗不掉的。要歌頌勞動人民，但歷史學家不是詩人，除了歌頌以外，還要指出他們歷史局限性，指出他們生產的保守和落後性。總起來說，片面性，抽象性，簡單化，絕對化，是這幾年歷史的教學和研究中突出的缺點。同年十二月，北京歷史學會舉行年會，有千人參加。會議由吳晗主持。翦伯贊就以上述初步意見為底稿，做了學術演講。講完後，吳晗來看他。說：假如再來一次運動，翦伯贊的觀點準會變成批判的對象。（頁58）
1961年夏季，中央統戰部請了一大批高級知識分子去內蒙古的海拉爾市避暑。翦伯贊跟章伯鈞夫婦見了面。章詒和問：“翦伯伯，你好嗎？”“我不好！什麼都不好！”他說話聲音很高，“嚇了我一跳！而且口氣惡狠，目光怨毒。猶如一鍋沸水渴望著橫溢和宣洩。”我又說：我當初考大學的時候，報考的第一志願就是你的北大歷史系。”“話剛出口，胸揣怨火的他，大聲喝道：“學什麼歷史，考什麼歷史系！現在歷史系的學生連句子都斷不來。青年教師也不會教書，一無史料，二無理論，三無口才。教育一塌糊塗，史學一塌糊塗，社會更是一塌糊塗。我看，沒有什麼事情是好的。”父親說：“聽說，北京大學也要搞人民公社，把個大學辦成科學,教育,生產,軍事,勞動的聯合基地。老翦，是這樣嗎？””什麼基地？都是放屁！現在搞得學生不像學生，教授不像教授。“突然，翦伯贊直聲對我說：”小愚，你出去。現在我有很多問題想不通，要和你父親談談。“‘父親向我擺手，我乖乖地出去了。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翦伯贊從招待所的大門匆匆走出。我問父親：”你和翦伯伯談得好嗎？“”好。“我想，一次會晤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翦伯贊已經在光彩的照耀和週遭的的破敗對比中，找回了自己。偉大而優雅的文化所具有的決定力把他從政治需要的從屬關係中，剝離出屬於學者自己的本質。像晨曦夢回時的一彎曉月，散發著清朗,遼遠和莊嚴。其實，翦伯贊無須和父親交流，他對問題是想通了的，是有答案的。答案就在心裏。他要找個談話的對手——大右派老盟友章伯鈞就是他最好的談話對手。（頁59-63）
底下一節小標題是《夕陽下，故宮驚落花》
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我們和陶里亞蒂同志的分歧》。此時正值1959—1961三年大饑荒剛剛過去（緣自劉少奇對毛說：“人相食，是要上書的”他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採取“三自一包（分自留地給農民,准許開辦自由市場和自負盈虧企業）”。
但經濟形勢好轉，毛立馬重提階級鬥爭為綱。國際上就拿陶里亞蒂作標靶。他掌握軍權，林彪又助紂為虐，到1965年十一月間，姚文元炮製《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了吳晗的名，從而拉開了文革的序幕。
翦伯贊堅持為吳晗辯護，說，“如果這樣整吳晗，所有的進步知識分子都會寒心。”“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翦伯贊偏偏不知深淺與冷熱，此後的混亂,疼痛,驚駭都從這裏開始了......
1966年三月二十六日，戚本禹,林傑,閻長貴點名文章《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同時刊出。父親拿著報紙，一看標題就讀不下去。他搖著報紙對母親說：“什麼戚本禹,林傑，還不是毛澤東幹的！”遂又補充道：“老翦的死期到了。”母親說：“文章不是還稱翦伯贊為同志嗎？”“往下看嘛，很快就不會叫同志了。”果然，聶元梓的大字報，吹響了文化大革命的號角。北大歷史系第一個揪出來批鬥的人，就是翦伯贊，罪名是“黑幫分子”加“反動權威”。一貫無所失去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剎那間都變成無所顧忌的打手,扒手,造反派，在造反中無比自私,貪婪,殘忍。
翦伯贊仍在北大。他感受最深的是時間，從前覺得時間短，要做的事太多。現在覺得怎麼有那麼多的時光，要怎麼過才能過完。萋萋之纖草，落落之長松。他像草又似松，在寒風中苦苦掙扎。只要能掙過來，再不幸也值得。社會的涼薄殘酷，人生的孤淒無援，都掩埋於恬靜,堅毅而又蒼老的外表之中。
1968年十月，在中共舉行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在講話中說，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老人家還以翦伯贊,馮友蘭為例。說，今後還得讓他們當教授，不懂唯心主義哲學就去問馮友蘭，不懂帝王將相歷史，便去找翦伯贊。又言，今後在生活上可以適當照顧。北大軍宣隊向馮翦二人傳達了“最高指示”，又把翦氏夫婦遷移到燕南園的一幢小樓，獨家居住。他倆住樓上，派了個為他們服務的工人（杜師傅）住樓下。這時，誰都以為翦伯贊被毛澤東解放了。翦伯贊也以為自己獲得了解放。（頁67）
不料，沒過一週，致命之禍降臨在他的頭上。致命之物不是別的，正是翦伯贊長期從事的統戰工作。可以說，他為統戰獻身，統戰讓其送命。事情曲折複雜，核心是關於劉少奇的定案問題。
1968年尚未廢黜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已內定為叛徒,內奸,工賊（見1968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全會通過的1968年（中發）155號文件。）
具體罪行之一是曾與蔣介石以及宋子文,陳立夫相勾結。三十年代在蔣,劉之間周旋的人，就是諶小岑,呂振羽和翦伯贊等人。於是，他就成為劉少奇專案組所搜取的有關此事的證據，或許還是唯一的證據。1968年12月14日劉少奇專案組副組長，一個叫巫中的軍人帶著幾名副手，氣勢洶洶地直奔燕南園。巫中向翦伯贊指明開始於1935年的國共南京談判是劉少奇叛買共產黨的活動。翦所講述的事實真相，巫中予以否認，並說：“這個罪行黨中央已經查明，判定劉為叛徒內奸工賊。不久將在“九大”公布。你只要就這件事寫一份材料。加以證明，再簽上字，就沒你的事了。”翦伯贊再次否嗯那次談判劉少奇有陰謀活動。最後，巫中說：只給你三天的機會。三天後我再來。（頁68）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巫中帶著一群人又來，審了近兩個小時，翦伯贊拒絕做出違反事實的交代。巫中猛地拔出手槍，往桌上一拍，說：“今天你要不老實交代，老子就槍斃了你！”。翦伯贊閉口不語。巫中衝到跟前，把手槍頂在翦伯贊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說，不說就馬上槍斃你！”革命一輩子的翦伯贊，從未經受過如此恐怖的革命。但他依舊回答：“我沒有什麼可以交代的了。”為了繼續恐嚇他，巫中拿出筆記本寫了幾個字，交給同來的人（所寫內容是叫他們先回家吃飯，再開車來接自己）。這讓翦伯贊誤以為是叫人來實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獨留的時刻，他依然拒絕交代。翦伯贊拿出筆和紙，想寫字。他握住鋼筆在紙上畫了幾下，不出水，擰開一擠又沒水，他嘆道：“筆都不出水了，我也該完了！”旁邊有人道：“天天批判你的唯心主義，你還在搞唯心主義！”翦伯贊不作聲。旁人又說：“你說了不迷信的，你怎麼又迷信起來了？”翦伯贊說：“我是不迷信的。不過，到了這個時候，也就信了。”無人對他這句話引起警覺。儘管巫中空手而歸，翦伯贊卻已有經生之念。涕得血來無用處。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澤東說要給他出路，事實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來都是假的,虛的,空的。1957年反右運動中，翦伯贊發言把舊社會說成是地獄，把新中國誇得像天堂。現在他真不知自己是入了地獄，還是到了天堂。“夕陽下，故宮驚落花”。絕望之心，生出決絕之念。人生像一棵樹，長出葉子來，似乎就為了最後那場秋風。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贊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離開了人世。他（她）倆平臥於床。二人穿著新衣服，合蓋一條新棉被。在翦伯贊所著中山裝的左右口袋裡，各裝一張字條。一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張則寫道：“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這晚，天氣極為寒冷。過後分析，服藥時間應在深夜十二時左右。
陡峭造就高貴。一個堅毅頑強的人就這樣驟然消失。翦伯贊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成果多有不足，但他的靈魂潔白如雪。古人云：進不喪己，退不危身。進不失思，退不失行。—這是一個很高的行為標準和道德規範，大多數人是做不到的。翦伯贊做到了，以生命為證。賢淑嬌小的翦夫人戴淑婉也跟著走了。幾十年來，作為婦道人家，柔弱的她只存在於小家庭。但在人生結尾處，竟是那麼的耀眼。“柔弱莫過溪澗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聲。”她以死鳴不平。
翦伯贊的自殺和字條，又像個死結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開，也一直解不開。......我總覺得翦伯贊不同於老舍，也不同於鄧拓。他的手書“萬歲”一定有著更為隱蔽和複雜的內容。
“宣傳隊”指揮部得知翦伯贊自殺，深感事情重大，於是盡快調查上報。21日上午8時，指揮部將“翦伯贊自殺身亡”的簡報派摩托車送北京市革委會，按規矩北大的文件送市革委會，市革委會再送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再用大號子鉛印送毛澤東和林彪。就在北大指揮部的摩托車剛剛發動的時候，清華大學革委會主任遲群突然來了，他看了看翦伯贊夫婦的遺體，一聲不響地走了。他走了不到一個小時，突然謝富治打來電話，叫走了進京軍管這個軍負總責的副軍長，謝富治劈頭蓋腦一頓臭罵：“毛主席知道了，批評了，你們把事情搞糟了，是些廢物！”
原來，毛澤東聽到翦伯贊自殺的消息，極為震怒。給翦伯贊出路不是只針對翦伯贊一個人，而是要通過這個典型給被打得七零八落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出路”—這是毛主席的英明戰略部署。
1979年2月22日，官方為翦伯贊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骨灰盒裡放著三件物品：翦伯贊長年用的老花鏡，馮玉祥將軍贈送的自來水筆，他與老伴的合影。。當年北大負責人決定保存骨灰，可派出的執行人員卻在火葬場填寫了“不要骨灰”。孰真？孰假？至今無人說明。
逼死兩條人命的巫中，受“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他大概還活著。
“甚西風吹夢無蹤！人去難逢，須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裡別是一般疼痛。”杜麗娘的形象至今作用於我對生活的感受，這其中就包括對儲安平,傅雷,翦伯贊這樣一些——以生命換取自由的父輩的理解。（頁72）
2026-3-14下午11:12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