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的偏执
子规
去年8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的离世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他早年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1949年来到香港，就读于国学大师钱穆以及几个从大陆流亡出去的新儒家创办的新亚书院，毕业后到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在了美国，先后在几所知名大学担任教授。他虽然离开了中国，却始终心系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的守护者自居，毕生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在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生了很大影响，2006年获得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生成就奖这一国际人文学界的最高奖项。
他的离世，除了因为学术上的成就而引起人们的讨论，还因为政治上的立场而引起不同阵营之间的激烈争论。不同于一般的学者，他有着鲜明政治立场。与他立场相同的阵营，对他的离世表示深切的悼念，盛赞他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政治上所坚持的反共立场，以及对晚辈不遗余力的栽培。中国大陆知名的右派学者秦晖撰文悼念他，誉之为“士人风骨，学术钜子”，评价实在够高的。而与他立场相左的阵营则对他进行激烈的批判，顺带着对他所处的阵营也攻击了一番。一个政治立场过于鲜明的学者总免不了这样的命运。学者本来以研究学问为职志，尽量不要卷入实际的政治活动，不要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这样才可以少受外界的干扰，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学术成果也才会更加超然和客观，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但余英时显然不是这样的，他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的学术活动与政治立场是密切相关的。这对于学术以及政治，幸焉，不幸焉？
他1949年离开大陆后，只于1978年回来过一次，接触了各界人士，参观了许多地方，见到了故国的明月。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他还说过一句十分决绝的话：哪里挂着五星红旗，哪里就不是我的祖国（大意如此）。他的思想始终停留于早已成为历史的中华民国时代，有人说他是那个时代的“未亡人”，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他的思想实质。他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个政权已经延续了如此之久，总是有其道理的，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一现实。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价值理念，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可以不认同这个政权，不认同这个政权的意识形态，但要想改变现状，又必须首先去深入地认识它，只有把它的来龙去脉把握清楚了，才能真正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倘若只是一味地否定它、回避它，痛快固然痛快，但也仅仅是痛快而已。“六四一代”出走已快四十载了，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如今都已到了耳顺之年。几十年下来，他们在海外就以批评甚至𠼦骂这个政权为职业，但说句不中听的话，他们除了利用海外言论自由的环境可以逞口舌之快，对中国的现状又改变了多少呢？我并非说他们不能如此，这是言论自由的权利，谁也剥夺不了，也不是说这样没有价值，即使说了也白说，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了，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是说我们除了与这个政权持一种敌对的立场之外，是否还可以有别的更可取更有建设性的选项，在坚持必要的原则性的同时又有适当的灵活性，在对立的同时又进行对话？许多民运人士想回而不能回是一回事，余英时能回而不想回又是一回事。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掷地有声也令无数人景仰不已的话：“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诚哉斯言，不是一定要在国内才能爱国，才能爱中国文化，即使身在海外，只要能将之内化于心，同样可以爱国，可以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在海外同样可以了解国内的情况，甚至比在国内了解得还要充分。我听过一个专家对国内问题的分析，对情况可谓了如指掌，让我这个一直生活在国内的人都自叹弗如。然而，百闻不如一见，通过间接渠道了解得再多，不如回来实地了解来得更加真切，不如与国内的同胞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更能走进他们的内心。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海量资讯，看似可以不出门而知天下事，可以对中国全方位无死角、里里外外地了解个透透彻彻，但这些也许只是停留于表象，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现状，真正抓住中国的问题，是否置身其中是完全不一样的。自以为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也许只是道听途说。尤其要真正了解广大百姓的心声，不亲自走到他们当中，只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冲浪，也许只是雾里看花。我们固然可以在政治上不认同这个政权，但政治并不是我们的全部，倘若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而隔绝来往，只能说明你的政治压倒了一切，陷入了一种偏执，缺乏一种求同存异和兼容并包的胸怀。你与你所反对的虽然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器，但在精神气质上又未必不是相通的。
他宣称永远不再回来了，但自己的著作又不断在国内出版，所有这些都是得到他本人的授权的，出版其著作的也都是国有的出版机构。著作回来了，与人回来了又有多大分别？真要一刀两断的话，就索性连自己的著作也不要授权在国内出版了，这样才堪称表里如一、一以贯之，否则就是一种自我打脸，就是一种假惺惺的行为艺术。
他在政治上立场如此鲜明，甚至成了一种偏执，我们都说他在学术上成就如何辉煌，这其实是有矛盾的。政治立场的偏执必然会影响到学术研究，选择课题、取舍材料、分析问题以及立论种种，无一不会受其左右，很难保持一种超然和客观的态度。政治立场归政治立场，学术研究归学术研究，尽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但在学术研究中又能把政治观点置之脑后，完全以一种超然和客观的态度进行研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跟中国左派史学以及官方史学的权威人物郭沫若在政治立场上是相左的，对其人品也是颇有非议的。这些本来都不足为怪，但他曾经写过一篇长文，认定郭那部研究先秦诸子《十批判书》抄袭了他的老师钱穆的一部同类著作《先秦诸子系年》，而他所用的论据却是站不住脚的，甚至不惜采取篡改引文的做法。这无疑是很不光彩的，于对方也是很不公正的。你不认同对方的观点，尽可以进行商榷甚至批判，却不能毫无根据地指控对方抄袭，更不能伪造证据。知名打假人士方舟子撰文指出了这一点，他不作公开回应，却在有人私下问起此事时，说自己不与业余的人计较。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他的一种作风。方舟子虽不是专业的文史学者，但在文史领域造诣也是很高的，二十四史都通读过了，如今即使专业的文史学者，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并不多了。即使是业余的，也要看其讲得是否在理，认为专业的不必回应业余的，这未免有些霸道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应当区分什么专业和业余，而只看谁的理据更充分，更站得住脚。
他一生勤于治学，可谓著作等身。我只读过他的一些著作，对其学术成就了解得很有限，没有资格进行评头论足。但鉴于以上对他的了解，要说他的学术成就有多高，尤其是人文立场有多客观公正，多值得效仿，心里却是打一个问号的。
2022年1月3日写就
2026年3月16至17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