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采访——越过国界的监控
北京之春记者 张致君
内华达与加州交界的沙漠，风总是来得很突然。
它从远处的荒丘卷起细沙，掠过公路，再扑向那片孤零零的雕塑群。远远看去，那些雕塑像是遗落在时间之外的纪念物——巨大的“64”，断裂的手臂，凝固的抗争。
这里是加州自由雕塑公园(Liberty Sculpture Park)。也是程万里人生转折的起点。
程万里原本是一名工程师，受过良好教育，在外资企业工作。他的生活轨迹，本应沿着一条熟悉的中产路径延伸：工作、家庭、稳定。
改变发生在2019年，他去了香港。
街头的密集人群、此起彼伏的口号、长达数小时的游行——这些画面，与他此前在中国大陆接触到的一切完全不同。
“你会意识到，人是可以直接表达政治意见，可走上街头用自由的方式与权力抗争。”
回到中国后，他在微信朋友圈写下几句对香港的理解与支持。很快，公司领导打来电话，要求他删除。
他照做了。
但那种被“看见”的感觉，已经留了下来。
2020年1月的一天，他和家人旅游，正开车从洛杉矶前往拉斯维加斯。
那是一段再普通不过的美国公路：干燥、空旷、几乎没有边界。直到他在远处看到一个巨大的数字——“64”。
“我当时其实不确定，”他说，“但我心里知道，大概率是那个‘六四’。”
他把车拐下了高速。那一刻并没有什么戏剧性的转折——没有宣誓、没有顿悟，甚至没有人迎接他。只是沙漠、雕塑，还有一种安静得近乎异常的自由。
“我以前只是在网上知道这些事情，”他说，“但那天是第一次，我才发现它们是可以被看见的。”
过了不久，他再次来到Liberty Sculpture Park。
这一次，他停留得更久，他开始参与讨论，结识在海外长期从事民主运动的人。他第一次站在公开场合发言，讲述自己的家庭历史——祖辈在政治运动中的遭遇，父母在制度下承受的压力。
说到一半，他哽咽了，这段发言后来被美国之音记录并报道。
“当时我没有想太多，”他说，“只是觉得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不久后，他成为志愿者。
在那片沙漠中，他做了很多具体而琐碎的事情：搬运材料、搭建结构、协助创作。
他参与的，是一座关于香港的雕塑——“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那不单纯是一件艺术作品，也是一种政治声明。随着时间推移，他也不再只是单纯的参与者。
他开始在活动中发言，组织纪念六四的集会，前往在中国领事馆前抗议。
“你会慢慢发现，”他说，“你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了。”
不是因为名气，而是因为做了正确事而被记录了。
2020年春天，中国的电话打到了他弟弟那里。
电话来得很突然，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留下任何正式记录。来电者自称是珠海红旗派出所的警察，语气并不激烈，甚至可以说是“平静”的——那种在日常行政事务中常见的语调。但问题却很直接：“他现在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
弟弟一开始以为只是例行询问，含糊地回应了几句。但很快，对方的语气发生了细微变化，从“了解情况”转向“转达信息”。
“让他不要乱说话。”
这句话没有提高音量，没有威胁的词汇，也没有明确后果，却在通话结束后留下了一种难以忽视的重量。对方没有留下姓名，没有提供书面通知，也没有说明依据。电话结束得很干脆，仿佛一切只是一次普通的“沟通”。
但正是这种没有程序、没有文书的“非正式接触”，在中国的语境中往往更具威慑力。它既不给明确的边界，也不给申辩的渠道，却足以让人意识到：一种权力下的关注已经开始。
弟弟把这通电话的内容转述给他。
“我能感觉到不对劲。”他回忆，“那不是随便问问。”
不久之后，另一条信息从不同的路径传来。
一位在中共体制内工作的亲属通过微信联系他。聊天的开头仍然是日常寒暄，但很快，对话转向他的言论。
对方没有直接提及具体内容，也没有明确说明来意。
“她当时在聊天中提到，我已经成为所谓的“关注点”“侦破点”“预防点”之类的人物，并反复劝我不要因为一时表达意见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麻烦。她劝我不要在发表，说过的话会不断积累，不仅会影响我自己，也会在未来影响我孩子的政审。她的丈夫在当地公安系统工作，向信息科了解过情况。虽然她没有给我很多细节，但语气中带着一种少见的严肃。她不是在吓我，”他说，“她是真的担心。”
这些零散的信息开始在他脑海中累积。
再后来，是更远的触角。在他离开中国一年之后，2021年春天，国家安全人员出现在他的老家。这次并不是公开的调查，也没有正式通知，而是通过村委会这一层级展开的询问。
他们没有直接找他的家人，而是先询问村干部——关于他的去向、他的经历、以及他在外的情况。村里人很快就知道“有人在打听他”，却没有人能说清具体原因。
这些消息，是通过老人之间的语音转述、一层一层传回来的。没有文字记录和完整叙述，只有碎片化的信息在不同人口中拼接。
“有人说他们提到‘国家机密’，也有人说是因为出国的事情。”他说，“没有一个版本是完全一致的，但就是要抓我去坐牢。”
为了确认，他后来主动联系了村支书。对方的回答同样模糊:确实公安机关的人曾经到村里了解过情况，但具体细节不愿意透露。
与此同时，另一条线索在城市中展开。
他曾就读的大学，也被国家安全机关“走访”。几位留校工作的同学被单独询问，问题围绕他的背景、性格以及近年来的情况。其中一位同学后来告诉他，当时校方和相关人员都显得非常谨慎，不愿多说，也不愿留下记录。
那位同学还做了一件事——把他从班级微信群中移除。
“当时我完全不理解，”他说，“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担心我在群里说政治言论相关的话题。”
这些信息，从不同方向、不同时间点陆续出现：一通电话，一次提醒，一次询问，一段被删除的联系。
它们都不完整，也不正式。没有文件、没有编号、没有可以提交的证据链。每一件事情单独看，似乎都可以解释为“偶然”或“误会”。
但当它们被放在一起，就呈现出另一种形态。
一种没有明确边界，却逐渐收紧的关注。一种不需要宣告，却可以被感知的存在。
“你会慢慢意识到，”他说，“他们不需要直接找你。”
他们可以通过家人，通过同学，通过你曾经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一点一点拼出你的轮廓。
这些信息并不总是以官方形式出现，而是通过“转述”“提醒”“侧面消息”传来。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流动，被压低声音讲述，被刻意模糊细节，却始终指向同一个方向。
但正是这些不完整的片段，在时间中逐渐拼接成了一条清晰的线。
一条没有公开标注，却真实存在的红线。
他已经进入中共监控的视野。
2021年3月18日。他按照自由雕塑公园负责人陈维明的安排，接一名叫Matthew Ziburs的人前往自由雕塑公园的工作室安装监控设备。那时的自由雕塑公园的工作室里在制作一座讽刺习近平的病毒头雕塑。
这是一项具体而直接的工作，没有复杂的背景，也没有任何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当时就是去接人，然后一起过去安装设备。”他说，“做完之后，我再把他送回酒店。”
整个过程没有异常，他在安装结束后和在场的每个人都单独拍了合影，其中包括了程万里。
那天设备安装顺利，往返路线也如常。在车上，两人有过一些简短的交谈。对方问了他一些关于个人背景、在美国的情况，以及他参与活动的经历。这些问题在当时听起来并不突兀，更像是一种在陌生环境中的自然交流。
“我没有多想。”他说，“那就是很普通的聊天。”
这段接触，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021年7月23日，这座习近平病毒头的雕塑在加州自由雕塑公园被人公开纵火烧毁，几乎完全焚毁，仅剩基座。
直到一年之后。
2022年3月6日，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Matthew Ziburis提起刑事指控。起诉书中指控其涉嫌为中国政府从事秘密警察相关活动，包括跟踪、骚扰以及收集在美人员的信息。
他是在公开报道中看到这个名字的。
“我当时愣了一下。”他说，“因为这个名字，我见过。”
那一刻，时间开始发生错位。原本属于日常的一次接送，被重新放回到另一种语境中：一个进入过工作空间的人，一段关于个人情况的对话，一次没有被记录的接触。
它们在当时都没有意义，但在后来，被赋予了新的指向。
“你不会知道，当时哪些信息是被记住的。”他说。他没有进一步推测，也没有尝试还原更多细节。只是那之后，一些原本可以忽略的片段，开始变得难以忽略。
“你会重新去想，那些问题为什么会被问。”他说，“但那已经是事后。”
这些不经意的接触改变了一种判断方式——关于什么是偶然，什么可能不是。
如果说这些经历仍然带有某种“个人偶然性”——一次电话、几段转述、若隐若现的调查——那么纽约的案件，则让这种现实第一次以一种无法回避的方式，被固定在法律文本与司法程序之中。
2024年12月，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一名被告当庭承认：
他参与建立并运营一个为中国政府服务的“秘密警察站”。
这个站点位于曼哈顿唐人街，一栋并不起眼的办公楼里。对外，它以“侨务服务”“行政协助”的名义存在，处理一些看似无害的事务——证件更新、咨询、联络。但在起诉书与认罪协议中，这一空间被重新定义：它不仅是一个服务窗口，更是一个延伸出来的触角。
在那里，被收集的不只是信息，还有人的轨迹、关系与立场；被传递的不只是通知，还有隐含的压力与警示。
美国司法部在声明中用了一组清晰而冷静的词汇来描述这类行为：
“威胁、骚扰和恐吓那些批评中国共产党的人。”
这些词语出现在正式文件中，不再是个人感受，也不再是零散叙述，而成为法律认定的一部分。它们意味着，这些行为已经越过了外交与政治的模糊地带，被明确界定为对个人权利的侵害。
案件仍在推进，被告最高可能面临数年监禁。
但更重要的，也许不是刑期本身，而是案件所揭示的结构。
在过去几年里，美国执法机构已陆续起诉多起类似案件：
有人被指控在美国境内跟踪、记录异见人士的活动；
有人被控协助骚扰其在中国的家属，以迫使当事人保持沉默；
也有人以“未注册外国代理人”的身份，为境外政府执行任务，包括劝返、施压，甚至参与所谓的“猎狐行动”。
这些案件分散在不同城市、不同时间，被不同的名字承载。但当它们被放在一起时，就不再只是个别事件，而逐渐拼合成一个可以辨认的轮廓。
一个关于权力如何跨越边界的轮廓。
在这个轮廓中，传统意义上的国界开始变得不再绝对。
权力不必以军队或外交形式出现，它可以以更细微、更隐蔽的方式延伸——通过人际关系、通过信息网络、通过那些看似日常却被赋予特定目的的接触。
它不总是直接的，也不总是可见的。
有时是一通电话，有时是一句提醒，有时是一处办公室的门牌。
但当这些元素被纳入同一套逻辑之中，它们所指向的，就不再是偶然。
这些案件共同构成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图景：
国家权力，并不总止于国界。
对程万里来说，这些不再只是看到的新闻。
他参与的活动，是公开的；他的发言，是可检索的；他接触的人，已经出现在刑事起诉书中。
“你会开始想，”他说，“他们到底知道多少？”
他无法给出答案。但他知道，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他的行为可以被如何定义：“寻衅滋事”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这些罪名，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反复用于处理政治异见者。
傍晚时分，雕塑公园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风再次吹起，掠过那些雕塑，也掠过程万里站立的地方。
他去了外州，但有时间仍然会回到这里。
不是因为这里安全，而是因为这里真实。
“我一开始只是好奇，”他说。但现在，这种好奇已经变成了一种更复杂的状态：
一种同时包含表达、风险与不可回头的现实。
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可以跨越边界，资本可以跨越边界，人也可以。
航班、网络与护照构成了一套看似自由流动的体系，让人相信只要离开，就意味着摆脱原有的一切约束。
但权力，同样可以。
它不再只是以领土为界限的存在，而是沿着语言、关系、数据与记忆延伸。它能通过一通电话抵达，通过家人的一句转述显现，也潜藏在屏幕背后的监控之中，或隐匿于某个陌生人的一次接触里。它不总是以明确的形式出现，却始终在场。
对一些人来说，离开中国并不意味着结束；而只是进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关系之中。地理上的距离，并没有切断那种无形的联系，反而让这种联系变得更加模糊、更加难以确认——你不知道它何时出现，也不知道它以何种方式运作。
那条线，不在地图上。
它没有边检，也没有海关；没有标识，却真实存在。
它是横跨一段通话的距离，一次网络连接的路径，或者一段尚未被说出口的沉默。它不需要被看见，就足以让人意识到：这些极权的边界，并不会随着出境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