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九六四:一场未竟的民主梦与当代沉默的反思
——三十六年后,我们还在等待觉醒
李聪玲
1989年6月4日,一个令中国人痛彻心扉的日子。三十六年过去了,广场上的鲜血早已干涸,但那份追求自由、民主与尊严的信念,仍然在海内外的良知者心中燃烧。然而,今天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当前的民主运动,是否仍延续了当年的勇气与激进?还是早已在中共的高压统治与信息黑墙中被驯化?是独裁者的暴力镇压压弯了人民的脊梁,还是人民主动选择了沉默和苟活?
1989年春,北京风起云涌,源起于悼念胡耀邦的学生自发集会,迅速演变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民主运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西安、哈尔滨……百城响应,百万民众走上街头,举着“反腐败、要民主”的横幅,喊出“打倒官倒”、“新闻自由”、“还我人权”的口号。
这是中国百年历史上最接近“民主革命”成功的一次群众性政治行动。 与辛亥革命相比,它的非暴力性质令人肃然起敬;与文革相比,它的目标是光明与正义,而非仇恨与斗争。而后发生的,却是震惊世界的暴行——中共动用野战军,出动坦克机枪,血洗天安门广场。根据不同渠道的统计,至少数千人遇难,上万民众被捕、失踪。一场本可以改写中国命运的民主起义,就这样被坦克履带碾碎,被官方谎言湮没。
六四之后,中共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信息封锁。学生领袖被追捕、海外流亡;参与者被关押、边缘化;“六四”两个字从教材、新闻、网络中彻底消失,成为一个集体失忆的符号。今天的中国,许多年轻人甚至不知“六四”为何事。在中共的高科技审查体系下,任何与“坦克”、“1989”、“天安门”、“悼念”相关的字眼都被屏蔽封锁。一个政权如果如此惧怕历史,正是因为它深知——那是一段它最无法面对的罪行。
中共不是不懂民意,而是畏惧真相。一旦“六四”的真相被重新揭开,其合法性将彻底崩塌。这三十多年,中共从未放松对异见的打压,从709大抓捕,到打压维权律师、封锁网络言论、胁迫港人言论自由、对新疆、西藏施行种族压制,乃至今日对大学生、媒体人、宗教群体无所不控。它深知,只要有人还记得“六四”,就有人有勇气反抗。
然而让人痛心的是,相较于1989年那代青年的激情与牺牲,今天中国民间的反抗声音却愈发微弱,甚至沦为无声。有人说:这是中共的高压统治所致。的确,当前中国的监控科技和舆论控制之严密,远远超过1989年。今天,你的手机、微信、搜索记录都可以成为“犯罪证据”。哪怕仅仅是发一篇文章、转发一张图片,都会被拘留、封号甚至“被消失”。但高压并非全部解释。一种“犬儒主义”的社会心理,才是真正可怕的流毒:人们相信一切都是假的,相信正义永远不会到来,相信“保命要紧”。他们宁愿沉溺于短视频、消费主义,也不愿关心政治,不愿承担哪怕一点公民责任。
更令人失望的是,连曾经象征“良心”的大学生群体,如今也在中共的洗脑与压力下集体沉寂。曾经站在天安门前怒吼的,是他们的前辈;而今天的他们,却在互联网上骂“民运是境外势力”。难道我们真的变了吗?不,我们只是麻木了,选择了忘记。而“选择忘记”的代价,是未来也会被遗忘。
在中共的严密封锁之下,海外成为“六四”记忆的最后堡垒。从“六四纪念馆”到“全球纪念集会”,从“支联会”到“中国民主党”,无数流亡者在坚持。他们失去了祖国、亲人、身份,但没有失去信仰。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海外民运多年发展缓慢,人数有限,声音微弱。西方政府因经济利益与中共妥协,而一些华人群体甚至被中共渗透、反向污蔑民运是“反华”。民主斗争在国外也变得艰难与孤独,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毫无意义。每年六四当天,香港维园的烛光曾经汇聚十万人(直到2020年后被全面禁止);今日,洛杉矶、纽约、台北、东京、温哥华等地仍有人悼念死难者。这些,就是火种。我们相信,只要火种未灭,就有再度燃起的那一刻。
今天我们纪念“六四”,不只是缅怀过去,更是自我拷问——我们还能不能像那一代人一样,为了自由挺身而出?如果说中共的统治是一堵高墙,那民众的沉默则是自筑的牢笼。打破这层牢笼,靠的不是一两个英雄人物,而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勇敢发声、拒绝合作、唤醒他人。每一个拒绝被洗脑的青年,每一个在饭桌上敢讲真话的父母,每一个在社交平台传播真相的人,都是觉醒的一部分。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是代价高昂的接力棒。1989年的人做了他们该做的事,今天的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牺牲。
“六四”是中共无法抹去的伤疤,是中国人无法逃避的命运之问。我们今天的沉默,可能是恐惧的表现,也可能是麻木的体现。但历史从不善待沉默者,它只记得那些曾经呐喊、曾经抵抗的人。纪念“六四”,不仅是对死者的尊重,更是对生者的警醒。我们必须相信:有一天,真相会重新被书写,正义会重新站立,而中国人,也终将再次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