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的《不做告别》和《少年来了》VS尹锡悦的“戒严闹剧”
郑烨
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韩国女作家韩江有两部长篇小说是以韩国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创作的，即以“1948年至1954年的济州岛四三事件”为背景的《不做告别》和以“1980年的光州事件”为背景的《少年来了》。
原籍为光州的韩江创作这两本小说的初衷来自于少年时翻阅关于“光州事件”的画册，敏感的神经被里面的图片和描述深深震撼，创作以此为背景的小说的想法便油然而生。
之所以人到中年才开始动笔，收集相关的资料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寻找小说的思想内核。起初韩江是怀着“活着的人能为死去的人做些什么”的想法开始构思，很快便遇到了创作的瓶颈，只得暂时搁置。
仅仅停留在感动的层面是不够的，即便是把悲愤化为文字也是不够的。“死去之人”的音容笑貌浮现在韩江眼前，始终挥之不去，有几次甚至看到“死去的少年”嘴唇微启，似乎想要说些什么，此时韩江头脑中灵光一闪，找到了另外一个描写的角度。
韩江意识到继续纠结于“活着的人能为失去的人做什么”是走入了认知的死胡同，如果从“死去的人能为活着的人做什么”的角度去思考，创作的空间便顷刻间豁然开朗，更能够升华到“‘历史’能为‘当下’做什么”的深层思索。
恰恰是有了180°的角度转换，《不做告别》和《少年来了》才摆脱了惯常的叙事窠臼，以“小人物”的视角为切入点描写宏大的主题，让失去之人的悲剧教会活着的人如何生活，增加了历史叙事的厚重感和哲理性，成为独辟蹊径的“反思文学”代表作。
如此看问题的角度，很快便有了效果，其直接影响了2024年底发生的尹锡悦“戒严闹剧”的走向。在时任韩国总统尹锡悦悍然决定宣布“戒严”之后，“光州事件”的前车之鉴让韩国民众同仇敌忾，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朝野内外空前团结，在最短的时间内冲破“戒严令”，以维护自己合法的政治权力。
面对冷若冰霜的“戒严令”，韩国民众不约而同进行回击与最近十几年间上映的几部电影的影响紧密相连，如《华丽的假期》《出租车司机》《1987：黎明到来的那一天》等，也与韩江的《不做告别》和《少年来了》等文学作品的出版息息相关。显然，韩国民主化之后涉及历史问题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的传播和影响使得“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理念深入人心。
韩国民众在听闻“戒严令”之后，惨痛的记忆浮上心头，很多人是历史悲剧的亲历者，更多的中青年则是受到影视剧和文学作品的影响，全民的警惕心刹那间被激活，不谋而合地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在“长官意志”弥漫社会各阶层的韩国社会此举殊为难得，很多媒体将尹锡悦的莽撞行径称之为“自杀之举”恰如其分。
在“戒严令”公布之后，普通的韩国民众走上街头的初衷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想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不想成为戒严的受害者，不想成为强权任性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更不想沦为独裁者以“国家安全”为名义裹挟民意登基的“祭品”。
韩国民众面对“戒严令”的举动，恰恰回应了韩江在创作《不做告别》和《少年来了》的初衷，那就是“历史”能够帮助“现在”做些什么？或者是说“死去的人”能够帮助“活着的人”做些什么？
以史为鉴，殷鉴不远，前车之鉴，在影视剧中得到呈现，在文学作品中得到阐释，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在那一刻，死去的“历史”为活着的“当下”指明了道路，让韩国民众感受到了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从而做出了正确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