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身女作家的心灵生活（十五）
陶洛诵
闻佳是我师大女附中初三的同学，我不认识她，听说过她一些“反革命”言行的传闻，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西城区公安分局拘留所二号女室。1970年2月14日我被抓进去那天，她已经在里面呆了些日子了。
拘留所与我们学校五层高的宿舍楼一墙之隔，是国民党留下来的旧建筑。阴森恐怖，墙上拉着铁丝网，电网上红灯泡闪着血红的光。
我在一个小屋里先被搜身，一个三十多岁的女警察，后来知道她是位提审员，姓孙，犯人对她昵称“孙提”。大概是十点多钟，孙提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让我自己把兜里的东西掏出来，她一点没碰我，压不住好奇地问：“你为什么进来？”我说：“不知道。”她说：“就你这样，还好得了！”
她把我交给一个男警察，后来知道是小李队长，他打开牢门，冲里面喊：“许惠玲，让她跟你一被窝！”
地板上躺着一排女人，头冲西墙，脚冲东墙，中间一个人欠起身，露出一个漂亮的脸蛋，脸色很好，白里泛红，掀起被角，亲热地招呼我：“来！”
我躺到她身边，和她分享一个枕头，她被子盖住我们俩的头开始聊天。
“你为什么进来？”与孙提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我答道。
“我知道了！”她说。
“我男朋友也在这儿，他叫平康，西藏和克什米尔混血，可好看了，大高个儿，卷花头，五官像雕塑，他经常出来干活儿，你会看见的。”她眉飞色舞略带羞怯，兴致盎然。忽然问我：“你哪个学校的？”
“师大女附中的。”
她冲里面墙根喊了一声：“闻佳，你的同学来了！”
墙根那头坐起一个清秀文静鹅蛋脸蜡黄皮肤梳着两条细细辫子的女孩。我们俩对视了一下。
“听说外面在讨论闻佳。”许惠玲说。
我说：“是的。”
那个时候，每隔一段时间，政府就公布一批人的名单，让群众讨论，实际是为了起恐吓作用，没有一个人认真讨论，众口一词：“枪毙、枪毙、枪毙！”
凡被讨论的犯人基本都被枪毙。
闻佳沉静地说：“我不怕！”
很快，闻佳被判了二十年徒刑。许惠玲被判五年，送到农场教养。
多年以后，听说许惠玲被卖到香港妓寨。我对邢泓远说这个传闻，邢泓远说：“你怎么也会相信这个！”
闻佳的情况则是复杂得多。
我是从徐小棣一篇文章“为无告的闻佳----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征文投稿”里知道的较详细的情况。
王友琴也一直关注闻佳，说闻佳有精神病，在四川和母亲相依为命，有社会低保。友琴在做文革受难者调查工作时认识了一位商界大腕，这位成功人士的母亲在文革中被枪毙，后平反。他用赔偿金，每个孩子100元，7个孩子700元做资本，一直做到亿万富翁。他多次表示愿意出钱包闻佳的生活费用，但都被闻佳的舅舅婉拒。（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