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的阴影：中国即将面临的乱世图景
陀先润
新年伊始，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人们即将面临的末世，究竟是何等模样？这将是一个远超北洋时代恐怖的乱世。回溯北洋时期，那是个军阀割据的年代，虽然战火连天，但每个地方势力都自成一体：他们握有枪杆子，建立政府，征收税收，甚至怀揣政治理想。譬如陈炯明，这位广东军阀追求地方自治，曾在省内推行联邦制实验，试图通过自保来避开全国性纷争，避免生灵涂炭；张作霖则野心勃勃，从东北的土匪起家，凭借掌控铁路和军队，一步步扩张地盘，梦想称霸中华；吴佩孚更以“护法”为旗帜，率军南下，意图统一全国，却在直奉战争的硝烟中败北。这些军阀并非单纯的武夫，他们吸引了各自阵营的文化精英和专业人才——吴佩孚帐下，就有大批知识分子为其出谋划策，设计高效的税收体系和军事策略，推动地方经济。他们的战争往往局限于兵对兵、将对将的较量，对普通百姓尤其是城市居民的影响有限。那时的北京街头，报纸还能自由发行，知识分子如胡适和鲁迅能在不同势力间游刃有余，创办学校和杂志，推动新文化运动。为什么北洋乱世竟孕育出那么多大师？因为每一种思潮都能找到庇护，每一股思想都能在某个军阀的羽翼下绽放。技术人才更是备受优待，那些军阀急需枪炮和军工实力来扩张版图。这场景，宛如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大繁荣：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孔子周游列国，孟子游说诸王，墨子发明攻城器械，各国竞相招揽贤才，推动科技与哲学的井喷。
然而，未来的末世将截然不同。它表面上看似地方割据，却缺少真正的强权领袖和政治组织。共产党的长期铁腕控制，让地方丧失了军队调动权。从江泽民时代起，武警部队被逐步重装化，但指挥权始终牢牢攥在中央。周永康时期，武警甚至配备了坦克师和机动师，但这仅是为维稳服务的工具，而非地方自治的保障。到了习近平时代，地方武力更是削弱到极致，任何试图私自调动的举动，都会被视为叛乱，迅即镇压。未来的割据，不会是军阀间轰轰烈烈的厮杀，而是通过户口限制、准入壁垒和公安系统的铁网，以“保护本地利益”为幌子，进行行政和人员流动上的悄然割裂。这种苗头，已在2020年疫情中显露无遗：记得湖北与江西交界的那座大桥吗？桥上，湖北警察试图护送本省民众过境，江西警察却手持盾牌和警棍，严阵以待，甚至爆发推搡和叫骂。新闻画面中，江西民众在社交媒体上群情激奋，高喊“不让湖北人进来，保护我们自己！”这不过是借疫情之名的割据雏形。想象未来：上海可能竖起电子围栏，限制外省人进入，理由是“资源紧缺，本地优先”；广东或许设置智能关卡，监控所有外来车辆，扫描身份证后自动放行或驱逐。这样的离心离德，将如野火般蔓延。
乱世的导火索，在于中央强权的崩塌——枪杆子和钞票的双重失效。当中央无力大规模转移支付，养活那些贫穷省份和民族地区时，这些地方将从不满转为公开离心。譬如西部省份如贵州或云南，每年依赖中央数千亿元补贴，一旦经济链条断裂，这些资金戛然而止，当地官员会第一时间抢占本地资源，封锁边境通道，防止外来人口分羹。枪杆子的不稳，更体现在军队遭受重大挫败上，比如台海战争陷入泥潭。试想：如果解放军在登陆台湾时惨败，损失数万士兵和数十艘舰艇，军中将士会开始质疑中央的命令。虽然表面上还领取军饷，但实际执行力如沙堡般崩塌。地方镇压随之松懈，现在的端倪已现：从疫情后期起，群体事件如农民工讨薪或环保抗议，往往异地调警，因为中央已不信任本地力量。2019年的香港事件，便是这种模式的预演——中央从内地抽调武警增援，绕过本地警队，直接介入。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种乱世将群龙无首，缺乏任何政治理想。思想界已被彻底清洗，任何胆敢宣扬政治愿景的人，不是锒铛入狱，就是神秘失踪。基础教育几十年的洗脑工程，让年轻人从小背诵“爱国主义”口号，却实际培养出服从机器；二十多年的民族主义纵容，更是酿成排外狂热，却无组织能力，无法接纳真正的信仰传播。结果，便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民间互害如病毒般扩散。回想上海封城时的小区乱象：居民在微信群里互相举报谁偷偷出门买菜，谁私藏多余物资。有一个真实故事流传：一位上海中年妇女，因为抢购大米，与邻居大打出手，她尖叫着抓挠对方的脸，最后报警将邻居隔离，自己却在群里得意炫耀“多亏我机智，抢到了最后几袋”。西安封城更惨，孕妇流产事件更发，民众在网上互喷“你为什么不听话？活该！”乌鲁木齐大火后，居民短暂上街呼喊，却很快转为互害：有人举报邻居藏酒精，导致更多火灾隐患，社区如战场般分裂。
试想一个普通家庭在这种末世中的煎熬：小李一家，四口人，蜗居在北京郊区的一个老旧小区。乱世初现，中央转移支付中断，地方开始割据。小李失业了，因为外省工厂倒闭，他试图开车去河北找活计，却在关卡被拦下——公安扫描他的身份证，冷冰冰地拒绝：“非本地户籍，禁止入内。”家里粮食告急，妻子抱着哭闹的孩子，眼睛红肿：“我们怎么办？孩子都饿瘦了。”小李冒险偷渡，爬过铁丝网，途中被本地民兵发现。这些民兵不是正规军，而是官员豢养的私人保安队，名义上维稳，实则如土匪般抢劫。小李被棍棒打伤，鲜血淋漓地爬回家，却发现邻居已举报他“外逃企图”，警察上门搜查，抢走最后一点存粮。妻子绝望中加入小区互助群，本以为能交换物资，谁知群里全是陷阱：有人假装分享食物，实际是钓鱼执法，引诱别人暴露。小李的孩子发烧，无药可医，因为医院大门上贴着告示：“优先本地患者，外地一律后排。”最终，一家人在互害中崩盘：妻子为救孩子，偷偷举报另一个家庭藏药，换来一瓶青霉素，但那家庭反击，半夜砸门放火。小李在火光中惊醒，抱着孩子冲出，鞋子都来不及穿，身后是熊熊火焰，整个小区已成炼狱，居民分成小派系，持棍持刀互相抢夺。这不是虚构的噩梦，而是基于疫情预演的残酷推断——长春封城一年多，居民默默挨饿，没人上街；腾冲近两年，民众在饥饿中蜷缩，却无反抗之声。
为什么会如此惨烈？不像刘仲敬的四分五裂论，而是中国不会彻底解体，但普通百姓将承受更深刻的苦难。高官们仍旧锦衣玉食，他们有私人仓库堆满进口粮食，有武装护卫环绕别墅；底层民众却在互害的泥沼中挣扎。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源于历史和现实的严谨推断。中国问题的解决，必将伴随暴力与流血。有人不信，嘲笑他偏激：“胡温时代经济腾飞，党内会越来越民主，怎么可能乱？”
这个末世，将持续到何时？直到血流成河，新旧势力在拉锯中找到平衡。或许，在血泊中，会诞生小团体：一个基层官员组织“自保联盟”，高喊“地方优先”的口号，吸引饥民投奔。但初期仍是无序混乱，小民如蝼蚁般无助，只能深陷互害。从疫情几年看，中国百姓绝不会轻易起义。他们会默默流血，血漫过脚面时无动于衷，浸到脚脖子还强忍，只有堆积过腰，大家在恐惧中预感淹没，才会爆发。那时，已是深渊底部。
这个末世，是行政割裂与民间互害的诡异结合，比任何历史乱世更阴冷。它不是英雄的史诗，而是小人物的悲歌。或许，在无尽的黑暗中，会闪烁新希望的火苗，但代价，将是山河染血。人们必须警醒，准备直面风暴。