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下的信仰：中国政府对地下天主教会的迫害
王红云
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多国已经将宗教自由作为基本人权的一部分写入宪法和法律。然而，在中国，信仰仍旧是一项受控的特权，而非自由的权利。尤其是在天主教的语境中，所谓的“地下教会”——即不受中国政府控制、忠于教廷（罗马教宗）领导的教会群体——长期遭到打压与迫害。中国政府以“维稳”“反渗透”“非法宗教活动”等名义，对这些信徒和神职人员采取拘留、监控、强迫注册、甚至失踪等措施，严重侵犯了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
一、地下天主教会的形成与坚守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始终试图将所有宗教活动纳入国家控制。1957年，中国成立“天主教爱国会”，宣称中国教会应独立于罗马教廷，任命主教无需教宗批准。这一举动直接违背了天主教会的核心教义——即教宗为全世界天主教徒的最高属灵权威。因此，许多忠于教宗的神职人员和信徒拒绝加入爱国会，转而在秘密中继续信仰生活。这些被称为“地下教会”的组织，在严密的政治高压下，依然顽强地存在并传承福音。
地下教会的存在不是政治反叛，而是良心的坚持。他们不参与政变、不鼓吹暴力，仅仅是拒绝将属灵的忠诚转移给世俗政权。他们渴望与普世教会合一，保守传统信仰，然而正是这份忠诚，却被中国政府解读为“非法宗教组织”的证据。
二、中国政府的系统性打压
政府对地下教会的打压是系统性、长期性的。其手段包括但不限于：
1. 强迫神父和主教加入爱国会：许多地下神父被迫签署声明，承认教宗只是“精神领袖”，实际的教会事务应由国家管理。这种强制脱离罗马的行为，完全违背教义原则。
2. 监视与拘禁：政府常年监控地下教会神职人员的动向，许多人被强制失踪、秘密拘押。例如河北地下主教苏志民2003年被拘留，长达多年音讯全无，后证实在无任何公开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
3. 取缔地下聚会点：各地政府以“无证宗教场所”为由，取缔地下教会的聚会点，甚至暴力拆毁建筑。2018年河南省许多地下教堂被强行封闭，圣像、十字架被打碎，信徒被驱散。
4. 对信徒的胁迫与骚扰：不仅神职人员受害，普通信徒也常被单位、学校、社区施压，被迫放弃信仰。孩子被禁止参加教会活动，甚至在家庭中传教也可能被视作违法。
这些措施背后，是政府对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欲。宗教若不能为政权服务，就必须被消灭或改造。在这种逻辑下，信仰成为“问题”，良心成为“隐患”。
三、中梵协议的双刃剑
2018年，中国与梵蒂冈签署了一项临时协议，允许双方就主教任命进行某种合作。虽然该协议的具体条款始终未向公众公开，但其签订被一些人视为“中梵关系的破冰之举”。然而，事实却表明，这一协议并未改善地下教会的处境，反而使其更陷入困境。
协议签署后，中国政府进一步施压地下教会成员，要求他们“顺服新秩序”，而教廷方面出于对外交和解的期待，对这些打压行动多保持沉默，甚至要求一些地下主教“让位”给政府任命者。这种背弃使地下教会陷入宗教与政治、忠诚与妥协的双重压力，原本以为教宗会为他们发声的信徒感到极大失望。
虽然教廷强调协议是为了“保障信徒牧灵需求”，但当协议被用作合法化政府干预教务的工具时，地下教会成了最大的牺牲品。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上的生存空间，也失去了宗教上的道义支持。
四、宗教自由与普世人权
宗教自由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明文规定的基本人权之一：“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私下，以教授、实践、礼拜和戒律来表现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拒绝承认这种自由具有“不可剥夺”的性质，而是将其解读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然而在实际中，所谓“法律”早已沦为政权打压异见与独立宗教的工具。官方教会的存在本身就是政府操控宗教的表现，而地下教会的坚持，恰恰是对人类基本良知与信仰自由的守护。
批评中国政府对地下教会的迫害，是基于一个全球共识：任何国家都不能以政权之名，践踏个人良心的自由。信仰是人的内在权利，不应被政治工具化。
五、十字架下的坚持
在中国的广袤土地上，成千上万的地下天主教徒，依旧在艰难中维系信仰。他们深知信仰的代价，也明白顺从国家就能“获得平安”的诱惑。但他们宁可失去地上的安宁，也不愿背弃天上的真理。他们的存在，像一根刺，扎进极权意识形态的自信中；也是一束光，照亮人类良知的底线。
中国政府必须认识到，真正的社会稳定，绝非通过压制差异与操控意识来达成。一个尊重信仰自由的国家，才能赢得人民的真正忠诚与国际的尊重。而地下天主教会的存在，不是对国家的敌意，而是对信仰的忠诚。这份忠诚，比任何宣传更真实、比任何统战更坚定。
我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状况，为被迫沉默的信仰者发声。信仰不能也不应是罪。愿那些在地下的教会，有朝一日能够在阳光下自由祈祷，不再惧怕政府的耳目与铁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