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六十周年介绍一平对文革的认识和反思
周琳
一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13岁，小学还没有毕业，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政治运动，只见到处的大字报，谁都可以写，什么都可以骂。学校也停课了，关门了，就不用学习考试了。对孩子来说，是件挺新鲜，兴奋的事。
直到有一天我跟父亲上街。刚出门没几步，有个年青人上来就杵了我父亲一下“ 你这衣裳，皮鞋就是资产阶级！”，只见父亲二话不说，拉着我，匆匆就往回走。那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低沉脸色。父亲一项爱整洁，又因为常有外事需要，穿着讲究体面 。他上班大多是穿西服，里边是雪白的硬领衬衫。 那之前，我有时要把他自己手洗过的衬衫拿到洗染店去熨烫。（记得烫一次是7分钱）我不明白干净体面怎么就是资产阶级，而一个陌生的年青人怎么就可以对年长人这样的说话。总之从此再不见父亲穿西服皮鞋。大街上抄家的，挂牌批斗的，全家遣返的，一天比一天乱。家里的气氛似乎一天比一天沉寂。
后来就是闲散，看“伟大领袖”七次，八次地接见红卫兵小将；然后“复课闹革命”，隔三岔五，有最高指示发布，万民上街欢呼游行。
浑浑噩噩到了68年夏天，我的家庭在一天之内发生了巨大变化。
那是6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我和父亲告别，看他扛着行李去郊区“支援麦收”，第二天傍晚，却被车送了回来。躺在车里的父亲，一身泥土，赤着脚，昏迷不醒。母亲跟车去了医院，但由于父亲顶着那些“反动”的头衔，并无救治，当夜命归黄泉。后来知道父亲是在烈日下，在麦田地头被批斗踢打致死的。15岁的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那个如晴天霹雳般的现实，怎么一个晚上就失去了最疼爱我的父亲。
同年，失去父亲不久，三个哥哥都下乡插队，我第二年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家破人亡的日子，没有细心想过母亲是如何熬过的。父亲母亲于四十年代中期赴美留学，在1950年被鼓励“回来建设新中国”的时候，一定没料到以后会经历过那份苦难。
痛失父亲的打击和伤害，是许多年都积郁在心间，出没在脑海趋之不散的噩影。不知多少次在梦中看到父亲，喜极而泣，又哭着醒来。过了很多年后，我知道文革那场灾难，那场浩劫，有无以计数的家破人亡，远比我悲惨的多。至于更早的50年代，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有多少人惨死，冤死？在“大跃进”的年份，饿死的冤魂始终在天，在地游荡，谁能給个真正的统计， 給个官方的说法？
文革过去六十年了，当年十来岁的少年早都年逾古稀。时过境迁，谁能记得，愿意记得那场浩劫？ 集权不允许“妄议”， 而更多的人则有意忘记。当今的年青人有多少人知道文革中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在这个国家，这片广褒土地上曾经历过的血泪故事，这不令人悲哀吗？ 但是在悲哀中，仍然有人纪念， 有人反思，有人拒绝忘记！一平在他有生之年，就是其中坚定不移的一个。
二
一平本质上是诗人，也是一个认真用心书写灵魂的文化人。 他的文字，不论是诗，是散文，是剧本，是评论。都有思考，因此他的写作常常深入，犀利，也常常痛苦或绝望。因为是讨论文革，不是文学，这里我只摘录介绍他的思想，政见，他对中国几十年政治动荡，特别是有关“文革”的思考。
1： 拒绝遗忘
一平对文革的记忆始于他的母校，北京三十一中，原是教会学校“崇德中学”，学校里的音乐教室是原来的小教堂。建校早年每日清晨学生要到那里祈祷。但时代的变迁，早就使这个学校丧失了神的位置。文革发生后，一平回忆他生平第一次见到尸体，就是在他的母校。“一个男子撂在担架上，面色峻青，一群军装红卫兵簇拥着，把他抬过音乐阶梯教室。据说他先被打，后跳楼。而那一端，一群红卫兵正在追打一位女教师，她剃了“阴阳头”……一些批斗，殴打就发生在那座废弃的教堂内，“崇德”与“上帝”怎么就成为暴行之所？这座建筑的山墙正对校大门，文革后，画上了巨幅毛招手像。他取代了“上帝”，暴行也就自然取代了“崇德”，而那些十几岁的学生就成了暴徒，顺理成章。”
一平也曾几次提过我父亲在文革受难的事情。初到波兰时我们曾在一年一度的亡灵节去了附近的教堂和墓地，各种鲜花，松枝，蜡烛，摆满了整个墓地。每个亡灵都受到纪念，包括二战中阵亡的无名的士兵和盟国军人。我们的确深受触动。一平为此写过一篇散文《鬼节》，他在文中写到“在最边远，最后面的地方，妻子无声地落下了泪水，她是很少落泪的。我知道她的悲哀，知道她此时所念。”“她的父亲---中国很好的一个翻译家---惨死于那个年代----“文革”初期，由于被揪斗殴打。他是被作为一个罪人被火花的，没有追悼，没有仪式。她和她的一家长久地为之经受侮辱与愧疚。大约从那时起，她就变得少有泪水……我无论如何不能原谅人对死亡的亵渎。而对死亡的尊重，既是对人，对生命的尊重。我不能原谅践踏人，践踏人尊严的恶行”
三十年前，一平写了《巴金，中国伟大的良心》------兼记文革三十年，他对巴金先生的崇敬还不是他的文学巨著，而是他在“文革”后的《随想录》-----对自己的忏悔。“想到这位八十多岁老人的一生，仍俯于案前，用颤抖的手一字字地记述，深痛地反省和忏悔。我感动亦悲哀。诺大一个国家，要由一位八十多岁的衰病老人为之省悔，承负其道义与责任，我为这个民族感到愧疚”“我的确难过，为这个民族，这位老人。他在死亡的门前，仍面对真理，正义，保有对人广博的爱，真坦，为之承负深重的痛苦和责任。这是一颗怎样的心灵？这是一颗中国的心灵，对中国远比几个诺贝尔奖更为重要。这颗心灵的道路，是中国近一个世纪灵魂的道路。他的《随想录》大概是那个时代至今天的最后的声音”
对巴金老人提出建立“文革”纪念馆，一平说“这一建议代表了中国尚存的良知。它将在时间中证实集权与暴力对“人”与文明的罪行，也是文明对这场迫害与破坏之暴行的审判与裁决……它是一座反向文明纪念碑。”
巴金老人在其有生之间年，没有见到他期待的那座“文革”纪念馆。但一平相信“这件事将由我们完成。我们不能遗忘，要对“文革”永远记忆。我甚至认为我们有必要建立一门“文革学”，由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宗教学，心理学……对之给以全面深入的研究”
对王友琴女士创建网上《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一平在2002年撰文《伟大的工作》对其个人记录证实文革死难的所为，给以了极高的肯定和赞扬。他说“中国死于文革的人至少有数百万，而她-----只身女子，以微弱个人面对中国数百万的死难，可谓精卫填海。十数年间，她走访了数百人，记录铭刻了近千名死难者。不在于她做了多少，能做多少，而在她的精神，身体力行。 这就是微弱之个人面对庞大的权势和深重的苦难所建立的 “人”的意义。……我们尊重昨天的死难，就是肯定人的意义和尊严。人不仅仅是活着，其要有生命原则的建立和捍卫否则人就可以被任意杀戮和践踏，包括我们自己”“在《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我们可以看到，本来和平的学校和村庄是怎么由此成为疯狂残害与杀戮的屠场的. 记录文革就是使人们永远记住这些。中国文明的恢复，首先是回到那些残酷的鲜血死亡，有对他们的记忆和证实，悲哀和祭奠，反省和思考，我们才能看清前面的道路，重新确立人的价值和尊严，建立文明的规范和法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出于人本身存在的黑暗和残酷，是由于苦难和死亡，人而确立文明。”“王女士所做的正是这一工作，在寂寞被遗忘的领域默默地为道义和知识工作，其精神正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品质，是中国文明的希望”。
一平在《重逢葛底斯堡》一文中也说过“ 一个民族，其亡灵不得安宁。其国家也必不得安宁；一个国家，其牺牲者不得祭奠，其魂即散；而神鬼颠倒，则万劫不覆”
2：分析文革的渊源
“文革”是人类文明空前的灾难。我们对文革的苦难和悲剧不止是控诉揭露，批判，而是要深刻记忆，深究其因。一平在那篇关于巴金先生的文中指出“在公元390和640年，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两次被焚，其藏书共四十万卷。二战纳粹屠杀犹太人是六百万……可以肯定“文革”对人与文化的破坏与迫害，在规模与程度上百倍超越前者，也绝不逊于后者。只是中国人惯于逆来顺受，对之已经麻木。“文革”追溯起源，并不始于1966年，其由于中共内部由1940年代批丁玲，枪毙王实味便以开始。1950年代又将之扩展到全民族。毛泽东说：“秦始皇不过活埋了四百六十个儒，而中国共产党已经枪决了百倍于此的反革命知识分子。”
“1949年之后，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整个国家，民族陷入疯狂，一场又一场灾难？即使战争，异国入侵也莫甚于此。因为“仁”的基点颠覆了，权力倡导仇恨，暴力，必须清查消灭各种“敌人”，才有“光明”未来。”极权通过连续的运动激发出人性底层的恶 。
“新中国”后的政治运动层出不穷，而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和知识阶层的迫害从“反右”已经大规模开始。无数勇于说真话的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被批判，被坐牢，被流放，被迫害致死。 反右运动不仅从肉体和生存处境上摧毁了敢言的知识分子，更从心理上击碎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骨气与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由于全面禁言，“士”阶级不复存在。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并非孤立的历史事件, 反右是文革的铺垫，是以政治标签和阶级划分来确立绝对的意识形态权威；而文革则是将这种“阶级斗争”的思维推向极致，从反右到文革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精神，文化，文明的浩劫。
3 ：对文革的反思
一平认为文革的要害是反文明，倡导仇恨与暴行，与人为敌。反省文革，这是基点。
他说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中人们多是满怀热情理想投入暴力，为“革命”“真理”“人民”“领袖”“主义”等施虐杀人。 以革命名义进行群体性迫害。文革暴行中，人群不断高呼 “毛万岁”“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人们是要客服恐惧，为施暴确立理由。就天性，人没有那么残忍；人性不仅有暴力，也有对暴力的否定和抵制。因此必须有“神圣”的理由，人才会消除障碍，让暴行更“英勇”，而操纵者也只有让暴行“合法”“光彩照人”，才能鼓动民众参与。前者格调越高，后者就更残酷和更有规模。想想文革红卫兵，是什么让十几岁的孩子勇敢地杀人，往人脖子上浇开水，天真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狼群？记住这个教训：人类大规模屠杀，多有神圣之名，今天的恐怖主义也同样。”
一平指出“在长久的破坏和灾难之后─特别是毛的三十年，中国文明在它的 国家和社会已经被彻底颠覆。而 在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知性（就之大体）是失败 的。两个世纪的时间中，我们即没有对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系统、 完整的认识，同时又走向对传统的盲目否定，失败和危机摧毁了我们 的清醒、自着和理性。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的知性，其本身陷入了 焦灼、盲目和混乱。中国文革之发生，于此有关系。由于文化的破坏 和极权控制，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各个领域的知识依然欠缺， 零星而破碎﹔而中国文化传统实际自五十年代后已经逐步中断丧失﹔ 对此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亲身所经，却亦没有直面的能 力，对之有愤慨无耐却没有清晰深入的思考阐释。一百多年来中国知 识分子并不缺少救国救民的热忱，正是由于他们理性知性的丧失混乱 而走至如此悲惨的地步。没有知就不能有良的保证。是中国良知的失 败没落屈从权力的状态，而使知识分子的精神瘫痪人格萎锁，即无自 信也无尊严。这是被征服的屈辱的存在。人的存在是具体的，总是在 一定的对象、目的、秩序和方式之中。知识分子只有在对良知的责任、 信念、继承、独立的思索和建设中才能重新得到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 义，才能确定他们存在的位置和身份，才能建立个人的秩序和信心， 如此他们才有分离权力的独立人格，如此他们的存在才是充实站立的 具有尊严的“人”的存在。这是中国良知重建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 个人自救重立的过程”---《伟大的工作》
关于中国的知性，一平在巴金一文指出另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民众的愚昧，其迎合 中国的极权与暴行，他们是它的基础与土壤。故此，毛说“依靠群 众”，群众是“文革”的功能和具体实施者。这个问题是中国传统文 明的一个欠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被排于“知”外。中 国传统中上层阶级对于“知”的垄断，最终成为断送中国文明的根源 ——群众以暴力对之摧毁。太平天国已经体现了一次，“文革”是又 一次，它彻底摧毁断送了这一文明。这是一次历史逻辑的总清算和报 复。因此，于现代中国要重建文明的秩序，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最 终要把“知”归还给人民，使民为“知”者。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需 要漫长的时间，需要经济的发展，文化及教育的高度普及提高，这是 民族“知性”长久而根本的任务。而在这期间，中国知性的责任只能 由知识分子所承担。命运如此。”
三
今天文革过去六十年了， 为什么纪念文革，其意义是什么？
一平认为是中国文明的重建。
他强调说 “中国近两世纪之悲惨惊天地泣撼鬼神。可是在两个世纪中，我们 的苦难并没有凝聚为文明，反之文明的因素却不断地流失，因此我们 总是灾难接连灾难。想想吧，持续了近两百年的灾变、战争、革命， 难能有个喘息。至文革，登峰造极，中国野蛮残酷到极至。80 年代， 历史颤动了一下，我们于是离开惯性，开始想一想。但发现，我们已 经没有了文明的能力。首先我们已经不能以文明的目光、言辞记忆、 判断、阐释、叙说我们的经历。我们置身荒蛮，呲牙偻骨而不自知。 我感慨中国的不幸总是白白地流失。文明已毁于我们的内心，这是真 正的悲哀。如何找到一个立点，恢复内心的力量，让文明之光渗入血 迹，使苦难成为文明的经验，以至精神呢？并将之交予后人，使他们 走出往复之灾难，人道地生活。这是我的期愿，也是我的痛苦。当然， 这些问题甚复杂，有关政体，却又不全然。两百年来，这是一部文明 的持续倒塌，并非单能以主义解决。我们的处境远比俄国、东欧、二 战德国和犹太人困难复杂得多，可以说人类从未经临过如此之困境。” ------《废墟上的家园》
文明是困难的，它意谓人与黑暗、野蛮、残暴的顽强对抗。人 类赋予文明那么多伟大崇高的言辞，投以那么多的精力财富，只是由 于它的困难。但是文明从来不是自然的，而是以生命 为代价的努力。文革中，由于文明的基本原则的颠覆，所有的科学、艺术、知识、思想、教育、书籍都变得没有意 义，此教训至为深刻。在近两个世纪的中 西文明冲突中，中国经历了惨痛的灾难。今天，我们在塌毁后的废墟 上，即没有了传统，也没有学到西方。国家依极权而控制， 人以求生欲望而生存，这是中国的基本状态（这里我说是基本，而不 是全部），也是它的潜在危险。不错，中国的经济有了显着的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忽视它的非文明的人文状态，无视它蕴涵的危险和暴力， 那就是放弃文明的责任。中国恢复文明甚为困难，我们有太多的破坏 和残酷，社会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和仇恨。中国也依然面临世界多重 文明的冲突和困境。而人也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对之有清楚的认识和 决断，无疑我们依然会在困惑中。人类文明各有不同，但人性大体相同，无论文明有怎样的分歧差异，但它们的基本原则 有其一致。儒家有仁，基督教讲爱，佛教主慈悲，这都是对生命的维 护，对人的保护和关爱。在社会群体间，制止人彼此间的侵犯、伤害、 杀戮、侮辱，将人彼此的恐惧、疑惑、对立、仇恨传为友善、信任、 互助、爱这是文明的首要功能。当毛把革命作为目的，把仇恨斗争作 为原则，把暴力作为方式和手段，人类文明的根基便被颠覆，中国陷 入无休止的人与人的敌视、恐惧、仇恨、迫害和杀戮。
在漫长的中国历 史中，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他们优秀的道义传统。上 一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由“五四”走至文革，这本身即包括对虚无历 史和文明的惩罚。 眼下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是强权控制，一方面是内部的文明 空虚，这是长期文化的破坏和极权统治的结果。
一平注意到“文革后，我们常常惊讶人们讨论的问题如此简单和幼稚，许多重大突破和“真理”几乎就是常识。一个民族的眼界，思想，精神，判断能力怎么会退化到如此地步，而且是精英？两千年前，中国人也没有这样智力低下。这是集权下对思想，言论禁锢的结果。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不仅在于他们的悲惨遭遇，还在他们的心被扼杀，由于麻痹而致死”因此，中国知识 分子需要在各个领域分离权力的控制，承负良知的责任，独立地思考发出声音，逐步恢复中国社会肌体的文明因素，建设中国文明的 未来。在此中国的危困之际，知识分子负有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由良而言就是建立以“仁”为本的原则、意识和规范，恢复人的健康 的信念精神和社会的有机关系及秩序，使中国回到道义、理性、宽容 的文明社会，适应“人”的存在和生活。良的建立需要知的保证。
一平对文革的反思和重建文明的思考强调了记忆和宽容的关系。他说“是的，人类的历史不能忘记，需要永久的记忆。因为人由过去来界定规范现在和未来。丧失过去意味文明的放弃和颠覆。但是，我们 一定要避免把记忆变为仇恨，把过去作为敌视和报复。而人在历史的 记忆述中，很容易走到这里。无需讳言，人类的历史大部份是彼此的 敌视和杀戮。所有伟大国家、民族和文明的由来都建立于对他者的杀 戮、征服和毁灭。因此，在我们强调“记忆”这一概念的时候-特别是 人对不幸的记忆，同时要看到其会带来偏狭极端，导致仇恨和报复 的危险，这在人性之中。
记忆不是为了清算，而是为了标界文明的现在和未来，为 了人不再杀戮，不再仇恨，不再迫害，不再生活在恐惧与黑暗之中； 为了给人以安宁、友善、保障、和平与尊严。因此，记忆必须要有最 终的仁道目的，及清醒的理性和充分宽容的精神为前提。这就是文明 对历史的要求，人由历史对“人”的建立。无此历史的叙述只会是重 复它的血腥。
需要注意，仇恨是坏东西，是毁灭的力量。中国的仇恨积蓄得太多了，这是中国的危险，需要警惕。
一平在后期通过不断地阅读，思考，他的文字大量的融入了宽和，悲悯，救赎的成分。
譬如他在和王康，郑义，北明的交流 讨论中常常引用英国诗人奥登的一句诗“ 把诅咒变成葡萄园”（穆旦译）。
是啊，希望一平善良，正直，宽恕，悲悯的情怀可以被传播，我们得以在大地，在自己心中，种植起一座座葡萄园。
在那里
罪恶将被洗涤埋葬
血泪伤痛会被抚平
那里仁爱之花常开
文明正义精神永存
2026 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