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溅雪时评杂文选》之(十)
与何女士商榷《解中国困局之结应从何处入手？》一文中的某些观点
一真溅雪
最近拜读了何女士《解中国困局之结应从何处入手？》(以下简称《解文》)一文之后，感到有些失望。很久以来我一直对何女士的文章和见解非常敬佩，在我的心目中她是与魏京生、曹长清、章天亮、陈破空、伍凡、三妹、张三一言……等对中国大陸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有着深刻而独到见解、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在中国大陸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和推崇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念努力奋斗的海外中国民主人士中的一员。
首先，本人不同意何女士在《解文》中，嘲笑那些在海外的、批评她那篇《民主政治离中国有多远─兼评韩寒“谈革命”、“说民主”与“要自由”》一文中观点的海外民主人士，把他们称之为“纸上畅想暴力革命派”。要知道这些人都是你同一阵营里的战友。更何况将“暴力”二字加在志在推翻一个世界上最反动、最残暴、最黑暗的极权政权的革命二字之前是十分不当的，只有极权统治的统治者和它豢养的御用文人们，才将一切志在推翻他们统治的革命行动称之为“暴动”、“暴乱”和“暴力”。这难免引起人们对你政治立场的怀疑。本人认为将这种革命称之为武装革命似乎更为妥当。
至于“纸上畅想”这几个字用来表述何女士对待革命的态度似乎更为恰当。所谓革命就是被压迫、被奴役者用武力起来推翻压迫和奴役者的激烈的反抗行为。
武装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就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社会矛盾也就是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烈、愈来愈尖锐，作为既得利益的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既不愿、也不敢进行任何真正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来缓和或消除这些影响社会安定和进步的社会矛盾，当这些社会矛盾尖锐、激化到被压迫、被奴役的民众忍无可忍的程度时，这个社会便具备了爆发武装革命的必要条件，此时一个偶然事件便可成为引爆一场武装革命的导火索。
回顾一下世界各国的武装革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几乎都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的：波士顿茶叶事件，导致了一七七四年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的第一届北美殖民地大陆会议的召开，和一七七五年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统治的武装革命的爆发；一七八九年法国国王再次罢免具有自由主义声望的财政总监内克的职务，导致了法国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爆发了法国人民推翻法国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朝政府宣布铁路收归国有，把铁路权利出卖给外国以取得外国借款，来缓解清政府财政危机的行为，激起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愤怒，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保路运动”蓬勃开展，终于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
据本人所知，在这些武装革命爆发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个人或革命团体，写过任何何女士认为武装革命爆发之前必可少的所谓《关于爆力革命之可行性研究》。然而这些革命不仅暴发了，而且成功了。
再看看何女士在她拟定的那份严重脱离实际的、书生气十足的《关于暴力革命之可行性研究》里打算研究的几项内容：
一、暴力革命的民意基础(在全国做抽样调查)及其可行性：实际上只要我前面列举的暴发武装革命的社会条件成熟了，武装革命的民意基础也就存在了。何须再去全国做什么抽样调查？更何况极权统治当局它会允许你去做这种志在推翻它的抽样调查吗？所以何女士打算撰写的《关于暴力革命之可行性研究》的第一项内容既无必要又不可行
二、在全国、一省、一市、一县进行暴力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预算。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何女士无须做出任何事前的预算，就可以知道，任何武装革命爆发之前，都不可能具备充足的物质条件。反动统治当局能允许革命者进行充分的志在推翻它的物质准备吗？你永远也不可能等到你做好充分物质准备的那一天的到来。武装革命的物质条件是可以在武装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逐渐得到完善的。
在美国独立战争暴发的一七七五年美国各地只有一些分散的、小股的民兵，他们缺乏训练、缺少枪支弹药和后勤补给，又缺乏战斗经验。而他们面对的是数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富有实战经验、后勤补给充足的大英帝国正规军，按何女士的标准是完全不具备“暴力革命”的物质条件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些看起来不堪一击的革命队伍，从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在列克星顿打响反抗英国暴政的武装革命的战斗起，在华盛顿坚强不屈的卓越领导之下，经过六年半艰苦卓绝的英勇战斗，终于击败当时世界第一強国─大英帝国的军队，赢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
再看看因革命党人孫武等在武汉秘密制造炸弹不慎发生爆炸，引发清朝当局对革命党人的大肆搜捕而被迫仓促提前爆发的武昌起义。当时发动起起义的湖北新军因清庭担心新军参与反清革命，将新军的枪弹、炮弹都收缴存放于楚望台军火库，新军中只有少数加入了革命党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利用演习的机会保留了少量子弹，就是在这种武装革命的物质条件如此不足的情况之下，革命党人熊秉坤依然义无反顾地打响了导致滿清王朝覆灭的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此时的革命党和新军哪里会有时间和心思去编制辛亥革命爆发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预算？
美国推翻英国统治的独立革命和中国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的成功，直至最近突尼斯、埃及、利比亚武装革命的的成功都一无例外地证明了何女士关于暴力革命发生之前必须进行暴力革命所需物质条件预算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三、参加暴力革命人员数量的预估。在武装革命爆发之前，革命的组织者革命党人对参加了革命党的人员数量可能有较为准确的估算，然而对于武装革命爆发后，究竟会有多少民众、多少反动统治集团的军队会反水，投向革命阵营却是谁也无法准确预估的。难道因此就不能或是不敢发动武装革命吗？
一七七五年列克星顿七、八十名装备简陋的民兵打响反抗英军的战斗时，他们恐怕也没有对将和他们一起参加反抗英国暴政的人员的数量进行过任何估算(至少到现在为止在美国有关独立战争的资料中还未见到过任何这方面的估算资料)。然而在列克星顿响起的争取独立的枪声，在北美大陆得到了普遍的响应最终导致美国独立革命的胜利。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仓促爆发时蒋翊武、熊秉坤和他们的革命党战友们就连武汉三镇的新军里面究竟会有多少人能参加他们发动的武装革命都不能作出准确的预估，至于全国能有多少人员参加这场武装革命就更无法预估了。然而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不仅武汉三镇的军民纷纷响应参与革命，在全国各地也纷纷响应起义，各省纷纷宣告脱离清朝统治参加武装起义，最终导致滿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诞生。
在一个发生武装革命的条件已经具备的社会，某革命组织在策划一场志在推翻极权暴政的武装革命时，它当然会较为准确地估计到它自己参加的和可以发动的人员数量，然而任何一个革命组织都无法也不可能较为准确地预估武装革命爆发后起来响应的人员数量，所以何女士的可行性研究的第三项内容是不可能较为准确地预估的。
对抗某地政府武装力量所需要的武装力量投入：可以肯定的是在任何一场武装革命爆发之前，将要投入革命的武装力量，总是比某地政府的武装力量要弱甚至要弱很多，因为某地政府它是决不会允许革命团体在它的治下，组识起超过它自己的武装力量的，所以何女土可行性研究中第四条要求是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然而革命者因此就不能发动革命吗？如果这样，那么世界上还能爆发任何武装革命吗？
事实上美国的独立革命、法国的大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和去年的利比亚革命无一不是在革命人民能投入的武装力量，远比统治者所拥有的武装力量弱小得多的情况下发生的，最后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由此可知何女士可行性研研中的第四项，武装革命暴发所需满足的第四个条件是何等的荒谬和脱离实际。因为只要我前面列举的爆发武装革命的社会条件达到了，一旦革命者举行武装革命，必将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而此时统治者赖以镇压革命的军队的下级军官、士兵，大多出身于饱受统治当局欺压的社会底层民众的家庭，他们当中许多人会对革命抱同情态度，这些人是不会死心塌地地去为平日欺压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的极权统治者镇压屠杀革命者的(因为这其中就可能有自已的家人、亲友)，不仅如此，他们当中有许多会携带武器装备转而投入革命阵营，使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近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革命的胜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四、外部游说成本(游说国际社会支持的人员及相关费用)：这一部份内容倒是很有必要，我认为这正是旅居海外的所有民主人士责无旁贷的责任。其主要费用大约为旅差费、办报刋杂志、发放宣传资料、举行集会……等费用，我想数目不会是十分巨大，可以从国内外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华人企业家和华侨那里募集，就象孫中山先生当年为推翻满清政府时所做的那样。
何女士在《解文》中通过《关于暴力革命之可行性研究》的方式一一否定了在中国发生武装革命的可行性，这正是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极力要向民众灌输的观念，这也正是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想要达到的目的。不论何女士写《解文》的初衷如何，客观上都起到了帮助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打击国内外反抗中共极权统治的民众的革命热情和革命信心的十分消极的作用。难怪有人要怀疑你的立场、难怪有人说你这是在为中共帮忙、难怪有人认为你居心叵测、难怪有人认为你为在国内开微博，这样说别有隐情。
再看看何女士例举的三条“为什么清末可以发动辛亥革命，现在反而不能？”的所谓理由：
一是，清末朝廷小江湖大。现在是党的“阳光”洒遍每一个角落。清末的朝庭虽不及中共当局的大，但它有可资利用的強大的封建宗族势力、满族八旗势力和军队作为其统治的基础，这些势力相对于当时的革命力量来说依然是十分强大的。现在中共极权统治其严宻的程度已远不及上世纪五十年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隨着中共各级统治机构腐败的日益加剧，其效能也远不及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的那段时间，更何况由于对外开放、和网络的普及，现在国内民众的觉悟程度也远高于满清王朝治下的臣民，这些都使得目前中国的现状与爆发辛亥革命时清朝末年的状况完全具有可比性。
二是，清末政府军队与民间武装力量的差别是祘术级差，如今是棍棒菜刀猎枪与最先进武器的差别。当然革命开始时双方武器上的差别很大是肯定的，但革命者也不致于只能使用棍棒菜刀猎枪，重型先进武器虽然开始没有，但一些轻型武器革命者还是能通过各种途径搞到的。本人认为武器是能否爆发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不是决定性的条件。就拿中共当局现在的军队来说，尽管它的装备比过去要先进许多(仅仅是与这支军队过去的装备相比而言，若与欧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那就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了)但它早已不是当年那支较为廉洁、纪律较为严明能征善战的军队了。贪污腐败、买官卖官的病毒已经侵入到了这支军队的每一个细胞。现在中共的军队里班长升排长、排长升连长、连长升营长、营长升团长……等等都是明码实价，越往上价钱越高，就连一个城镇或农村青年要去当兵都要送钱给来领兵的军官，去当兵的青年许多都是为了在部队混几年，如果家里有钱，能买到个官升上去，再把自己下面的官卖给下面的官兵，把自已买官的钱赚回来(还可赚得更多)，当了军官有了权就可以贪污腐败；家里没有钱的人，只希望在部队混几年，复员转业后好安排个工作，以解决就业问题。据许多来自中共军队内部的人员透露，军队内部由于比外面的社会更加缺乏外部监督机制，所以中共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与社会上的党政机构和官员干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军队能有战斗力吗？更何况由于装备的现代化，现在的士兵和军官都有了文化知识，有的还是大专院校、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他们中有许多有自已的见解、有自已的价值标准，就连象刘亚洲中将这样的高级军官，都公开抨击当局的贪腐并发出要求在中国实现民主的呼吁。刘将军敢于如此毫无顾忌地公开表态，大概与他目前的地位和他是李先念的女婿不无关系，可以断定在中共的军队中，持有与刘将军相同观点的人肯定还有不少，只是由于种种不难想象的顾忌而没有公开表达出来，他们都是潜在的、重要的革命力量。
现在中共当局的这支军队，早已不是过去那种没有文化知识、没有头脑任由中共驱使的简单的杀人工具了。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对中共的极权暴政和贪污腐败不满。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大多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家庭，他们的家人、亲友都深受中共极权暴政和贪污腐败之苦，这些出身寒微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当武装革命爆发时其中有许多会携带他们所掌握的先进武器投入到革命阵营中来成为革命的生力军。
一九九一年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苏共保守势力发动反对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反动政变时，掌握苏联武装力量的国防部长亚佐夫和掌控克格勃和治安部队的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都站在发动政变的保守势力一边。当民众拿起简陋的武器自发起来反抗政变集团时，亚佐夫调来武装部队准备对民众进行镇压，此时的苏联军队的装备是世界上除美国以外最先进的，按何女士的观点对掌握有如此先进武器的苏联军队的政变当局是不能进行武装反抗的。然而苏联人民不仅进行了英勇的反抗，而且当叶利钦登上调来镇压民众的坦克振臂一呼时，立即得到军队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积极响应，军队和坦克迅速调转炮口轰击政变首脑所在的大楼，迫使政变当局投降宣告政变失败。
二0一一年利比亚人民暴发反抗卡扎非家族独裁统治的武装革命时，卡扎非的军队拥有许多用石油美元购买来的先进武器，而利比亚革命民众只有少量轻型武器。按何女士的观点在这种武器对比之下利比亚人民是不能举行武装起义的。然而利比亚革命民众爆发武装革命不久，便陆续有大批利比亚军队携带着先进的军事装备投入到革命阵营中来，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最终终于推翻了卡扎非在利比亚四十多年的家族独裁统治。这些明白无误的事实无一不证明了何女士关于武器对比观念的谬误和不切实际。何女士的这种对中共极权统治当局“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恐惧和忧虑，正是中共当局不断在新闻媒体上宣传、吹嘘、誇大其所谓现代化武器和军队要达到的目的─即对潜在的反抗者和民众进行震摄，以打消革命者反抗的念头和信心。令人遗憾的是象何女士这样聪慧、对中共极权统治认识如此深刻、对中共当局的许多骗局都能一眼洞穿的人，居然也被中共当局对其“现代化”军事装备的吹嘘与宣传所震摄，这正是中共当局想要达到的目的。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堪称当今世界进行欺骗宣传的第一高手，连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有时都难免受其骗，更何况国内的平民百姓和外国人。
三是、就政府与外部关系而言，那时是清政府害怕洋人，现在西方诸国对北京并无那样的影响力。
那时的清政府害怕洋人是怕与洋人开战(因为屡战屡败)，并不怕洋人的封锁(那时的中国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既不依赖出口也不依赖进口)，也不耽心洋人对武装革命的公开支持，那时洋人对清朝政府的内政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而现在的中共当局不仅害怕与洋人开战，又害怕洋人的封锁。因为中共当局对自已军队的腐败程度、战斗效能之低下、武器装备与洋人的巨大差距，尽管表面上仍加以掩饰和自吹自擂，但内心却是心知肚明的。
看看中共军队在汶川大地震时的拙劣表现便可知道，这支近在四川一带的“现代化”的军队和救援装备，抵达救災现场的时间，居然比远在两千多公里之外的、一位民营企业家仓忙之中组建起的、一支包括六十多台重型救災设备在内的厐大车队抵达救災现场的时间还要晚；号称具有全天候飞行作战能力的空军，仅仅因为有雨和雾而不敢实施伞降。在完全设有敌机威胁的从容情况之下，居然还有直升机揰山，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
再看看当局大肆吹嘘的赴索马里附近海域的海军护航舰队的低能、甚至有些愚蠢的表现吧！当护航舰队接到我国一艘八万多吨的新德海号巨轮在印度洋海域被索马里海盗劫持时，中共护航舰队的“先进”舰艇，不是抄近路去海盗们驾驶的新德海号回海盗们在索马里的老巢时，必经的海路上进行拦劫和解救，并像美国、韩国和印度等国那样派特种部队登船解救人质、夺回被盗的船只，据中共的新闻媒体报导：当我护航舰队得知新德海号被海盗劫持后，迅速赶往九百八十海哩外的“事发地点”。护航舰队和它的上级居然会作出如此愚不可及的决定，实在让人不可思议，以我国最先进的大型战舰时速也达到每小时三十三海哩左右来计算，护航舰队赶到事发地点，也要一天多的时间，难道海盗们会驾着劫来的新德海号，呆在原处等待你来解救吗？海盗们通常的做法是押着劫来的商船，迅速逃离现场，赶回索马里海岸的巢穴然后向船东、货主索取赎金。这一点护航舰队肯定是知道的，为何还要采取如此愚蠢的做法？我想这其中必有隐情，也许当局平日吹嘘的北斗星导航定位系统和军事侦察卫星，根本就侦知不到航行在海上的厐然大物新德海号，更无法确定新德海号在海上的确切位置，以致无法进行追踪拦劫，所以只好赶往“事发地点”应付了事，以免世人指摘其无所作为。再有一种可能就是护航舰队上配备的特战部队，除了只能在电视上作秀以震摄老百姓之外，并不具备制服海盗的实际能力和把握，与其到时候被劫持的人质和船只解救失败，在世人面前出洋相露老底，还不如顶着骂名“迅速”赶往事发海域应付了事稳妥。
还有最近多年来，历来属中国的南海诸岛礁，几乎被南海周边海域的国家侵占了一多半，有的甚至在那里钻探石油、扣押、攻击中国渔船，中共当局除了发表一些软弱无力的抗议、和共同开发之类的哀求之外没有任何作为，是不想有所作为吗？非也，是不能也、不敢也。在这些方面与清朝末年何其相似？以我个人之愚见这样一支腐败透顶、指挥机动能力、训练、装备(与欧美国家相比)、作战能力如此之差的军队敢跟洋人开战吗？
此外中国畸型发展的、严重依赖外贸的经济一旦遭遇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原料进不来、产品销不出去，整个国民经济即将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中共当局现在能不怕详人吗？目前的世界，人权和普世价值标准高于主权，已成为所有民主国家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西方民主国家均愿为此付诸行动，对于任何践踏人权和反人类的暴行已不会袖手旁观。这从北约国家对实施种族灭绝的南联盟的制裁和空中打击、美国和北约对在伊拉克实行种族灭绝和大量屠杀无辜民众的萨达姆独裁暴政和阿富汗实施恐怖主义的塔利班政权进行的武力打击、及对利此亚民主革命的武装支持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因此当今的世界，任何实施极权暴政统治的政权，当那里的人民以武装革命的方式起來推翻这个反人类、反人权的暴政时，统治者们再也不能指望能象从前那样，为所欲为地对革命民众进行残酷地镇压和肆无忌惮的屠杀，而不遭到来自全世界严厉的惩罚和制裁。去年广东的乌坎事件，村民们的斗争取得了较有利的结果，中共当局未敢实施一贯的武力镇压政策，而被迫采取对话协商(当然其中还包括分化和欺骗)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已表明以美国、北约等民主国家为代表的国际民主社会在南联盟、伊拉克、阿畗汗、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采取的行动和态度，已经使得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在对待人民的抗争反抗时已不得不有所顾忌。
在《解文》接下来的论述中，何女士称推号为“天雷无妄”先生说中共是“乌合之众”毫无根据，一向被我认为对中国大陆的现状和中共本身有深刻认识的何女士，对中共的认知居然与事实和大多数民众(其中包括许多中共党员、干部)对中共的认知差別如此巨大，令我感到无比的悲哀和难以置信。目前的中共当局从上到下的大小官员乃至普通干部几乎无不贪污腐败，而且愈演愈烈。这在中国大陆已是不争的现实和民众(包括一些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党员和干部)的共识。 这样一帮人难道还不能把他们称之为“乌合之众”吗？
何女士在《解文》中称：中国民众缺乏的正是自组织能力。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集权统治的结果，特别是中共在大陸六十余年残酷的极权独裁统治的结果。“解放”以来，中共当局对任何自发的民间组织一概加以无情的打击和取缔，那怕是学生组织的文学会、读书会之类对中共当局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的松散组织，中共当局都会冠以反革命集团、反革命组织的名称立即加以打击取蹄，对参加这些组织的成员除进行无情的批斗外，最轻的遣送农场、农村，劳教、劳改为首的常处以极刑以震摄民众。时至今日，就连要成立一个民间的慈善组织都不可能，这能怪中国民众缺乏自组织能力吗？其实中国民众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是不乏自组织能力的，远的不说，就拿去年广东乌坎村的村民在反抗中共当局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组织能力，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正是乌坎村民所表现出的这种高度的自组织能力，才导致了乌坎村民反抗中共暴政斗争的局部胜利，因此切不可小视中国民众潜在的自组织能力，它之所以未能表现出来一是因中共当局的高压控制，二是时机未到。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何女士在《解文》中提出的解开死结之道：“政府放权、基层自治”。当我看到何女士提出的解开死结之道的这个“八字真言”时，立时想到的一个成语就是“与虎谋皮”这四个字，同时也驚异于已年届五十六岁、且长期致力于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研究的何女士，居然会提出一个如此脱离中国大陆的实际、如此幼稚荒谬的解开死结之道。
想一想中共当局连那位在中共面前宣称他没有敌人、他在中共的监牢里得到了人道的对待、并为中共[六.四]屠城事件开脱罪责，只希望从中共那里乞求一点人权、一点改革的刘暁波都不肯放过，还要处以重刑，就可以知道中共极权统治当局是不可能接受、更不可能实施任何真正的有关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的。因为对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来说，权就等于利益，让他们放权，就等于要他们放棄他们孜孜以求并且已经得到的利益，中共这帮品格低劣、贪腐成性的乌合之众能做到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希望“政府(对中国大陆而言政府就等于中共)放权”只可能是何女士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空想。
再来看何女士八字真言中的“基层自治”。我想这大概是何女士受中共当局对内、对外大肆宣扬的，所谓“村民委员会、村长由村民选举产生”的重大改革措施的宣传的影响所致。你想中共当局它会真的让乡、村实现自治吗？一旦乡村实现真正的自治，村民们得到了实际的好处，自已的权益不再受中共当局的侵害，那么城镇、县、市、省乃至全国岂不会群起效尤，如此一来中共一党独裁的极权统治还能维持得下去吗？这种结果中共当局不会预计不到，所以中共当局是至死也不会放弃作为它极权统治基础的基层乡、村政权的。它之所以在几年前就提出了所谓“村民委员会、村长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改革措施，不过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不得已而作出的一种忽悠国内人士和外国人的一种表演，切不可把它当真。
当今中国大陆的村委会选举的真实情况是：每当村委会、村长选举之前，乡党委、乡政府早已内定好村长、村委会的人选，选前乡干部到各家各户作工作要求村民们投乡里中意的人的票，而这些唯上命是从的原村长村委会成员也纷纷登村民的门送钱、送物、许愿进行贿选，这些人长期在村里当权，大都利用手中的权力搜刮了大量的民脂民膏有能力进行贿选，不要小看这些村官，据许多地方暴露出的村支书、村长的贪腐案件看，就是贫困地区的村官每年贪腐所得也有数万元之多、一般地区都达数十万上百万、富裕地区每年贪腐上千万的都大有人在。所以选来选去还是中共当局安排的那些人，能指望这些以贪腐为目的的人来维护村民们的合法权益吗？即使乡党委、乡政府中意的人选因名声太臭，引起村民的公愤而落选，村民们选出了一个能维护村民权益的村长和村委会，它们也会在乡党委指派的村支书和村党支部和乡党委、乡政府的掣肘和刁难之下，无法展开维护村民合法权益的工作，然后乡党委、乡政府再找个借口把他们免职。更有甚者中共当局通过公安、或买通黑社会杀手、或制造人为“事故”把他们弄死。这样的事例不少地方都有报导，象浙江乐清市寨桥村，真正民选的村长钱云会，为了带领村民向中共乐清当局讨回村民们应得的土地补偿金，前后为村民维权六年多，其间被当局无端判刑两次、拘留三次，直致二O一O年十二月卄五日被当局制造的“车祸”碾压致死。由此不难看出中共当局是决不会真正让基层民众实现自治的。所以说何女士提出的解开目前中国困局死结的“八字真言”只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不切实际的畅想而已。
何女士还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讬在出生于上世纪五0后即将上台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身上，说这些人有过底层经历。事实上这些即将登台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大多出身于中共中、上层官僚家庭，他们从小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读着平民百姓不能进的专门为官僚子弟开办的中学、小学、及任由他们自已选择的国内一流大学、吃着特供长大。这种人能体会到平民百姓的艰难困苦吗？这种人对平民百姓能抱有深切同情心吗？他们想的只是如何保住父辈们留给他们的江山、特权并利用这些特权来牟取最大的实际利益。他们当中有少数可能因他们父辈之间狗咬狗的内斗一时失势时，失去了一些特权、或短时下放到特定的农村搞了几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他们父辈的余荫使他们在乡下的处境，也远比一般上山下乡的知青要好得多)，这能叫做有过底层经历吗？他们离真正的社会底层还远着哩！文革之后他们继续享有或恢复了往日的特权，继续过着与底层百姓完全不同的人上人的生活、继而读大学、然后靠父辈的权力和关系进入官场，按照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一路勾心斗角，最后剩下最心狠手辣的几个进入中共第五代最高领导集团。对这样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你还能指望他们“尽快放权实现地方自治”、“政府逐步退出经济领域，切断掠夺民众生存资源的管道”、“政府从全能政府变成有限政府，从无责任政治过度到有责任政治”吗？显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大凡实行共产极权统治的国家，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只有在这个国家掌握至高无上权力的最高统治者本人发起的改革，才有可能得以实施(虽然不一定能成功)，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纳吉领导的匈牙利改革、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领导的改革、一九五六年苏联赫鲁暁夫发起的改革和一九八五年开始的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发起的改革其改革的倡导和发起者无一不是这些共产极权国家大权独揽的最高领导人。这是由于共产极权统治国家实行的是封建家长式统治机制所决定的。因为在这种共产极权统治的国家内只有最高领导人的无上的权力和权威才可以压制国内保守势力对改革的公开阻碍和反抗，使改革才能得以开始和进行下去。在这种共产极权统治的国家，任何来自下层乃至中层的和平改革都必将遭到来自上层的极力反对和残暴镇压而不可能进行下去，也完全没有成功的希望。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即将获得最高权力的第五代领导人中，将担任中共党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习XX，自幼在专门的高干子弟中、小学就读、文革其间因其父在中共高层的狗咬狗式的内斗中失宠受影响，被下放到陕西当了几年知青一九七五年回城后即进入清华大学，毕业后，马上进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任秘书(这种职位是许多国家公务员努力一辈子都达不到的)，其后又在其父的荫庇之下，又到下面从县委副书记、书记、地委书记、市委书记、副省长、省长、省委书记一路飚升到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国家副主席的高位。习XX不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工作期间并未见有过什么良好的政绩、也没有表现出过什么改革的愿望，倒是他在中央党校对受命编写中共党史的教师、“专家”们的一次讲话确实让人“震聋发聵”，使他那看似憨厚的外表给人留下的忠厚老实的印象在人们的头脑中一下子荡然无存，也使一些对他怀抱改革希望的人大失所望。习在那次讲话中公然对那些教师和“专家”们说；“在党的历史中，那些对党的形象不利的事，即使是事实也不能写”。一个政党、一个人连他(它)过去犯下的过错和罪行都不敢正视、不敢承认。你还能指望他(它)能领导他(它)治下的民众进行损害他(它)的声望、损害他(它)的根本利益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如何解中国困局之结？答案只要看看前苏联“八月政变”时苏联人民的表现、东欧剧变时罗马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表现；再看看去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人民的表现和正在继续的叙利亚人民的表现就知道了。
一真溅雪 二O一二年三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