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中共中用枪解决了一个问题
许先生
1989年6月4日，中共政府他们用枪解决了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叫：人民想要说话。
那一夜死了多少人，具体没有官方数字。
其实不是不知道，是中共不让说。
有一个叫丁子霖的母亲，她的儿子死在了长安街，她用后半生记录名字：237个，后来更多。
每一个名字背后，是一扇再也没有等到人回来的门。
一年，两年，最后37年过去了。
中共没有道歉，也没有赔偿，更没有一个人被追责。
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们等了37年，等来的是每年这一天被软禁在家。
中共这个政权，杀了人，还不让你哭。
37年前，那些所谓高高在上的领导们，他们说这是”政治风波”，已经”正确处理”。
但直到今天
你不能在微博上写”五月三十五日”。
你不能在微信上发一支蜡烛。
你不能在天安门广场上静静站着。
那么在37年前一件已经盖棺定论的“处理好了”的事，为什么连提都不能提？
就是因为心虚，所以才需要这么多锁。
以前的德国为奥斯维辛道了歉，南非也为种族隔离道了歉。
至于中共？一个字都没有！
不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是因为他们今天还在做同样的事。
道歉意味着承认，承认意味着改变，改变意味着他们下台。
所以他们选择：让你忘记这一切！
1989年站在广场上的年轻人，今天很多已经五六十岁了。
他们的孩子，很多不知道那一夜发生了什么。
不是父母不想说，是说了有危险。
这叫什么？
这叫对下一代的二次谋杀。
六四不是历史。
六四是他们至今仍在使用的执政逻辑，那就是谁敢说”不”，就让谁消失。
房山的铲车、信宜的警棍、江油的催泪弹
同一套手段，在37年后换了个地方在用。
今天，无论你在哪里，请说出来，请转发出去。
记住那些名字，不要让他们的沉默变成所有人的沉默！
别忘！
附作者来信：
陈维健老师您好，
我是《北京之春》的长期读者，非常敬佩您和编辑团队多年来坚持记录历史、发出独立声音所做的工作。
我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北京人，
我与六四的连接不只是历史课本上的文字。我的姥姥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曾参与广场上民主女神像的创作；高自联当年在我七姥爷的办公室成立；我姥爷是北京体育学院的教师，曾亲自去天安门广场为学生们送饭，同时我的父亲也在天安门广场上被枪击致伤。
这段历史，在我家从来不是禁忌，但也从来不敢大声说出口。
正因如此，我无法沉默。三十七年了，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替那一代人说一些他们已经无法公开说的话。
今年是六四事件37周年。我近期围绕中国的制度问题与公民处境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一篇专门以六四为主题，回顾这段历史、对照当下现实，并呼吁读者不要遗忘。
我想将这篇文章投稿给《北京之春》，希望能借助贵平台让更多人看见。
感谢您在百忙中阅读。
此致
一位读者：许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