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大哥的从军经历和转业泌阳

一真溅雪

“抗美援朝” “苏联老大哥” “天府之国”到人间地獄 河南泌阳人民的抗暴行动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自从父亲到樃梨市见到哥哥后，哥哥便经常给父母和我们兄弟姊妹写信，和我们一家关系非常亲宻。那时部队的士兵每月只有七、八块钱的津貼，哥哥虽然从小生活在比较优裕的怀境里；又深得父母的钟爱，然而他在部队却十分节俭，很少花钱，节省下的津貼都寄回家，或寄给我们兄弟姊妹购买书藉或学习用品。

那时我很喜欢打篮球，但因个子矮，体力又不强在球场上很难抢到球，只有当别人投向篮框的球偶尔正好弹到我站的位置，而附近又没有牛高马大的同学时，才能抢到一个球投篮；或只是别人互相争抢球时脱手正好我在旁边才能抢到一次球。当哥哥偶然从我写给他的信中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他立即来信告诉我，三个月后一定寄銭给我们买一个篮球，让我们用自己的篮球到人少的有篮球场的机关、单位痛痛快快地玩个够。三个月后哥哥真的寄了30元钱回来，并注明是给我们买篮球用的。于是我和二姐、弟弟一起到二姐一位同学家开的文体用品店买了一个牛皮制作的篮球、橡胶球胆、小打气筒、塞球胆打气觜和紧牛筋用的凹型叉子和一个装篮球的网兜，一共花了20元钱剩下的10元钱都交给母亲了(我们兄弟姐妹从小都养成了不乱花銭的习惯，因为吃的用的玩的母亲都给我们准备好了，完全不需要我们自己花钱去买)。那时的篮球与现在不一样，真牛皮球壳的里面有一个橡胶球胆，先把球胆放到篮球壳里面再用气筒打足气，然后用牛筯将篮球壳口锁紧才可使用。

这样每到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我们就会和邻里的小朋友一起带着自己的篮球到市郊那些有篮球场的机关单位空着的篮球场上去打球，那时我和小朋友们那种高兴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哥哥入朝作战不久，由于一贯漠视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毛泽东和中共当局仍然迷信人海战术，以及“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军事装备、后勤保障能力、军队训练水平、各兵种协同作战指挥能力上的巨大差距，导致部队伤亡极其惨重，部队只得源源不断地从农村召来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新兵，而且仅经过简短的训练便匆匆被派往前线充当炮灰，所以入朝作战不到半年哥哥便由卫生员变成新兵接着就变成老兵上一线作战了(由此可见当时伤亡之惨重)，接着就当上了班长、副排长。据哥哥后来告诉我：我们那时候由于联合国军利用空中优势对“志愿军”的交通运输线展开“绞杀战”，致使“志愿军”的军火、粮食、衣被、鞋袜及其他军用物资损失巨大，一线作战部队生存状态异常艰苦，很难吃上一顿热菜热飯，往往是饿了就抓一把炒面(炒熟的干面粉)，渴了就抓一把雪塞到觜里，遇到有山泉溪水的地方就喝一口凉水。由于长期缺乏蔬菜、肉类食品导致士兵们普遍营养不良，许多士兵因此患病，也是造成部队减员的重要原因。长期缺乏蔬菜、肉食，还导致士兵们维生素缺乏，使夜盲症、脚气病等在部队中广泛流行，这严重影响了惯于夜战和善于奔走的“志愿军”作战能力的发挥(夜战可降低联合国军的空中和地面火力优势，善于奔走是因部队缺乏现代运输工具，行军作战、后勤供应几乎全靠步行)。后来引起上级重视给士兵们发放多种维生素丸以补充维生素的缺乏，又设法向前线供应了一些鱼、肉罐头、压缩瓶干之类的物品情况才有所好转。

哥哥说刚入朝时毛和中共当局仍迷信人海战术，仍采用解放战争时代屡试不爽的大部队不顾伤亡代价的集团冲锋的战术，但遭到的却是拥有大量自动武器、机枪、大炮、坦克和拥有绝对空中优势的联合国军，尽管冲在前面的士兵一排排倒下，后面的士兵仍前扑后继地不断往前送死，“志愿军”人再多也多不过联合国军的枪炮子弹、飞机炸弹。以致入朝作战初期“志愿军”领导订出标准：一场战斗打下来如果敌我双方伤亡达到一比七(即敌方伤亡1人我方伤亡7人)这场战斗就祘打赢了，打赢了尚且如此，那么，打输了时的伤亡比例达到什么程度豈不更令人毛骨悚然。

面对如此重大的伤亡，“志愿军”不得不改变以集团冲锋为主的人海战术，转而采用小股部队穿插突击，防守时也将人员分散防守，以减少集中人员于一处的传统防守方式，减少了过去敌方一颗炮弹打来我方倒下一大片的的惨状的发生。此外，用从极度贫困的中国大陆民众身上搜括来的金钱、物资从苏联换来的飞机、大炮、坦克、汽车源源不断地运到朝鲜前线，缩小了与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才逐渐缩小了与联合国军的伤亡比例。

哥哥说：打过仗的人都对战争深恶痛绝(特别是士兵和低级军官)，面对一个个亲密战友的突然死亡；或变得缺胳膊少腿，变得面目全非……等惨不忍睹的状态，内心感到的悲痛和失落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你想想昨天，甚至是几小时前还和你说说笑笑、活蹦乱跳的伙伴，突然一下子就死去，而且还死得那么惨，有的脑袋炸开脑浆四溅，面部血肉模糊；有的胸开肚破，内脏外溢，附近的泥土都被鲜血浸透了，那是什么滋味？打的时候人都麻木了，一心只想如何保护自己，消灭对方。一仗打完后，神经松驰下来了，才感到失去战友的悲伤和内心对死亡和受伤的恐惧。由于哥哥对战争的反感和恹恶，所以很不愿意和我们谈及战争的细节。只有一次例外，哥哥说：有一次他所在的营伤亡惨重，由于联合国军飞机、大炮对道路的封锁，许多重伤员无法及时运到后方医院救治，有八十名重伤员停留在前线附近的野战包扎所，包扎所只有两名医务人员照顾，忙不过来，急需人来帮忙照顾这些重伤员，那天哥哥发烧、咳嗽，营长见他生病，以前又在卫生队干过，就对他说你今天生病就不要在前面打了，到山后的野战包扎所去帮忙照顾那些重伤员，那两个医务人员实在忙不过来。他上午到野战包扎所帮忙，帮那两位医务人员护理那八十位重伤员，到当天下午3点左右，联合国军向野战包扎所打来两发黄色的烟幕弹，他们老兵都知道，这是对方为校正着弹点而打来的烟幕弹，这意味着一场地毯式炮轰马上就要到来(因野战包扎所常有伤员抬进抬出被对方的侦察机发现)，他和那两位医务人员连忙将还未抬进防炮洞的伤员往单人防炮洞里抬(大部份重伤员原来都已经安置在单人防炮洞内)，安置完八十位重伤员后，只剩下两个单人防炮洞了(这种单人防炮洞又称“猫耳洞”)，那位年纪较大的医务人员要哥哥和另一名医务人员躲进这两个防炮洞，他自己另找地方躲避炮火，哥哥说自已年轻腿脚灵活坚持要那两位医务人员躲进防炮洞，还未等他们两位同意，哥哥便把他们二人分別推进剩下的两个防炮洞，自己拔腿就往山下的小溪跑去，哥哥知道小溪边有一块巨石虽比不上防炮洞安全也可以躲避一下弹片的袭击，哥哥刚跑到小溪边的巨石下，对方的排炮轰击便开始了，他说：刚开始还能听到炮弹爆炸时发出的巨响，过不不久就只能看到山上(包扎所所在地)火光不断地闪、炸起的石头、泥土、树枝四处乱飞，耳朵已被震聋(暂时性的)，已经听不到炮弹爆炸的声音了，后来突然感到大地一下巨震，胸前一阵巨痛后，便失去了知觉。原来一颗炮弹落在他藏身的巨石上炸裂的一块大石头落在他的背部，把他砸昏了过去，到晚上八、九点钟因气温降低，他才被冻醒过来，借着月光一看地上吐了一难鲜血，胸部一阵阵巨痛，当他爬回部队时，便被连夜送往后方的野战医院，当他问送他去野战医院的战友，那八十位重伤员和两位医务人员的情况时，战友告诉他，哪里还有什么伤员和医务人员，那天下午炮轰后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找不到，整个包札所地域全被对方的炮弹翻了个底朝天，只剩下一些尸体碎片。哥哥一听不禁潸然泪下泣不成声，他得知这一噩耗时，感到是无比的悲痛和哀伤，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侥幸脱险的幸运。

他在后方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伤癒后又重返前线了(他是胸部肋骨多处骨折和肺部损伤) 。在治疗的那段时间，那八十二位重伤员和医务人员的容貌总是不时浮现在他的眼前，直到他重返前线后，紧张激烈的战斗生活使他很少有时间来回忆那惨烈的一幕，那八十二位亡灵的身影才逐渐变得渺茫，而在脑海中逐渐被新的惨烈战斗场面所取代。

那时的哥哥和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是满怀着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巨大希望；滿怀着被共产党的宣传所激发出来的对“美国侵略者”的巨大仇恨；满怀着饱滿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去参军、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他们哪里知道那是一场由苏联的斯大林和中国的毛泽东幕后支持、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主动发起的侵略南朝鲜的侵略战争。

这一真像直到“改革开放”后和前苏联解体后解宻的许多内幕资料中才被曝光。哥哥在朝鲜作战从1951年春直到1953年7月朝鲜停战，停战后又在朝鲜驻守了一年到1954年冬季为接收苏联占领归还中国的旅顺、大连才随部队离开朝鲜回国入驻旅顺、大连附近的普兰店。在那里哥哥目睹了苏军风纪的败坏的情况。许多苏军士兵酗酒，苏军士兵酒醉后殴打中国民众、买东西不给线、追逐调戏强奸中国妇女的事时有发生。有的守仓库的苏军士兵把仓库里的物资甚至把军官们的望远镜、萊卡照相机(苏联最好的照相机)偷出来到中国老百姓家里换酒喝。

有一次哥哥驻地附近村子一名醉酒苏军士兵无端殴打一村民，被闻讯赶来的村民们追打，不慎掉到井里，乡村干部好不容易才制止了村民们的继续追打，费尽口舌才动员了几位村民拿出繩索将这名肇事士兵从井里救出，送往苏军驻地，这名苏军士兵被苏军军官用皮带猛打了一顿，才平息了村民的怒气。

还有一次，哥哥和排里的一位东北藉的战友外出时，走到一僻静处，忽听得一位妇女大喊救命，他们抬头一看，只见一名苏军士兵正在追赶一位中国妇女，哥哥和那位战友不由怒火中烧，心想：“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光天化日之下哪容得“老毛子”(东北人对俄国人的蔑称)再在中国的土地上奸滛虏抢，随即拔出槍，子弹顶上膛，打开保险，两把枪对着那个苏军土兵大喝一声：“站住！”那苏军士兵一看这阵式，便吓得立即跪下来举起手求饶，那位妇女一见两位解放军战士来了，如同见到救星，一面往他们身边跑，一面骂那个苏军士兵。哥哥的那位东北藉战友更是怒不可遏，硬要一枪嘣了那个苏军士兵(因这位战友以前在日本占领时期目赌过日本兵在东北奸滛虏抢的惨状)。鉴于上级有明确规定：遇到此类苏军违法乱纪的事，一律移交苏军当局处理(这豈不是意味着被国民政府从外国帝国主义手中收回的“治外法权”又被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白白地送给了“苏联老大哥”(中共当局对苏联的尊称)？哥哥虽也无法容忍苏军士兵的劣行，但迫于上级的媚苏规定，只好強忍心中的怒火，放下枪并劝阻他的战友不要开槍，两人一起押送这名强奸未遂的“苏联老大哥”士兵到他所在的苏军驻地兵营交给苏联驻军的值日军官和翻译，值日军官当即命令该士兵脱去军装只剩一条短裤，值日军官随即解下自已的皮带对着这个苏军士兵一顿猛抽，打得他在地上乱滚乱叫。然后值日军官又叫来两名士兵把这名肇事士兵押到禁闭室关禁闭。哥哥对我们说：苏军士兵虽然素质很差，但军官一般素质都比较好，都是苏联各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很少在外面干出违法乱纪的事来。苏联军官的待遇很好，吃得也很好，吃的是白面包、餅干、牛奶、白兰地、伏特加，各种罐头，而苏军士兵的生活待遇都很差，吃饭时一班人围成一圈，一个大黑面包这个士兵啃两口又传给下一个土兵啃两口，菜就是黄瓜、红萝卜、白萝卜用刺刀剖开撒上一点盐。比中国士兵吃得还要差。苏军军官和士兵待遇和受教育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大概是造成苏军士兵军纪差的重要原因。

在1954年冬季哥哥奉命去四川某偏僻小县接新兵，途经武汉时还专门去同济医科大学(当时高校院系调整后，已改名为“武汉医学院”会见了大姐，他们一起在武汉中山公园照了一张合影，这是哥哥在部队期间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是保存至今哥哥照得最好的一張照片。照片上的他显得那样年轻英俊；大姐显得那样高雅漂亮。

哥哥说他那次到四川接新兵，那个地方物产丰富，东西十分便宜，他们每人每天0.38元的出差伙食补贴，尽管每天都吃鸡、吃鱼、吃肉都用不完，还有节余，由此可见得天独厚的天府之国，在未遭毛译东和中共当局的人为破坏之前，是何等的富裕。哪里想得到如此富裕的天府之国，在厉经1954年的粮油棉等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大修水利、超英赶美、反右倾、反瞞产等运动的瞎折腾之后，不过五、六年时间，天府之国便沦落为一个饿死、迫害至死一千多万人的人间地狱。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党首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正确”才有本事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好端端的天府之国变成一个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面对自己创造的如此空前的“丰功伟绩”，一向善于往自已脸上涂脂抹粉的毛及其帮伙却一反常态将自己的这一“功劳”推给苏修逼债、三年自然灾害和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被坏。

实际情况是：当时苏联的赫鲁晓夫得知中国发生大饥荒时，曾主动提出推迟五年偿还中国所欠苏联债务，而且这五年不计利息。却遭不顾中国民众死活、惯于打肿脸充胖子的毛和中共的断然拒绝，不仅如此，居然不顾已有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的悲惨处境，竟然不可思议地提出要提前还清所欠苏联的债务；据后来的气象学家研究“解放”后各地历年的气象资料后得出的结论是：59、60、61那三年，也就是饿死人最多的那三年，实际上是解放后少有的风调雨顺的三年；至于归咎于许多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的破坏报复就更是无稽之谈，众所周知“解放”后历经“土改”、“镇反”、“清匪反覇”、“肃反”、“反胡风”、“反右”……等运动后，所谓的民主革命在全国各地早就革过了头，各级基层政权都牢牢地掌握在以地痞、流氓、懒汉、二流子为主的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无产阶级”手中。“阶级敌人”被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剩下的也被戴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被“人民群众”严加管制，“阶级敌人”连同他们的家属早已沦为任人践踏的“贱民”，他们能忍气吞声、苟延残喘活下去已属万幸，哪里还有什么基层政权被他们掌握？哪里还有什么机会和可能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报复？况且从经济、文化、物质到人生存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源都早已被毛和中共当局掌控、破坏殆尽，哪里还剩有什么东西可供“阶级敌人”破坏？

到1955年，当局为缩小与西方国家在军事技术和军事装备上的差距，提出了国防现代化。在全国建立了许多专业的军事院校，以培养各级军官，哥哥那时已提升为排长，又具有初中二年级的文化，便被所在部队选送通讯兵学校学习，不料入学身体检查时，发现哥哥的肺结核又复发了。大概是在朝鲜作战期间，那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导致了哥哥那早已痊愈了的肺结核病又复发了。这样通讯兵学校没去成，却到部队在旅大的医院治疗肺结核，后又到疗养院疗养了一段时间，到1956年病愈后，正逢当年国际局势缓和，中共当局不堪军费重负开始大规模裁减兵员，哥哥便转业退伍，本可回长沙安排工作，但中共当局为加强对大陆民众的控制，要加强公安、司法战线的力量，动员复员转业军人到公安、司法战线工作。为响应当局的号召(哥哥当时尚未认清中共当局的真实面目，以为中共当局的需要便是祖国的需要，因毛和中共一贯把自已打扮成祖国的化身)，哥哥便被当局分配到河南省泌阳县人民法院工作。

因为在1955年泌阳县民众不堪中共当局的高压和统购统销政策造成的生活困难，爆发了一场由一个民间宗教组织主导的大规模暴动，刚被中共当局残酷镇压下去不久。中共当局认为必须加强对当地民众的控制，就从当局认为可靠的复员转业军人中抽调人员充实当地的公安、政法系统的力量。

自“解放”后中共当局掀起的“土改”、“清匪反霸”、“镇反”等一系列运动以挑起民众斗民众，打、杀、关、管了一大批人，这些高压和劳民伤财的运动导致了民众的极端不滿，再加上1954年中共当局为加强对民众生存必须物资的控制和垄断，强力推行以粮油棉为主的统购统销政策，不顾农民死活强行征购农民赖以活命的粮食、食油、棉花导致民众极度不滿。泌阳县农民通过某个民间宗教组织，自发组织起来反抗中共的暴政，该宗教组织声称：某真命天子已经出世，推翻中共暴政后真命天子登基，民众便可免遭中共当局的残暴统治，安享太平盛世。这反映出民众特到是农民不堪中共当局的残酷统治、剝削向往太平盛世的善良愿望。该宗教组织已秘密串联组织了数以万计的信众，原订于某月某日晚上攻占泌阳县城，为此作了周宻的计划和准备，信众们分成好几个队，有的队负责攻打弹药库，抢出武器弹药武装民众；有的负责攻打县大队(县政府的地方武装)；有的队负责攻打县政府；有的队负责攻打粮食局、粮库，打下后打开粮倉向民众散发赖以活命的粮食，民众都带好了装粮食的口袋，准备装滿粮食带回家。还特别派人先控制县政府和邮电局的总机房，以切断泌阳与外面的联系，防止当局调兵镇压，为此还专门找了与总机房工作人员有亲戚关系的的人，以走亲戚为名事先进入总机房，准备天一黑先占领总机房截断泌阳与外界的联系后，即发信号开始全城武装暴动。这天正是泌阳县赶集的日子，又是礼拜天。信众们借赶集为名聚集到泌阳县城，只等晚上起事。其准备不可谓不充分、不周到。不料其中一位信众有一个亲戚在县城某部门当干部，该信众怕起事时他的这位亲戚受到伤害，便在起事那天上午进城时，找到这位在城里当干部的亲戚，要他赶紧逃回家去，这干部问其原因，该信众只说你只管赶紧回去就是了，其他都别问，在这位于部再三的追问之下，这位信众才对他说：今晚全城就要暴动了，你还不赶快回去逃命。豈料这位干部对当局的真实面目尚未认清，认为这是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行为，便一边找借口稳住这位信众；一面找借口出去，立即向县委、县政府报告，县当局闻讯大惊，连忙报告地区、报告省委省政府，并连忙佈置在县干部、县大队紧急动员，公安局紧急出动，分别把守总机房、弹药库、粮库。地区、省立即派车紧急出动，从邻县部队驻地紧急运兵和公安干警赶往泌阳，到这天中午以后，各地运送部队和公安干警的汽车便陆续到达泌阳县城，当局立即实施戒严，全城搜捕准备参与暴动的民众，结果一搜几乎进城赶集的所有民众(实为参加暴动的民众)每人身上都带着一个或几个准备装粮食的口袋，有的还暗藏有匕首、梭标、鸟枪、大刀、斧头等原始武器。由于参与暴动的人数以万计，当局只好通知各乡村干部到县城把参与暴动的一般民众先领回本地，以后再组织批斗。为首的和大小头目都被关押在县城。数天后便在县城招开万人公审大会，将为首的和大小头目悉数处决，少数被判以重刑。那些打祘参与暴动的普通民众按参与程度和家庭出身的“好坏”分别给与不同的处置；出身好的(贫、雇农、下中农)又极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被当作受蒙骗上当的，从轻发落，写检讨接受批斗了事；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则不论你是否检举揭发他人，一律戴上“反革命份子”、“坏份子”的帽子被批斗后交群众管制、监督劳动，从此沦为永世不能翻身的人下人。

1950年秋季二姐从城东一校高小毕业，顺利考入长沙福湘女子中学，这是一所由美国教会办的女子中学，与艺芳女中并列为长沙最好的女子中学。“解放”后当局把外国传教士、修女们以“帝国主义份子”、“外国间谍”的污名驱逐出境后，这些教会学校都收归长沙市教育局经管。二姐后来于1952年插班考进长郡中学初中C105班，1953年初中毕业后，又顺利考入长郡中学高中43班。

1952年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为解决新疆建设兵团干部战士的婚姻问题，继1950年1951年派人到湖南招募了近四千湘女到新疆去给兵团的干部战士当老婆之后，再次派人到湖南招募湘女赴新疆建设兵团去跟干部战士当老婆，招募的人欺骗湘女们，声称是招她们去新疆建设兵团开拖拉机、开康拜音(联合收割机的俄文音译名)、开播种机……当现代化的军垦农场的现代新农业工人，许多失业女青年和学校女学生被当局虚构的美好前景所蛊惑，纷纷上当受骗被招到新疆去当了王震部下的老婆，她们到新疆后被迫分配给那些比她们大十几二十岁甚至三十多岁的部队老光棍们当老婆，没有一点自愿和选择的余地。这一次又有四千湘女上当受骗，成为中共当局政治需要的牺牲品。前后共有八千湘女被骗入疆，演译了数以千计的人生悲剧。

我的二姐正华当时也被当局的欺骗宣传所蛊惑，也想报名去新疆建设兵团穿军装、开拖拉机，但由于我母亲的极力反对才未能成为这八千湘女中的一员、实在值得庆幸。当时母亲虽不知道是把她们招去给王震部下的老光棍们当老婆，但母亲认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离开父母、离开家庭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是十分不妥、十分危险的事，十四、五岁的二姐唯一适合的事就是安安心心在学校念书，学好知识然后才能走向社会。

1952年秋我在楚怡小学结束了令人终生难忘的、无忧无虑的高小生活，当年7月从楚怡高小68班毕业，在同班毕业的72名学生中仅名列第十九名属于上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