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民族精神，中国就是一盘散沙？
王苡儒
这是三民主义系列第六篇。我们转向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探索怎么从古老的价值里面，重建我们的民族精神。在1924年的中国，孙中山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内忧外患交迫、新思潮冲击传统的情况下，中国人应该如何从自身，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凝聚起新的民族精神？
当你听到「传统文化」这四个字，会想到什么呢？是孔孟之道、忠孝节义吗？还是你会担心这会不会太过时，跟不上现代社会的脚步呢？其实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也有过这样的争论。一方面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跟民主的大旗猛烈批评旧礼教，觉得传统文化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但也有人觉得中国的危机，就是因为大家失去了传统的精神，应该从历史文化里面找到救国的方法。
而国父孙中山不只是革命的先行者，更是个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思想家。他提出要复兴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来完成民族自救跟振兴。在第六讲里面，他苦口婆心地跟大家说：要拯救民族，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全部丢掉。反而必须「唤醒」那些，沉睡已久的传统美德，然后再结合现代的知识，这样才能重新站起来。
为什么要从传统找寻民族精神？
1924年前后，这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军阀混战、社会离心离德。在这样的生死关头，要怎么凝聚国民的力量成了最迫切的课题。孙中山认为要救国，就得先唤醒民族意识、重塑民族精神。
当时的中国社会在思想上，也处于剧烈的震荡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反传统的浪潮，年轻知识分子喊出「打倒孔家店」，提倡科学与民主，把传统道德当成封建社会的毒瘤。但孙中山却不完全认同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他觉得：如果国人把自己的文化基础都丢掉了，那民族认同还能建立在什么上呢？中国人已经四分五裂成一盘散沙了，如果再失去共同的精神支柱就很难对抗强敌了。
回想孙中山强调的观点—「民族主义就是国家的主义」。没有民族独立团结，就没有国家的未来。因此在抵御外侮、反抗帝国主义之外，他更加认识到，必须从内部重建民族的凝聚力。这股凝聚力要从哪里来呢？孙中山的回答是：从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中来。他看到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节节败退其中一大原因正是「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相反地，他认为倘若回溯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之所以曾经强盛辉煌，靠的不仅是武力跟物质，而是深层的文化跟道德力量。在他看来，中华民族过去之所以能屹立数千年而不灭，就是因为有一套优越的传统价值撑着。只要把这股精神找回来，中华民族就有复兴的希望。
他指出了振兴民族的双重路径：一方面，要让全体国民认清，中国所处的危险境地，唤起人人的危机意识；另一方面，要善用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跟伦理，例如深植人心的家族、宗族观念，把四万万人从家庭宗族的圈子扩大，团结为一个「大国族团体」。简单来说，就是要大家有危机意识，要唤醒中国人的团结力量。一旦全民有了忧患意识，又发挥传统中的团结力量，就能够唤醒沉睡中的「国魂」，让这一盘散沙凝聚成坚固的石头。
孙中山说过去中国人丧失民族精神，就好比一整个民族都沉睡了。现在要复兴民族精神，就要把大家从沉睡中唤醒。只要全体国民醒悟过来、团结起来，那曾经失去的民族精神就能够恢复过来。一旦民族精神一恢复，民族主义也就有了基础，进而才能谈复兴民族的地位。孙中山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化，希望从中寻找可以振奋民族的精神养分。那他从传统中，找到了哪些元素来重铸民族精神呢？
唤醒国魂：传统道德的力量
孙中山在演讲的一开始，就点出了传统道德对民族存亡的关键影响。他认为，中国古代之所以能称霸世界，除了军事跟文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道德。他举了元朝蒙古人的例子，说蒙古帝国虽然曾经横扫欧亚，国力远胜当时的中原王朝，但却没办法长久就是因为「元朝的道德，不及中国其余各代那样高尚」。
反过来看中国，宋朝虽然亡于蒙古，明朝亡于满洲，两次都被外族征服，但汉族不但没有灭亡，最后反而同化了征服者。这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平更高一筹。换句话说，中国这种固有的精神文明力量，让民族即使一时亡国，最终却能够不亡，还能把外来民族融入自己。这段历史给了孙中山很大的启发，他觉得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全民团结，首先就要恢复我们固有的旧道德。孙中山说的「中国固有的道德」到底是哪些呢？他列举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忘记的几个核心价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是「忠」。在君主时代，「忠」是指忠于君主。但孙中山强调，民国以后还是需要忠，只是不再忠于皇帝而是要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他举了个例子，说很多祠堂把象征忠义的「忠」字给拆掉了，因为大家觉得共和国没有皇帝，忠君无从谈起。孙中山批评这是不懂「忠」的真谛。他说「忠」的真正意义是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就算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在共和时代的中国，我们应该把「忠」用在国家跟人民身上，为四万万同胞尽忠，远比侍奉一个人高尚得多。所以「忠」在现代依旧是不可或缺的美德，只是对象从君主转为整个民族。这番解释成功地，把传统的忠君观念转化为一种爱国奉献精神，既保留了「忠」的价值又符合共和思想，真的是古为今用的典范。
再来是「孝」。孙中山称「孝」是中国最完备的伦理之一。《孝经》里对孝的论述非常全面，在他看来，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论孝道，也没有中国这么彻底跟完善。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是维系家族、社会和谐的关键。传统上说「百善孝为先」孝道教导人懂得感恩、传承跟责任，这种精神对国家来说也一样重要。他相信一个民族，如果能把忠孝发挥到极致，国家自然就会强盛。所以他主张民国的国民，还是要敬老爱亲，延续这种家庭伦理，因为这有助于培养忠于国家的公民品德。
第三是「仁爱」。中国的「仁」字涵义很广，孔孟讲仁、墨子讲兼爱，这些都跟西方宗教的博爱相通。孙中山特别提到墨子的兼爱，跟耶稣的博爱是同样的理念。传统政治中也有「爱民如子」以及「仁民爱物」的理想，强调执政者要爱护百姓、爱惜万物。孙中山承认近代以来，在实践仁爱方面，中国人确实不如西方人做得好，比如西方人在中国办学校、医院，帮助中国人，展现了博爱精神。但他认为，仁爱本来就是中国的旧道德，只是中国人一时疏于实行而已。解决办法就是向西方学习，他们落实仁爱的方式，把中国人固有的仁爱精神重新唤起、发扬光大。换新句话说，仁爱不是外来的观念，它是中华精神的一部分，我们完全可以在现代社会重实践。
第四是「信义」。孙中山非常骄傲地指出，在信义方面，中国古人真的比外国人做得更好。他以商业为例说中国生意人从以前，买卖凭口头承诺就敢成交，彼此信用非常高。反观外国商人，彼此交易往往要签契约，还常常有官司。甚至有外国老商人称赞：「中国人说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还要守信用」。相反地，有些外国人在东亚的商业表现并不好，不太守信用，比如说当时日本商人经常毁约。
再从国与国的层面来看，历代中国作为强国也很少有背信弃义，去灭亡他国的行为。例如古代高丽是中国的藩属国，但中国历代都承认它的独立存在。反观日本，在近代崛起后，短短二十年就吞并了朝鲜，还背弃了《马关条约》中，关于朝鲜独立的承诺。这些对比让孙中山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讲求信义和睦，远胜过列强弱肉强食的做法。中国人重承诺、讲道义的传统，是非常值得骄傲和继承的。
最后一项也是孙中山特别强调的，就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传统。他说放眼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是发自天性地爱好和平，自古以来都崇尚「不嗜杀人」的信条。相对来说，西方列强则好战成瘾，在他那个年代，虽然开了很多次和平会议，但也只是因为战争太残酷不得已才去开的，并不是出自本性热爱和平。相比之下，中国人几千年来「酷爱和平」完全是出于天性，个人讲谦让，国家讲王道，不把杀戮好战当作荣耀。因此孙中山骄傲地宣称，论好战或好和平的道德，中国人的境界是高于列强的。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和平精神是中国，应该贡献给世界的大道理。
国父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旧道德，看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他告诫年轻人，对这些传统美德不但不能抛弃，还要大力恢复并发扬光大，让它们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支柱。只要全民族重新拾起忠勇爱国、守信尚义、崇尚和平的信念，中华民族的地位就一定可以挽回来。
孙中山并不是盲目地美化传统。他也提醒大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这也就是说，新文化固然重要，但不该把有价值的旧道德，一刀切地扔掉。这种辩证态度，为他的文化民族主义定下了基调：既不做复古的顽固派，也不做西化的全盘派，而是善于从传统里面，撷取民族生存发展所需的精神资源。
讲到这里，或许有观众会想这么问：「中国传统道德再好，近代不是照样积贫积弱吗？光靠提倡忠孝仁义，就能让国家富强吗？」孙中山并不否认富国强兵，需要物质跟制度建设，但他深信精神是更深层、更长远的力量。一个民族如果丧失精神支柱，再好的制度跟军队也难以维持。所以他强调，必须先把国人的心凝聚起来再谈其他面向。当然光有精神还不够，中国近代的落后，也有科技经济上的原因。这讲后面也提出了解方。
固有的智慧与能力：从古文明到现代强国
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中国「固有的智能」以及「固有的能力」必须一同唤醒。他认为，中华民族不只有优良品德，更有独到的思想智慧跟创造才能，可惜这些年也跟着民族精神一起沉睡了。为了说明中国传统智能的价值，孙中山举出《礼记・大学》中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说这段从修身，到平天下的政治哲学，其精微完备是外国任何哲学家都没说过的。他认为，虽然西方近代的新思想有用，但在内圣外王的系统哲理上，还是比不上中国老祖先留下的宝贵智慧。这些传统理念强调，从个人品德修养做起，一步步推广到治国平天下，正是中国独有的政治智慧脉络，如果能够善加运用，完全可以成为民族复兴的精神指南。
他特别强调了「修身」的重要性。他观察到，许多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并不是因为中国没文化，而是因为近代中国人，在日常行为习惯上欠缺教养，给人野蛮落后的印象。他讲了一些例子：像中国公使在国外轮船上随地吐痰，或在西餐厅当众失礼等等，这些都显示了中国人缺乏「修身」的功夫。他痛心地指出这些小节不修的举止，会让外国人直接贴上「野蛮」的标签，即使中国有再辉煌的古代文明，他们也懒得了解。因此孙中山告诫大家，要齐家治国，得先从个人的修身做起，从最寻常的小事都谨慎得体。只要每个中国人都落实基本教养，让外人挑不出毛病，中华民族的整体形象以及自信心就会提升，从改变每个人的精神面貌开始，重塑国家文明形象。
讲完精神文明，孙中山转而谈论中国古代，在物质文明上的创造发明。他骄傲地列举出几项，外国最重要的发明都是源自中国：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瓷器、茶叶、丝绸、拱桥等等。这些发明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孙中山提醒大家，如果没有中国人几千年前发明指南针，就不会有今天航海贸易的发达；没有中国的印刷术，知识就难以广泛传播；连西方引以为傲的现代化学炸药，也是改良自中国的黑火药。这些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创造能力。他的用意是要大家恢复对民族的信心：「我们中国人并不比别人差！」他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曾经走在前面，今天的落后只是暂时的。
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中国重新赶上世界潮流。孙中山并没有因为，自豪于古代发明而拒绝学习西方。相反他强调「还要去学欧美的长处，然后才可以跟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还是要退后」。他的策略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师夷长技以自强」要迎头赶上。他举例说，中国完全可以后发先至，直接发展电力工业，不必经历漫长的蒸汽机时代。他相信只要发挥中国人固有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把西方先进技术学得更好。甚至乐观预言，中国人只要彻底醒悟、奋起直追，用不了十年就能赶上世界强国的行列。他以日本为榜样，指出日本原本文化落后于中国，但明治维新后几十年就成为强国。中国人口是日本十倍、领土大三十倍，有更深厚底子，只要痛下决心，一定能做得更好、更快走向富强。
从传统发明谈到现代科技，孙中山逐渐讲出了他的终极愿景。当中国有朝一日再度强盛，应该在世界上承担怎样的责任呢？他再次强调了，中华传统价值对未来的指引作用。他指出中国将来富强以后，绝不能重蹈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覆辙，而应当肩负「济弱扶倾」的使命。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奉行的正义理念，就是要帮助弱小、对抗强暴。具体而言，就是扶持那些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同时抵制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的压迫。他告诫说，如果中国将来只是学列强，去灭了别人的国，那中国的复兴对世界将毫无意义，反而是世界的大灾难。只有立定「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志向，在国家强大之后，为维护世界公道而奋斗，中国民族的发达才有正当性。他说，中国当时饱受帝国主义压迫之苦，将来如果翻身做主人，绝不能让其他民族再受这种苦，而要消灭那些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实现天下弱小民族的平等解放。如此一来，中国才能真正做到「治国平天下」，用固有的和平道德为基石，来统一道义世界，达成天下大同的理想。这是中国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也是孙中山所说的，「我们民族主义的真精神」！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他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是要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力，在内追求团结自强，在外追求公正和平。这完全符合他对于「五族共和」的理念：汉、满、蒙、回、藏等各族融合为一体，共同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他年轻时也喊过「驱除鞑虏」，但这时他已经跳脱狭隘的种族主义，转向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他不但没有鼓吹种族优越论，反而一再强调，中国要以文化感化他族、以道义服人，而不是在种族上消灭他人。接下来我们从民族主义理论的角度，看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属于哪种类型。
文化民族主义 vs种族民族主义
透过分析可以发现，孙中山是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者。简单来说文化民族主义，就是以文化为民族的根本。它认为，一个民族之所以成立，关键在于共同的历史文化、价值观跟精神传承，而不是单一的种族血统。就像学者史密斯说的，民族主义不只是政治理念，更是要求「重新发现，并恢复民族独特文化身份」的文化现象，让民众回归祖先传统孕育的文化根源。换句话说，文化民族主义者，主张寻找民族的「文化之根」强调族群共有的历史记忆跟文化资产，作为凝聚民族的基础。这跟孙中山的理念不谋而合。他号召国人从中国固有道德、传统智慧和历史成就中找回自信，用文化唤醒国魂，这正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实践。
史密斯的理论强调，神话与记忆在民族建构中的作用。他指出，民族主义者常为民族，寻找独特的过去跟命运，爱国者有义务「恢复民族真实的历史，重新拥有祖先的家园」。民族主义虽然是现代产物，却「为古老的神话跟信仰注入新生命」透过复兴传说、纪念先祖来激发认同。
史密斯生动地描述，民族主义就像是一座熔炉，将古老的民族神话、集体记忆、象征跟传统重新点亮，并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打造集体民族的认同。对照孙中山的做法，他正是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记忆跟文化符号，重新塑造当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他讲述蒙元满清兴亡，强调的是中华文化的同化力，唤起历史记忆；列举四大发明等古代辉煌，是重温民族创造力的神话；推崇忠孝仁爱等价值是振兴民族伦理传统。所有这些主张，都让当时迷茫的中国人找回了，作为「中华民族」的自豪跟责任感。正如史密斯所言，民族主义往往要「复兴他们的神话，赋予本土文化新的政治力量，动员人民参与民族事业」。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正是这样一场民族文化再造的运动，透过重新铸造民族精神支柱，进而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民族复兴。
讲到这里，我们就能清楚区分，「文化民族主义」跟「种族民族主义了」。种族民族主义侧重血统的纯粹性，把同质血缘视为民族的唯一基础，排斥「外人」融入，极端时会导致沙文主义跟种族歧视，就像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种族论。在这种观点下，民族是封闭的、生物性的概念。相较之下，文化民族主义则把民族，理解为一种开放的文化共同体。民族靠共享的文化记忆跟价值观维系，只要认同并融入这套文化，即使没有共同血缘也能成为民族的成员。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概念，就展现了这种观点。他强调中华民族，是「具有共同血脉文化的大家庭」虽然提到血脉，但他更重文化。这个民族大家庭，不只有汉族，还包含满、蒙、回、藏等各族人民。孙中山主张透过政治跟教育手段，来融合各族，让不同族群共享中华文化、成为命运共同体。
为了消除误解，孙中山还特别说明，他的民族主义「不是侵略别人，而是反对别人侵略我们」。他向往的是真正民族平等、天下大同的世界，新中国强盛以后，要做和平的守护者，而不是霸道的征服者，这跟种族主义鼓吹的弱肉强食截然不同。他对内主张复兴民族文化，对外则主张和平共处与大同世界。难怪史密斯在总结民族主义类型时，会强调民族的文化取向：在文化民族主义视野下，民族是一种公共文化向所有公民开放，要求重拾民族独特的文化身份，回到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本源。孙中山正是凭借这种信念，努力将中国人塑造成一个，有共同文化认同的国族，来对抗当时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挑战。
当然文化民族主义，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一方面，它避免了狭隘的种族偏见，理论上具有包容性；但另一方面，它有时仍然可能对少数族群，造成潜在的同化压力。毕竟强调「共同文化」往往是以多元文化，服从一个主流文化为前提。在孙中山那个时代「中华文化」主要指汉族文化，要求满蒙等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为主的文化圈。这对少数族群而言，未尝没有被文化同化的担忧。所幸孙中山的最终目标并非压迫谁，而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与振兴。在他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文化民族主义积极的一面。这套文化民族主义，能够提供一套精神资源，让一个受欺侮的民族，找回自信跟团结的基础。正如史密斯所说的，民族主义往往在被压迫的族群中充当灵丹妙药，使其「复兴神话、唤醒文化、动员人民，从而成为政治行动者」。这与孙中山致力于唤醒，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如出一辙。
传统文化与现代民族精神
透过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六讲的探讨，我们了解到他是一位文化民族主义者，主张从传统文化中，重新塑造民族精神，为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国，注入一剂强心针。那他这套思路，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想留给大家几个思考的问题。
第一，一百年后的今天，传承孙中山所强调的文化民族精神，是不是还是有必要呢？当前的中国，早已经不再面临殖民入侵，物质跟国力也大为增强。但还是存在各种不同的声音与矛盾。那我们还需要孙中山式的「民族精神强心剂」吗？如果需要，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如果不需要，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其次，民族主义常被形容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激发爱国热忱跟团结意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走向狭隘，进而滋生排外情绪。在全球化的时代，每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会跟其他民族打交道。我们应该如何平衡健康的文化自豪感，跟对其他民族的尊重包容呢？孙中山提倡的既爱自己的民族、又期盼世界大同的胸怀，在现代社会还适用吗？
透过孙中山的讲解，我们看到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民族危亡之际，文化可以是振兴民族的强大资源。但如何扬长避短，赋予传统以新的生命力，则需要智慧跟平衡。
参考数据：
孙文，1924，《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维基文库中文版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4%B8%89%E6%B0%91%E4%B8%BB%E7%BE%A9/%E
Smith, Anthony D. 1999.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mith, Anthony D. 2010.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Pol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